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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 张静如主编

 
《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秩序与意义》(美)张灏著 高力克等译 页数:267 出版日期:1988
《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日)近藤邦康著 丁晓强等译 页数:263 出版日期:1988
《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运动》(美)施瓦支著 李国英等译 页数:381 出版日期:1989
《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美)纪文勋著 程 农,许剑波译页数:319出版日期:1989
《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王跃,高力克选编页数:219出版日期:1989
《启蒙的价值与局限——台湾学者论五四》萧延中,朱艺编页数:246 出版日期:1989
 

经济学家杂志:美国在向“左”转?

 
由于一系列悲剧性错误,布什这位近期历史上最保守的美国总统,很可能要让位给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但是,有媒体认为美国的向“左”转并不那么值得庆贺:一个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也许要可怕得多。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1日一期刊发一篇题为《美国会向左转吗?》的文章,要点如下:
对布什来说,总统任期正在变成一个由意外结果组成的悲剧故事。在外交政策上,布什试图改变伊拉克、中东和美国的名声,而且的确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却不是他所追求的那种影响。如今,国内政坛似乎在重演这一幕。布什曾试图将自己在2000年和2004年取得的胜利变成共和党的霸权。但这位近期历史上最保守的美国总统,很可能会把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机器开下悬崖。
在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这台机器七次让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布什和他的战略家卡尔·罗夫曾梦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不让民主党人上台,但现在他们的期望值要低很多。在去年夺回国会控制权后,民主党人正朝着在2008年夺回总统宝座的方向前进。在民意调查中,共和党人里面只有鲁迪·朱利亚尼看起来有竞争力,但他的竞选活动又没有希拉里·克林顿和贝拉克·奥巴马那么老练。目前,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民要远远多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即使在国家安全这样传统的保守主义问题上,民主党人也更得选民的信任。他们还为年轻人、独立人士和拉丁美洲裔人士提供了一条广阔的出路。
布什本人很容易被当成替罪羊。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卡特里娜飓风、拉姆斯菲尔德、阿布拉莫夫、关塔那摩监狱、利比成了无能、极端和任人唯亲的代名词。然而,这位布什总统可不是一只好替罪羊。他没有背叛右派,而给了右派想要的一切,包括大幅度减税和任命保守派法官。布什许多最严重的错误都得到了保守派选民的支持。外交政策中的一些傲慢做法来自于纸上谈兵的新保守派斗士;“拯救”植物人特丽·夏沃的倒霉尝试则是由基督教右派人士推动的。就连布什所信奉的“大政府保守主义”实际上也得到了大多数共和党议员的认同。
就外交政策而言,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欧洲盟友现在就开始庆祝是不明智的,原因有两个。首先,一个更加“民主党化”的美国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并不得人心。民主党人不光在医疗问题上逐渐左倾,在贸易问题上也是如此;一个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很快就会让全世界的穷国为布什的离任感到惋惜。同样,许多欧洲国家也许渴望看到一个不那么喜欢干涉他人的美国;但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超级大国也许要可怕得多。
其次,即使向左转,美国仍将是国际舞台上的一股保守力量。希拉里也许会被堪萨斯州的脱口秀节目说成是共产主义者,但假如把她和法国的萨科齐、德国的默克尔、英国的卡梅伦或其他任何所谓的欧洲保守派人士摆在一起,在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上,希拉里都比他们更加右倾。与欧洲的一般主教相比,她提到上帝的次数更多。至于外交政策,民主党的主要候选人都同样坚定地支持以色列,没有一个人排除过攻打伊朗的可能性,奥巴马也许会把矛头指向巴基斯坦,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把权力拱手让给多边组织。
在民意调查结果中很引人注目的一个发现是,大多数美国人都很不信任政府。40年前,他们曾反对一名左倾的领导人牵着他们的鼻子转;如今,他们不得不忍受同样的情况,只不过这次是右倾。在民主国家里,政治变革通常只在人们回顾它的时候才变得显而易见。1968年,当美国陷入另一场费力不讨好的战争时,没有哪位自由主义者认为尼克松的“南方战略”是长期右倾路线的一部分。当这一切变得一目了然时,大多数美国人才迫切希望改变方向。现在也是如此。(来源:新华网)
 
 

福建教育出版社“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

  这套丛书在网上只查到1、2、3、4、7辑的名字。
第一辑《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作者:陶飞亚,吴梓明  出版时间:1998年05月     
第二辑《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作者:史静寰,王立新  出版时间:1998年07月     
第三辑《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作者:黄新宪 出版时间:2000年04月     
第四辑《教会大学与神学教育》作者:徐以华 出版时间:2000年05月     
第七辑《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作者:刘家峰,刘天路 著 出版时间:2003年12月     
 
另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08月出版的《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人文社科新论丛书》(陶飞亚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书系”:《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19-1937)》(作者:美·邢军)、《文本实践与身份辨识: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中文著述(1583-1949)》(作者: 李炽昌)

上海古籍出版社“晚清民国学术书系”

 
《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章清著
《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增补本)》高瑞泉
《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罗志田著
《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陶飞亚
《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桑兵著
《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廖梅  

江西教育出版社“鹅湖学术丛书”

《德性源流:中国传统道德转型研究》作者:李承贵著 出版时间:2004 
《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作者:孙歌著 出版时间:2002-10-1
《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作者:尚小明著 2003-9-1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作者:陈以爱著 出版时间:2002-10-01 
《简帛佚籍与学术史》作者:李学勤著 出版时间:2001 
《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作者:杨念群著 出版时间:2001-5-1 
 《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阐释》作者:欧阳哲生著 

“新无神论”运动在美国兴起

【阿根廷《21世纪趋势》周刊7月28日一期报道】在美国,“新无神论”运动给出版商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据美国媒体报道,12个月来已经卖出了近100万册有关无神论的书。
美国市场上销量较好的无神论著作有:理查德·道金斯的《上帝的骗局》,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上帝并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化一切》,萨姆·哈里斯的《给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信》,丹尼尔·C·丹尼特的《破除魔咒:作为自然现象的宗教》和维克托·J·斯滕格的《上帝:失败的假设—科学如何表明上帝并不存在》。
“新无神论”者从自然科学,个人自由和人类平等的角度出发,否认上帝的存在。“新无神论”者认为宗教诱导人们作出暴力举动。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上帝并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化一切》被认为是向上帝猛烈开火的著作,在美国图书销售市场上大获成功,甚至在美国宗教气氛较浓的中部和南部也不例外。出版商起初印刷了4万册,但几周以后又不得不加印了30万册,预计希钦斯凭这本书可以赚到100万美元。
58岁的希钦斯是在美国煤体和政界都小有名气的杂文作家和学者,他生于英国,但在美国生活,是位多产作家。他先后撰写了22本书,经常为杂志写专栏。在电视节目上的频频露脸,也使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
甚至保守派人士也会来买他的书,因为他们想知道他都写了些什么,以便日后找到攻击他的方法。
希钦斯对宗教提出强烈批评,他写道:“文学是比宗教书籍更好的道德和思想源泉。”
所有的“新无神论”者的著作都有一个共同观点,那就是上帝并不存在,宗教是一种欺骗。
“新无神论”运动在美国引发战争论,批评者认为“新无神论”者并没有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而仅仅是对宗教进行攻击性的批评。
“新无神论”者认为,年轻人不应该接受宗教教育,他们甚至建议政府保护未成年人不要受到父母宗教信仰的影响。(参考消息)
 
 

亚洲传教士反思海外传教活动

无论如何,还是很敬佩韩国基督徒的传教精神。韩国人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25日报道】题:亚洲传教士
    在韩国,萨满教、佛教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但它却向全球173个国家派出了1万多名基督教传教士,在人数上仅次于美国。如今,几乎半数韩国人都是基督教徒。
    据说韩曙的传教士会走遍天涯海角,寻找那些最不愿意皈依基督教的人。几十年来,基督教在韩国逐渐扎下了根,各个教会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激烈。向国外派出传教士已经成为教会扩大声誉和吸引成员最便捷的方式之一。传教士去的地方越动荡,传教使命就越神圣,一些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将遭到绑架的传教士称为殉教者。
  目前,韩国民众在互联网上就这一现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韩国总统卢武铉是天主教徒,他于24日发表声明,请求博客写手不要在文章中批评传教士让韩国陷入困境。韩国泉水教会不得不向全国人民道歉,表示不应该派准备不足的信徒去完成这样的使命。然而,没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曾经因儒家思想而被称为“寂静晨曦之地”的韩国,怎么会如此迅速地脱胎换骨成为世界上最狂热的基督教国家?
                                                                          韩国人反思海外传教活动
    【韩联社首尔7月26日电】在塔利班武装分子处死一名韩国人质的消息今天传遍全国之际,韩国基督教团体围绕其到伊斯兰国家积极传教问题展开了反思和讨论。
    内部人士指出,韩国基督教徒充满激情,但缺乏策略。一些基督教徒缺乏经验、准备不充分,往往不了解当地的规定和习俗。
    在阿富汗遭绑架的韩国人大多二三十岁,来自首尔附近的泉水教会,他们利用暑假到阿富汗进行为期10天的援助活动。韩国官员指出,这些人忽视了许多重要问题,如果他们对问题加以重视,就不会遭遇这样的劫难。
    他们从喀布尔前往坎大哈,却没有向当地警方报告。坎大哈以前是塔利班的据点,安全一直很成问题。通过他们驾驶的汽车款型,当地人就知道他们是外国人。韩国外交通商部和国家情报院曾告诫他们不要去那片危险的战乱地区,但他们未予理睬。
    媒体报道绑架事件后,网上出现了大量批评他们的信息。
    韩国基督教协会前主席朴钟纯(音)说:“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反省一下我们目前的状况,重新考虑我们将把传教工作引向何方”。
    他指出:“韩国传教士充满热情,但缺乏策略。做传教工作要为人谦逊,要学会倾听当地人以及在那里的其他传教士的想法……我们使用‘精神战’一词,但这并不是说对当地居民发动战争。我们在传达上帝的话语时不能像搞斗争一样。
    虽然许多基督教徒没有指责泉水教会,但他们普遍认为,志原者应当遵从政府的指示。韩国许多基督教会都向动荡地区派遣了志愿工作者和传教士,泉水教会只是其中之一。
    首尔汝矣岛福音堂发言人金奎源(音)说:“政府禁止基督教会做一些事件,教会应当遵规定。”(参考消息)
       

皖浙边界争端百年难决


  山的这边是浙江,山的那边却是安徽。多少年来,这里的老百姓可以谈婚论嫁成为亲戚,也可以为争夺一棵树、一分地而大打出手。很多时候两地政府也束手无策,甚至因此而产生隔阂。如何实现边界稳定,当地老百姓和政府都期盼解决。
  昨日,浙江的临安、淳安、安吉和安徽的宁国、歙县、绩溪六县(市)的政法委书记,以及来自公、检、法、司各部门的一把手会聚临安,他们的任务就是签订一份“打造平安边界协作意见”,目的是通过综治协作,联手解决边界稳定难题。据悉,这种直接由各地党委出面,签订边界协作意见的做法,在全国尚属首次。
  有专家认为,浙皖六县(市)“边界综治协作模式”对我国其他地区打造“平安边界”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边界矛盾:一个延续百年的老话题
  现在的浙川村和永来村完全连成一体了,一条小溪从村中蜿蜒而过。村民们依稀记得,这条小溪曾经是两个村的分界线。小溪北边是浙江,小溪南边是安徽。
  村口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杭徽古道”从这里起步。很多年以前,桥上原来有一块“界碑”,这块界碑是这里分隔浙皖两省的唯一标志。
  村民们永远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争斗,这块“界碑”就是在那场争斗中,永远地沉入村口的水库。
  陈怀辉老汉是浙川村的老支书,就是发生争斗的那年,他第一次当上了村里的支部书记。
  “浙川村和永来村都有三百多年的建村历史。几百年来,不管哪朝哪代,老百姓的争斗从没平息过,相互争得最多的是山权和地界。”陈怀辉说。
  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等因素,自古以来,村民们基本上靠“族长联调制”来调解。要是遇到难以调和的矛盾,往往就由各自“族长”出面,这是当地最高级别的调解,纠纷双方不得不接受。但如果连族长都谈不拢,一场族人与族人之间的械斗就在所难免。
  “唯有依靠官方建立长效的边界维稳机制,才能确保长治久安。”临安市政法委副书记程炳贵说。
  接边维稳:村民自治走向官方协作
  安徽省的歙县、绩溪、宁国与浙江省的临安、淳安、安吉六县市的边界线相互交接。为有效调解边界矛盾,去年7月份,浙皖六县(市)的政法委负责人就坐下来商量,怎样联手推出统一的、全方位的协作机制,维护接边地区的稳定。
  经过近一年的商讨,今日,浙皖六县(市)的政法委书记在《打造平安边界协作意见》上郑重地签了字。由此,浙皖六县(市)“边界稳定工作联合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临安市政法委成为该委员会的第一个轮值单位,该市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卞吉安成为该委员会第一任主任,任期一年。
  根据协作意见,轮值单位除了召集每年一次的联席会议外,在遇到群体性事件或涉及接边稳定的重大问题时,还得随时召集临时联席会议。
  临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卞吉安说:“签订协作意见,成立联合指导委员会,目的就是想从根本上,淡化各职能部门和老百姓心目中‘地方保护’的主观意识,使大家在工作中形成一个有效的协作整体。‘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联合化解接边地区的矛盾纠纷、预防和打击该地区的犯罪,做到优势互补、齐抓共管。”
  安徽省政法委副书记马大伟则认为:“浙皖两省唇齿相依,签约的六县(市)在地域特征、人文环境、地方民俗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在协作中完全能够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对于浙皖两省来讲,是一项双赢的举措。”
  四个协作机制
  为保证联合协调委员会的战斗力,该协作意见确立了四个协作机制:一是警务协作机制,二是检务协作机制,三是司法协作机制,四是联排联调协作机制,分别由各县(市)公、检、法、司四个部门负责落实。通过这四个机制,六县(市)在预防打击接边地区犯罪、联排联调接边矛盾等方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同时,协作意见还明确,各县(市)必须把接边协作工作纳入各责任单位的综治考核,对防范措施不落实、责任不到位、发生情况不报告或协调不得力、处置不妥当,而导致边界地区发生重大群体性纠纷或重大治安问题的单位,在综治考核中予以扣分,并追究责任人的相关责任。 (杭州日报  记者 胡岚 管光前 杜方云)
 
 

山东文献集成

    
《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50册),韩寓群主编,2006年12月,定价:25000元
地方文献丛书的编刊,在我国是有传统的,形成了古籍丛书的一大门类,如《岭南遗书》、《畿辅丛书》、《山右丛书初编》、《辽海丛书》、《关陇丛书》、《安徽丛书》、《湖北先正遗书》、《湖南丛书》等等,都称得上一省文化之标志。可是,山东作为一个文化大省从没有像其他几个省份那样,编印出足以标志山东文化的“山东丛书”,这一个遗憾,在《山东文献集成》问世后,得到了很好的弥补。

山东历史上产生的著述在一万种以上,数量庞大,具备选编地方文献丛书的优越条件。2005年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学典院长、杜泽逊教授提出编纂《山东文献集成》的计划,山东省人民政府特批立项,成为山东省政府重大文化工程。《山东文献集成》由韩寓群任主编,朱正昌、展涛等任副主编,王学典、杜泽逊任编纂处主任、副主任。全书计划搜集山东先贤著述1000种,主要收入流传未广而又价值较高的稿本、钞本、刻本等,影印出版。非山东人士所撰关于山东的重要书籍,亦酌予收入。共分四辑,精装十六开本200册。

  2006年12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辑50册,收书179种,以名家未刊稿本、钞本为主。其中经学著作有清卢见曾《读易便解》(清钞本)、清牟庭《周易注》(钞本)、清张尔岐《书经直解》(清钞本)、清牛运震《尚书评注》(清钞本)、清宋书升《尚书考》(稿本)、清王守训《诗毛传补证》(稿本)、《春秋地理补考》(稿本)。语言文字学著作有清王维言《方言释义》(稿本)、清时庸劢《单县时氏音学遗著》三十八种六十二卷(稿本)。金石学著作有清刘喜海《古泉苑》一百卷(清稿本)、清翁树培撰、刘喜海补注《古泉汇考》(稿本)、清许瀚《许印林先生吉金考释》(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钞本)、《攀古小庐砖瓦文字》(王献唐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释文初草》(稿本)、《捃古录金文考释》(王献唐钞本)等。史部著作有清李文藻《恩平程记》(稿本)、《长途备忘录》(稿本)、清杨以增撰、杨绍和辑《杨端勤公奏疏》(清稿本)等。集部有清高凤翰《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斅文存稿》(清刘喜海藏精钞本)、清孔广栻辑《海岱人文》三十三种(稿本)、清蒲松龄《聊斋文集》(清抄本十一册、稿本一册)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些珍贵的稿本、钞本,大都未曾刊印过,学术界难得一见。

  济阳张尔岐是清初著名经学家。顾炎武曾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对张尔岐评价很高。但张氏教授乡里,生前著述多未刊行,今影印其《书经直解》清钞本,对《书经》之诠释,深入浅出,细致入微,显示出张氏深厚的经学功力。诸城刘喜海为金石学大家,久负盛名,其《古泉苑》一百卷,系清稿本。又大兴翁树培《古泉汇考》,从未刊行,刘喜海在书眉作了详细批注考释,是计划刊印而未成的原稿本,书中还保存了著名金石学家利津李佐贤、福山王懿荣的手批,更加珍贵。王献唐先生曾说:“大兴翁氏《古泉汇考》与刘氏《古泉苑》、李氏《古泉汇》并为泉学巨制,李书已刻行,此与《泉苑》迄未付梓,学者以不见为憾。”刘氏《古泉苑》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翁著刘批的《古泉汇考》原件保存于山东省图书馆,今将二书一并影印,可谓中国古钱币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音韵学大家时庸劢,曾是著名金石学家吴式芬的门人,对清代音韵学家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人的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独到的古音体系。王献唐先生认为:“他的功力和新颖见解,在清代二百六十年内,具有山东全省的代表性,同时也有全国的代表性。”但时氏音学遗著沉埋一百多年,几乎不为人知,此次全部影印问世,将为研究中国音韵学提供一大批崭新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有清一代的音韵学成就提供更为广泛的可靠依据。日照许瀚为清中叶著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和校勘学家,龚自珍《己亥杂诗》称赞他“北方学者君第一”。但一生潦倒,著述多未刊行。王献唐先生作为日照后学,曾努力搜访借钞,在1931年前后集为《许印林遗书》,计21种,一大函。在七十余年后影印问世,实现了老一代文献学家的宿愿。

  对山东文献的系统搜集整理工作,前人早已开始。以诗歌而论,乾隆间卢见曾辑刻《国朝山左诗钞》六十卷,收入清初山东诗人620余家的诗作,同时宋弼辑《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乾隆三十六年李文藻刻印,收明代山东诗人431家,张鹏展辑刻《国朝山左诗续钞》三十二卷《补钞》四卷,上继卢氏,收山东诗人747家的诗作。道光间余正酉又辑刻《国朝山左诗汇钞后集》三十九卷,收入山东诗人389家的诗作。合计以上四种,共得近五百年间山东诗人2187家,每人都系有小传。其中绝大部分人物没有别集传世,其姓名亦不见经传,因此这四种前后蝉连的地方诗歌总集,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对研究山东古代文学史、古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历史,都堪称资料渊薮。此次将四种总集配齐影印,有着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

  有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著述,尽管曾经印行,但流传仍十分稀少。例如莱阳姜埰、姜垓兄弟,在明末清初都有重要影响。姜埰《敬亭集》有光绪十五年山东官书局刻本,尚不难得。其弟姜垓在崇祯间曾建言除掉题名碑上奸臣阮大铖的名字,南明弘光间阮大铖得势,欲杀姜垓,垓乃变易姓名,逃到宁波,明亡后隐居苏州。姜垓的集子《流览堂残稿》六卷,经其后人四处搜集,于宣统二年由莱阳通兴石印馆石印。这个普普通通的石印本,十分罕见。值得指出的是,该书有王懿荣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作的序言,三个月后八国联军进北京,王氏就以身殉国了。这篇序言《王懿荣集》没有收录,其子王崇焕作的《王文敏公年谱》也只字未提。该序对研究王懿荣显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山东文献集成》有三个特点,一是规模大,收书1000种;二是选择未刊稿本、抄本多,而且质量高,其学术价值因而也较高;三是影印出版,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古书原貌,对读者十分重要。由《山东文献集成》的影印出版,笔者联想到近二三十年间地方文献整理工作的状况。笔者发现,许多地方文献整理出版工作缺乏总体规划,规模很小,零打碎搞,质量更是参差不齐。笔者认为,《山东文献集成》的这些做法对新时期地方文献整理工作具有示范意义。 (程远芬 中华读书报 2007年7月25日)

  

一个法西斯式的意识形态幽灵正在全世界出没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文章:“发展主义”应被送进死亡意识形态博物馆——让穷国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美]威廉•伊斯特利/编译 朱捷)
我们必须意识到,强行让世界的穷人接受一个刻板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尝试,已经悲惨地失败了。
一个黑暗的意识形态的幽灵正在全世界出没。它几乎同上世纪惨淡收场的旧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一样具有致命危害。它助长了我们时代一些包括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在内的最危险的趋势。这就是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发展意识形态。
发展并非只有惟一答案
同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发展的意识形态试图对解决从贫困和文盲到暴力和暴君的所有社会问题,提供一个面面俱到的最终答案。像一般意识形态会有的特征那样,它表示只存在惟一一个正确答案,而且不能容忍任何分歧。它从一个普遍理论为每个人推导出了这个惟一答案。这个普遍理论据称适用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地方。发展的意识形态甚至拥有它自己的知识界。这个知识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专家组成。
这个“正确答案”开始时意味着“自由市场”,而且对贫困世界来说,它被定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告诉你要做的任何事。但是非洲、中亚、拉丁美洲、中东和俄罗斯的反应,却是抵制自由市场。
抵制的情绪如此严重,以至于让其他意识形态在这些地区开始获得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在阿根廷金融危机期间的行动带来的结果是,委内瑞拉领导人乌戈·查韦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热烈欢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玻利维亚苛刻的规章制度,为该国新社会主义总统莫拉莱斯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在中东,1980年~2001年间1540亿美元的外国援助、45项结构性调整货款和“专家”建议,造成了人均GDP的零增长。
发展专家将贫困视为纯粹技术问题
发展主义的专家们将贫困视为一个纯粹技术性的问题,认为有待于通过工程学和自然科学来解决,而忽视了诸如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些混乱的社会科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明星经济学家萨克斯计划以数百个专家干预行动为特征,以解决穷人的各种问题——从绿色肥料、哺乳教育、自行车到太阳能系统、艾滋病孤儿的学校制服和风车。富国对世界贫困悲剧的关心,结果是喂肥了国际援助机构。
发展主义还拥有另一个特征:它渴望是科学的。为贫困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被看成是一个科学问题,能由专家来解决。他们总是确信自己知道答案,强烈地排斥不同意见,而到后来行不通了再改变他们的答案。在精神病学中,这被称为“边缘性人格障碍”。对发展主义的专家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答案首先是财政援助性投资和穷国的工业化,然后变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政策改革,然后是整顿腐败这类老一套问题,然后是全球化,然后是“减少贫困战略”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不幸的是,发展的意识形态帮助任何国家获得实际发展的记录,相当令人沮丧。该意识形态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最具影响力,但是这些地区的情况却最差。而那些不理睬发展主义者的地区,则发现了本土特色的通往成功的道路。在过去40年中最成功的国家所走的道路,经常明显违背了当时专家们所说的东西。例如东亚的小老虎们在上世纪60年代选择了外向型的道路,而当时的专家一般都认为应该对自己的内部市场进行工业化。中国并不是上世纪80年代自由市场的杰出代表,但它在25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迅速增长。 
穷国要走自己的路
很少有人意识到,1776年的美国人同今天的非洲人(平均来说)有同样的收入水平。然而,同所有当今的发达国家一样,美国很幸运地在发展主义者出现之前就逃脱了贫困。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安妮·克鲁格的话说,发展在富裕国家中“刚刚发生”。乔治·华盛顿不用同援助伙伴打交道,不用接受他们的结构性调整,或者为他们准备减少贫困的战略论文。
历史证明,个人自由地进行选择,并为他们自己的选择负担成本和收获利益是多么的好。这些个人包括寻找更自由道路的政界人士、活动家和商业人士。
应该把这种发展的意识形态打包起来装进箱子,并送到死亡意识形态博物馆里去,放在法西斯主义的展位之后。我们必须意识到,强行让世界的穷人接受一个刻板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尝试,已经悲惨地失败了。幸运的是,很多贫困的社会正沿着它们自己的道路走向更大的自由和繁荣,真正的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文章来源: 青年参考)
 

关于美国的新书扫描

     1、《沙漠黄昏——即将来临的沙特石油危机与世界经济》,[美]马修·R.西蒙斯,华东师大,2006.11,39.00元
  2、《这就是纽约》,[美]E.B.怀特,上海译文,2007.01,20.00元3、《重游缅湖》,[美]E.B.怀特,上海译文,2007.01,22.00元
  4、《杰弗逊先生的学堂》,[美]盖瑞·威尔斯,河北教育,2006.11,22.00元
  5、《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思想与社会”第六辑),上海三联,2006.12,39.00元
  6、《生活之道》,[英]威廉·奥斯勒,广西师大,2007.02,39.60元
  7、《一个美国人的少林之道》,[美]史蒂夫·德玛斯科,当代中国,2007.01,24.00元
  8、《低价不是法宝:零售骄子塔吉特如何分庭抗礼沃尔玛》,[美]劳拉·罗利,上海远东,2007.01,27.00元
  9、《对冲基金风云录》,[美]巴顿·比格斯,中信,2007.01,42.00元
  10、《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加拿大]马修·弗雷泽,新华,2006.12,29.80元
  11、《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美]弗朗西斯·福山,社科,2007.01,15.00元
  12、《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回忆录》,[美]贝内特·瑟夫,人民文学,2007.02,30.00元
  13、《美国与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英]巴里·布赞,上海人民,2007.01,25.00元
  14、《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美]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新星,2006.12,35.00元
  15、《布什战争内阁史》,[美]詹姆斯·曼,北京大学,2007.01,39.00元16、《集体暴力的政治》,[美]查尔斯·蒂利,上海人民,2006.12,24.00元
  17、《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美]赫伯特·D.克罗利,江苏人民,2006.12,25.00元
  18、《哲学俱乐部:美国观念的故事》,[美]路易斯·梅南德,江苏人民,2006.12,25.00元
  19、《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美]卢瑟·S.路德克,江苏人民,2006.12,32.00元
  20、《自相矛盾的民族:美国文化的起源》,[美]迈克尔·卡门,江苏人民,2006.12,18.00元
  21、《老钱:富人的精神起源》,[美]尼尔森·W.奥尔德里奇,重庆,2007.01,32.00元
  22、《法律的尊严: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思考》,[美]桑德拉·戴·奥康娜,法律,2006.12,30.00元
  23、《雅致的精神病院:美国一流精神病院里的生与死》,[美]艾克里斯·宾恩,上海人民,24.00元
  24、《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张振江,人民,2006.11,25.00元
  25、《美国的困局与出路:新世界的无序状态与谎言》,[美]邝本德,文汇,2006.10,38.00元
  26、《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王金虎,人民,2006.10,30.00元27、《五月花号》,[美]克里斯托弗·希尔顿,华夏,2006.09,29.00元
  28、《“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美]W.布莱福特,华东师大,2006.06,12.00元
  29、《美国总统全书》,[美]威廉·A.德格雷戈里奥,社科文献,2007.01,99.00元
  30、《贪婪的智慧——从为人不齿到受人尊敬的投机史》,[美]查尔斯·R.盖斯特,上海财大,2006.10,38.00元
  31、《市场、群氓和暴乱——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美]罗伯特·门斯切,上海财大,2006.10,30.00元
  32、《嗜书瘾君子》,[美]汤姆·拉伯,上海人民,2007.01,20.00元
  33、《扫起落叶好过冬》,林达,三联书店,2006.10,38.50元
  34、《美国的激情、权力、政治——乔治敦女士俱乐部》,[美]大卫·海曼,东方,2007.02,34.00元(文章全文
 

The Clash of Emotions

Dominique Mo?si
Summary:  The world today faces not only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but a clash of emotions as well. The West displays -- and is divided by -- a culture of fear, while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s are trapped in a culture of humiliation and much of Asia displays a culture of hope.
Dominique Mo飐i is a Senior Adviser at the Institut Fran鏰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IFRI) in Paris. 
Fear, Humiliation, Hope,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hirteen years ago, Samuel Huntington argued that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as about to dominate world politics, with culture, along with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ideology, becoming a geopolitical fault line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Summer 1993). Events since then have proved Huntington's vision more right than wrong. Yet what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sufficiently is that today the world faces what might be called a "clash of emotions" as well. The Western world displays a culture of fear,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s are trapped in a culture of humiliation, and much of Asia displays a culture of hope.
Instead of being united by their fears, the twin pillars of the We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 more often divided by them -- or rather, divided by how best to confront or transcend them. The culture of humiliation, in contrast, helps unite the Muslim world around its most radical forces and has led to a culture of hatred. The chief beneficiaries of the deadly encounter between the forces of fear and the forces of humiliation are the bystanders in the culture of hope, who have been able to concentrate on creating a better future for themselves.
These moods, of course, are not universal within each region, and there are some areas, such as Russia and parts of Latin America, that seem to display all of them simultaneously. But their dynamics and interactions will help shape the world for years to come.
THE CULTURE OF FE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 divided by a common culture of fear. On both sides, one encounters, in varying degrees, a fear of the other, a fear of the future, and a fundamental anxiety about the loss of identity in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world.
In the case of Europe, there are layers of fear. There is the fear of being invaded by the poor, primarily from the South -- a fear driven by demography and geography. Images of Africans being killed recently as they tried to scale barbed wire to enter a Spanish enclave in Morocco evoked images of another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East Germans were shot at as they tried to reach freedom in the West. Back then, Germans were killed because they wanted to escape oppression. Today, Africans are being killed because they want to escape absolute poverty.
Europeans also fear being blown up by radical Islamists or being demographically conquered by them as their continent becomes a "Eurabia." After the bombings in Madrid in 2004 and London in 2005 and the scares this past summer, Europeans have started to face the hard reality that their homelands are not only targets for terrorists but also bases for them.
Then there is the fear of being left behind economically. For many Europeans, globalization has come to be equated with destabilization and job cuts. They are haunted by the fear that Europe will become a museum -- a larger and more modern version of Venice, a place for tourists ... (From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7  Article preview: first 500 of 2,098 words total.)

世界感情冲突  多米尼克·莫伊西  (吴万伟 译)

13年前,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说“文明冲突”将主宰世界政治。从那以后的事件已经证明亨廷顿的观点正确比错误多。不过,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感情的冲突。”西方世界表现出了恐怖文化,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则陷入羞耻文化,而亚洲许多地方则表现了希望文化。
  美国和欧洲被同一个恐怖文化所分开。在大西洋两岸,人们看到不同程度上的恐惧别人,恐惧未来,和对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上失去身份认同和把握自己命运的根本性焦虑。
  说到欧洲,那里有一种主要来自南边的穷人入侵的恐惧。欧洲人还担心被极端伊斯兰分子毁灭,或者被他们在人口数量上征服,因为欧洲变得越来越成欧罗比亚(Eurabia)。接着就是担心被在经济上抛在后面。最后,他们还担心被外来强权,即使是友好的盟友(比如美国)或者被没有面孔的力量(如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控制。
  失去控制的某些感觉在美国同样存在。人口数量上的恐惧虽然有点缓和,仍然很明显存在。美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担心经济上的衰落,(虽然他们担心外购)但是他们想到身体上的衰落,比如肥胖的困扰,预算,庞大的财政赤字,精神上的衰落,失去海外冒险的热情,越来越怀疑国家的目的。当然9-11袭击后,美国人对安全开始过分关注。
  欧洲人试图通过逃避和妥协的结合保护自己免受世界的威胁,美国人则试图通过在海外根源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布什政府高调和乐观的言辞背后隐藏着的是美国对9-11袭击的反应让美国比从前更加让人讨厌的清醒的现实。比如,美国在伊拉克的干预行动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多。
  与此同时,穆斯林世界陷入衰落已经几个世纪了。当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伊斯兰处在顶峰。但是当西方文艺复兴开始后,伊斯兰就开始不可阻挡的衰落了。
  穆斯林认为在阿拉伯的心脏地带成立以色列国家是他们衰落的最终标志。对于犹太人来说,以色列的合法性是多方面的。它结合了宗教诺言的实现,国家身份认同的实现,和国际社会对犹太人承受大屠杀灾难的补偿。但是对于阿拉伯人来说,这是在反殖民主义风起云涌时刻,西方殖民主义强加于人的时代错误的逻辑。
  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居难解难分的冲突帮助感到羞耻的文化变成感到仇恨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的国家性质开始转移到最初的宗教基础,也就是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冲突,甚至是伊斯兰也整个西方的冲突。
  伊拉克日益严重的内战和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的斗争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了许多穆斯林的仇恨意识,这个意识被伊朗和它的盟友充分利用和煽动起来。经济上赢家和输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差距的扩大进一步让这个问题雪上加霜。
  羞辱文化同时也延伸到了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移民。2005年秋天法国发生的暴乱就有基本上社会经济根源,同时也是沮丧的人对口口声声在理论上人人平等在实际上却做不到的社会不满情绪的大爆发。
  在西方和中东争吵不休的时候,发展的信心转移到了东方。经过了两个世纪的相对衰落,中国正在恢复理应得到的国际大国地位。中国集中经济发展同时避免冲突的政策为北京赢得了物质利益和国家尊重。至于印度,在现代史上第一次作为独立和重要的大国登上国际舞台。虽然两者都面临很多问题,但是当今的乐观主义是真实的,只要发展继续下去,乐观主义也能一直保持。
  考虑到全球感情冲突,西方的首要任务必须是认识到穆斯林世界的羞辱文化对欧洲和美国威胁的本质。不管是妥协还是武力本身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展开的战争羞辱文化无法胜利,但是西方可能输掉的战争,如果继续分裂,背叛自由的价值,缺乏对法律和个人的尊重。西方的挑战不是寻找如何让温和的伊斯兰对抗极端主义力量,而是要找到如何鼓励在穆斯林社会充分认识到希望和进步,以避免绝望和愤怒把民众送到极端分子的怀抱。
  在这方面,巴以冲突好像就是世界未来的一个缩影。以色列是西方,周围是梦想从危险地区逃离和重新进入希望文化的羞辱文化。但是首先必须找到解决巴勒斯坦人问题的方法,不然逃离就是不可能的。同样的,欧洲和美国要寻求永远消除恐惧,就只有在找到方法帮助穆斯林世界解决自身问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译自:“The global clash of emotions ”Dominique Moïsi http://www.iht.com/bin/print.php?id=3898842
The global clash of emotions Dominique Mo?si
Thursday, December 14, 2006
PARIS: Thirteen years ago, Samuel Huntington argued that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as about to dominate world politics. Events since then have proved Huntington's vision more right than wrong. It would be more correct, however, to speak of a "clash of emotions." The Western world displays a culture of fear, the Arab and Muslim worlds are trapped in a culture of humiliation, and much of Asia displays a culture of h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 divided by a common culture of fear. On both sides, one encounters, in varying degrees, a fear of the other, a fear of the future and a fundamental anxiety about the loss of identity and control over one's destiny in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world.
In the case of Europe, there is the fear of being invaded by the poor, primarily from the south. Europeans also fear being blown up by radical Islamists or being demographically conquered by them as their continent becomes a "Eurabia." Then there is the fear of being left behind economically. Finally, there is the fear of being ruled by an outside power, even a friendly one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r a faceless one (such a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Some of the same sense of loss of control is pres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ic fears are mitigated, but they are clearly present. Americans do not fear economic decay the way Europeans do (although they worry about outsourcing). Yet they, too, are thinking of decline — in their bodies, with the plague of obesity; in their budgets, with the huge deficits; and in their spirit, with the loss of appetite for foreign adventures and a growing questioning of national purpose. And of course after 9/11, Americans are obsessed with security.
Whereas Europeans try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the world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escapism and appeasement, Americans try to do so by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at its source abroad. But behi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forceful and optimistic rhetoric lies the somber reality that the U.S. response to 9/11 has made the United States more unpopular than ever. The U.S. intervention in Iraq, for example, has generated more problems than it has solved.
The Muslim world, meanwhile, has been obsessed with decay for centuries. When Europe was in its Middle Ages, Islam was at its apogee, but when the Western Renaissance started, Islam began its inexorable fall.
Muslims saw the creation of the state of Israel in the midst of Arab land as the ultimate proof of their decline. For Jews, the legitimacy of Israel was manifold; it combined the accomplishment of a religious promise, the realization of a national destiny, and compensation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a unique crime, the Holocaust. For Arabs, by contrast, it was the anachronistic imposition of a Western colonial logic at the very moment decolonization was getting under way.
The unresolved conflict between Israel and its neighbors has helped turn the culture of humiliation into a culture of hatred. Over time, the conflict's national character has shifted to its original religious basis — a conflict between Muslims and Jews, if not a clash between Islam and the West at larg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deepening civil war in Iraq and the fighting in Lebanon between Hezbollah and Israel has reinforced a sense of outrage in many Muslims that has been fully exploited by Iran and its allies. And globalization, with its expansion of the gap between economic winners and loser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problem.
The culture of humiliation extends to the Muslim diaspora in the West as well. The riots in France during the autumn of 2005, for example, had an essentially socioeconomic origin, but they were also a lashing out by the disaffected against a society that claims to give them equal rights in principle but fails to do so in practice.
As the West and the Middle East lock horns, confidence in progress has been moving eastward. After two centuries of relative decline, China is recovering its legitimate international status. Its policy of concentrating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avoiding conflict seems to be earning Beijing both material benefits and international respect. As for India, for the first time in its modern history it has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as both an independent and an important power. Difficulties abound for both, but the optimism today is real and seems likely to last as long as growth continues.
Given the global clash of emotions, the first priority for the West must be to recognize the nature of the threat that the Muslim world's culture of humiliation poses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ither appeasement nor force alone will suffice. The war that is unfolding is one that the culture of humiliation cannot win, but it is a war nonetheless and one that the West can lose by continuing to be divided or by betraying its liberal values and its respect for law and the individual. The challenge is not figuring out how to play moderate Islam against the forces of radicalism. It is figuring out how to encourage a sufficient sense of hope and progress in Muslim societies so that despair and anger do not send the masses into the radicals' arms.
In that regar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appears more than ever as a microcosm of what the world is becoming. Israel is the West, surrounded by the culture of humiliation and dreaming of escape from a dangerous region and of re-entry into a culture of hope. But it must find a solution to the Palestinian problem first, or else the escape will not be possible. So, too, Europe and America seek to permanently banish their fears but will be able to do so only by finding a way to help the Muslim world solve its problems.

[转载]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六脉神剑”

 作者:夜郎带刀     
  武侠小说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的奇幻仙侠、郑证因《鹰爪王》的帮派技击、王度庐《鹤铁五部曲》的男女悲情、白羽《十二金钱镖》的社会综艺、朱贞木《七杀碑》的奇诡推理各具特色,而且文笔功力均不俗,为新派武侠综艺侠情的奠定了基本套路,新旧的简单划分无法割裂前后传承。诚然,文笔繁冗、结构拖沓、思想观念陈旧是旧派武侠弊病,但侠义精神、情节模式、人性真情等等内在的武侠小说特有要素不仅不逊色于后辈作家,甚至犹有过之。新派武侠起于五十年代中期,金庸、梁羽生在香港扛起大旗,起点最早、成就也最高;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三剑客”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以及上官鼎、云中岳、柳残阳、独孤红、慕容美、萧逸等人在宝岛众剑齐出,走出了不同于金、梁的综艺侠情武侠道路,毕竟金庸、梁羽生的才情不是信手拈来的;60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古龙另辟蹊径,终于从大武侠的格局走出,带来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变革,终可与金庸分庭抗礼,古龙风风靡一时;七八十年代,深受古龙影响的温瑞安,将自己的才情注入武侠,带来了新派武侠诗意化;九十年代,黄易异军突起,以玄幻、修真的因素带来武侠新鲜血液,与此同时,深受漫画影响的《风云》系列以魔幻、奇幻色彩展示了武侠的多样可能;大陆武侠在网络化时代终于走上前沿,孙晓、凤歌、小椴、沧月、杨叛等人的共同努力,使新武侠在玄幻修真小说大行其道之时保持着生机和活力。看看新派武侠发展历程,大致可以理出这六条脉络,其间交叉、重合、创新是难免,只能说是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六脉神剑”。  
  第一脉:金梁天才  
  金庸,将武侠带进社会主流的一代宗师,其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对社会大众的影响潜移默化。虽然已近半世纪,仍旧长盛不衰,无论文笔功力、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内涵底蕴至近无人企及,十五部作品好像是挖绝不尽的宝藏。虽然古龙的影响一再冲击,但其还是稳居盟主宝座。《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飞狐外传》还略带草莽气,处江湖之远不忘江山;至《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建立江湖大格局,已可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笑傲江湖》对自由的憧憬、《天龙八部》对命运的感叹、《鹿鼎记》对武侠乃至历史的反讽,彻底把武侠推上至今无法企及的高度。其它的中短篇,《侠客行》、《连城诀》、《雪山飞狐》、《白马啸西风》剑走偏锋,余味无穷;《鸳鸯刀》、《越女剑》因为篇幅过短,更多因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而被人们熟知。  
  梁羽生,《龙虎斗京华》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所建构的武侠世界丰富多彩、精彩纷呈,文笔功力相当不俗,诗词歌赋的本领当属第一,奈何既生瑜何生亮,和金庸同时出道注定了其尴尬的地位。究其原因,大概是作品平稳有余、灵动不足,格局甚大、内蕴欠缺,起点较高、突破较小,当然这只是和金庸相比,较之其他名家作品层次明显高出一个层次。梁羽生努力在建构自己的武侠体系,30多部作品大致都有脉络可循,历史感很强。
  义和团系列:《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牛刀小试,可能因为选择的背景缘故,还难以开山立派。
  唐系列:《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慧剑心魔》,以安史之乱为时代背景,融入了很多唐传奇故事,颇为不俗;《女帝奇英传》重新演绎武则天,悲剧色彩甚浓。
  宋系列:《狂侠天骄魔女》—《武林天骄》—《飞凤潜龙》—《鸣镝风云录》—《瀚海雄风》—《挑灯看剑录》—《风云雷电》,以民族斗争为背景,格局甚大,草莽气甚浓,可惜欠缺名篇佳作,略显沉闷。
  塞外系列:《游剑江湖》—《牧野流星》—《弹指惊雷》—《绝塞传锋录》—《剑网尘丝》—《幻剑灵旗》,虽也有家国情仇,但江湖味道多了些,人物形象也多元化。
  天山系列:最能体现梁羽生水平的系列,以明清为背景,以天山派为主线,名篇佳作甚多。《还剑奇情录》-《萍踪侠影录》-《散花女侠》-《联剑风云录》-《广陵剑》—《白发魔女传》-《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冰魄寒光剑》- 《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冰河洗剑录》-《风雷震九州》-《侠骨丹心》。
  封笔之作《武当一剑》水准般般,未出作品《武林三绝》不知真伪。
  梁氏武侠,温文尔雅又略带乏味,结构散漫、人物众多、枝节颇多但框架有序。如张丹枫、卓一航此等名士儒雅风采,如云蕾、玉罗刹如此巾帼飒爽英姿,间或金世遗、厉胜男等真性情豪杰等等众多人物刻画的丝丝入扣,没有简单的偶像化、神圣化,多了几分生气、人性。这个江湖有着历史背景的底蕴,给其提升了不少水平。  
  金庸、梁羽生都是天才,其风格无法复制,就算模仿也很难做到如此典雅凝重、清新脱俗、雅俗共赏。从现在的小椴、凤歌的作品里,隐隐有着他们的影子,但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二脉:综艺侠情  
  台湾武侠一开始就走上了与金庸、梁羽生完全不同的道路,其更多的是受到民国五大家的影响。他们建构的江湖,没有太多的历史背景,而存在于现实之外,类似金庸作品中《笑傲江湖》中的江湖大格局。他们是尴尬的一代,作品占据新派武侠小说大半江山,甚至他们建构的江湖才是大众观念中的江湖,但因为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最为人所诟病;他们是不幸的一代,金庸、梁羽生珠玉在前,古龙新派风格一统天下在后,他们始终是配角身份,甚少关注。相较而言,他们反而是最值得研究的一群。
  一品: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柳残阳、云中岳、上官鼎、萧逸、独孤红、慕容美。
  台湾三剑客是台湾武侠的霸主级人物,司马翎作品的底蕴是最接近一流的,初期《剑神传》系列还处于综艺侠情的阶段,但重视人性的刻画,卓尔不群,可惜结构过于凌乱、文笔驳杂、情感描写不太符合大众胃口。中期《剑海鹰扬》、《纤手驭龙》等作品将前期作品中江湖大一统的格局发展的日趋成熟;《霸海屠龙》、《玉钩斜》等作品又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推理斗智的道路。后期《强人》、《极限》等作品风格又为一变,更多对命运的哲思,结构散漫,情节诡异,应该算是残缺的精品。后来的黄易作品很多司马翎作品的痕迹,对人生的哲思、人物欲望的挣扎与张扬、心理推理斗智以及一些人物的原型,等等。卧龙生的名气绝对三甲之列,大量的盗版书都以他冠名,可见其作品最符合读者阅读习惯。他的作品致力于江湖大一统格局的设置,开创或者说发扬了很多武侠小说的模式,应该说三剑客前期作品他成就最高。《飞燕惊龙》、《玉钗盟》、《天香飙》绝对的武侠正宗,江湖味道最浓。《天剑绝刀》、《金剑雕翎》虽然没什么突破,但也精彩纷呈。中后期《天龙甲》、《摇花放鹰传》、《飘花令》以女性为主角,淡淡的悲情味道萦绕其中,成就颇高,可惜不被重视。诸葛青云的文笔功力、结构驾驭堪称一流,虽然背景是江湖,但人物骨子里还是还珠楼主式仙侠的味道,场景多设置在名山大川,早期《紫电青霜》堪称佳作。离奇的情节、血腥的场面、人物塑造的模式化影响很大,但相较于司马翎的推理、卧龙生的悲情,诸葛的小说欠缺底蕴,因此过多的自我重复,鲜见佳作。《金手书生》、《咆哮红颜》勉强算是佳作。单论作品质量,与其把诸葛放在一品中,还不如换成司马紫烟。但其更多的价值在于,对还珠的奇幻仙侠一脉继承发扬,风格独具一格。
  柳残阳、云中岳为江湖注入了硬朗的气息,不同于大众化的儒雅才子、少年俊侠。柳残阳更多的写黑道枭雄,打斗场景的惨烈很有点暴力美学的味道,大段大段的话剧式旁白配合表情动作难得的切合人物身份,江湖道义演绎的淋漓尽致。虽然故事情节很简单,就是以暴制暴、争抢斗狠,但行文很简洁有力,人物塑造得很成功,侧重点放在人物刻画,而不是故事情节,在综艺侠情类小说中别开生面。《枭雄》、《生死锤》、《断刃》堪称经典。云中岳可能是老辈作家创作时间最长的了,现在网络上得到很多推崇。作品草莽气多余江湖味,一般写江湖豪客,现实感较强,将历史地理知识融入其中,早期的《锋镝情潮》、《绝代枭雄》很是悲壮,不一样的江湖味道,可能就是绿林吧。
  上官鼎,三兄弟的组合很是另类,既有别开生面的恢宏架构、又有衔接的生涩漏洞。作品不多,但自立门户,不落俗套,很有点玄门正宗的味道。作品很大气,不是指格局而是底气。《沉沙谷》、《侠骨关》堪称经典。萧逸也是坚持自己风格,行文文雅中带着生涩,感觉在云中岳和卧龙生之间摇摆,现实感较强。值得赞赏的是他的创作态度,很用心的去做。《马鸣风萧萧》、《甘十九妹》堪称佳作。独孤红文笔洗炼,处女作《紫风钗》就出手不俗,作品多以明清为背景,皇宫恩怨牵扯其中,开创了“京味”武侠独具特色。《雍乾飞龙传》、《大明英烈传》是其代表作。慕容美文雅清新,温情脉脉,情趣不俗。虽然不够大气,但演绎了江湖的温和一脉,作品结构甚少漏洞,重视文笔的技巧。多以翩翩少年平息江湖祸乱为题材,文笔功力不弱于诸葛青云,更多了些轻松愉悦。《风云榜》、《烛影摇红》档次不俗。
  单论作品质量,也许司马紫烟、高庸等人不输于这九人;单论影响力,也许陈青云、李凉名气更大。但是综合各类武侠小说的特色,以及对武侠小说创作的贡献,还是选出这九人作为代表。司马翎的推理斗智、卧龙生的传统悲情、诸葛青云的仙侠流韵、上官鼎的雍容大气、萧逸的文艺侠情、柳残阳的铁血江湖、云中岳的草莽武林、独孤红的京味武侠、慕容美的温文尔雅这九大门派共同支撑起台湾综艺侠情武侠的天空。
  二品:高庸、司马紫烟、易容、玉翎燕、秦红、孙里鑫
   作品质量不逊于九大门派,可惜因为难以另起炉灶,只能屈就其下。高庸的作品部部可观,很有新意,文笔功力不俗,《纸刀》、《天龙卷》、《玉连环》都是精品之作。司马紫烟,清新流畅,既有诸葛青云的故事架构,又有慕容美的飘逸洒脱,《七剑九狐》、《六月飞霜》绝对精品。易容以为卧龙生替笔出名,其构思、文笔甚至凌驾于卧龙生之上,奈何作品太少,但凭借《王者之剑》、《大侠魂》,足以在武侠史上留美名。玉翎燕,作品既有梁羽生的凝重、写实,又有萧逸的侠情、综艺,《千里红线》、《孤剑起风雷》实属精品。秦红作品很有新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九龙灯》是难得的佳作。孙里鑫的作品别具一格,怪异又不乏古雅大气,《万里云罗一燕飞》是其代表作。
  三品:东方玉、东方英、忆文、墨余生、秋梦痕、萧瑟、雪雁、武林樵子、曹若冰
  偶有佳作,但整体格调不高。东方玉的作品质量放在二品有点勉强,放入三品有些可惜。清洁流畅、江湖味道很正宗,《纵鹤擒龙》、《一剑破天骄》可以一观。东方英很会写故事,《河汉三箫》、《烈日飞霜》颇有一气呵成之感。忆文小说颇多新意,《飞羽令》、《冷香谷》佳作也。秋梦痕延续还珠楼主海外飞仙一脉,《野火太子》、《苦海飞龙》想象力极为瑰奇。萧瑟作品多有模仿的痕迹,但《碧眼金雕》一书足以让他跻身高手行列。雪雁作品有柳残阳的痕迹,《邪剑魔星》、《风虎云龙》值得一看。曹若冰和东方玉风格差不多,《玉扇神剑》、《鬼眼劫》本属佳构,奈何瑕疵过多。  
  综艺侠情武侠是武侠小说中最大的派别,也是风格最多样、水平最参差不齐的一群。没有提到的作家还很多,有作品鲜见于大陆的,如独抱搂主、百剑堂主、谷如风;有没多关注的,如伴霞楼主、南湘野叟、鬼谷子;还有作品低劣不值一提的,如公孙梦、应天鱼。在综艺武侠的大潮中,还有三股流变值得关注。一是陈青云为代表喋血江湖的鬼派,多是复仇者形象,喋血滥杀,但却极受欢迎。简单流畅的情节、恩怨情仇的了断似乎与一般的综艺侠情武侠无甚区别,诸葛青云、柳残阳的作品中血腥场面也不少,简单的否定其流行似乎有点草率,毕竟陈青云的作品中,也有值得肯定的因素。二是李凉为代表嬉闹江湖的顽童派,以韦小宝、小鱼儿为原型,诞生了一批精灵古怪、邪得可爱的顽童形象。《杨小邪》实属佳作,文笔流畅、情节幽默、想象丰富这都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其为人诟病的色情情节描写持怀疑态度,李凉的风格在于诙谐幽默,掺杂色情描写得署名作品是否其真作还有待考察,网上署名作品究竟有几部真品还有待考察。李莫野不是有六部作品就是托其名出版的么。这一派还有个人物和李凉并驾齐驱,祁钰的《秦宝宝》以女顽童形象诙谐江湖,将柳残阳的江湖故事加入女性特有的言情文笔,值得称道。三是独孤残红、沧浪客、阳朔、戊乾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武侠,沧浪客、阳朔以续写金庸作品出名《蛟龙惊蛇录》、《九阴九阳》传播甚广。沧浪客独创的《一剑平天下》系列自然悲凉氛围、大气的架构,独孤残红《销魂一指令》系列营造的江湖故事,戊乾的一系列《传奇》都是颇有新意,但欠缺底蕴,没有摆脱综艺侠情的范畴,有建构江湖的雄心,但模仿痕迹太重。   
  第三脉:古龙新派  
  如果说金庸是天才,那么古龙就是鬼才,给新派武侠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这是后来的温瑞安、黄易都没能做到的。首先,从人物塑造上,金庸、梁羽生写侠之大者,司马翎、卧龙生众人塑造的人物很难企及,更多的是偶像化、模式化、千人一面,而古龙写侠之风流,游侠如楚留香、陆小凤、叶开,浪子如胡铁花、郭大路,极富个人浪漫色彩,真情真性。其次,情节结构方面,摆脱了大江湖格局,注入悬疑、推理等因素,注重氛围营造,情节诡奇多变、令人瞠目结舌。第三,行文方面,简洁灵动,多以短句行文故事,加以哲理旁白。第四,武功虚化,更多的氛围、心理的描写。古龙创作大概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初期的《苍穹神剑》《游侠录》等十余部作品,文笔稚嫩,尚不入流,实在和后期作品差距太大。
  第二阶段,起自《大旗英雄传》,《浣花洗剑录》、《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作品沿袭综艺侠情的大江湖格局套路,但又颇多创新,至此,古龙已经可以与台湾任何名家一较高下。
  第三阶段,古式独有风格成熟期,摆脱大江湖格局,张扬个人风采,楚留香、陆小凤、小李飞刀、萧十一郎等作品以独特的古龙风格奠定了其宗师地位。《七种武器》把江湖演绎得别具一格,《欢乐英雄》将其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血鹦鹉》融入恐怖、悬疑,《三少爷的剑》、《英雄无泪》写英雄的无奈、落寞,《猎鹰赌局》探索另外短篇武侠模式,建构起自己的江湖。叹息古龙后期身心俱疲,不少作品多由他人代笔。
  没有受古龙影响的很少,但接受其行文变革、情节诡变的多数,领会其内在酒剑精神底蕴的极少,所以,大多只学其形不得其神。龙乘风的《快刀浪子》系列从行文上几乎能以假乱真。黄鹰《沈胜衣》、《天蚕变》、《惊魂六记》系列也属精品,其中篇《风云十七剑》一气呵成、堪称佳作。丁情是古龙的嫡系传人,《那一剑的风情》等作十足的古龙味道。熊沐的《风花雪月》,文笔酷似,情节恶俗。真正能把古龙风格融入自己创作的是另外四个人:于东楼、奇儒、周郎。
  于东楼的作品质量比之古龙毫不逊色,《短刀行》堪称经典中的经典,风格自成一派,可惜作品太少,除了《碧血黄金》的两部,《侠者》只闻其名不见流传。
  奇儒,将古龙风格与其佛学底蕴融合,《蝉翼刀》写得很唯美,作品连续能自成一派,可惜自我重复过多,江山和江湖的结构框架,高手友朋的凸现不出主角色彩。
  周郎,大陆武侠的后起之秀。《奇兵十七》中篇系列以武器写爱情,文笔优美、情节诡变、构思极佳,可惜《燕歌行》、《横刀万里行》等长篇又回归江湖大格局,水准下滑。
  巍琦,《金帖侠盗》模仿楚留香,极尽古龙推理之能事,文笔洗炼,可惜仅有一部作品。  
  第四脉:温氏才情  
   温瑞安是个很传奇的人物,才华横溢,命运多变。其实,正规说,他才是将古龙风格发扬光大的人,但其温式风格独树一帜,只能另算一脉。古龙的新在于他的诡奇、温瑞安的新在于他的才情。一、文笔唯美,融入细腻的感情化文字,推动了武侠文学化。这一点古龙在《天涯明月刀》中有过努力,但并不成功。温瑞安凭借自己的才情,于细微处流露真情真性,阅读温氏武侠,至少文字上带来的是美感享受。二、行文求新求变,从字体的排列、重复、语句的设置等方面下足了功夫,探索汉字表达情感的可能性。三、情节构架大气,于大江湖格局中独辟蹊径;行文散托自然,技巧娴熟。四、与古龙塑造的人物不同,古龙多些侠之风流,温瑞安笔下写侠气,如萧秋水、方歌吟的成长,写侠义,如四大名捕为国为民。五、重视武的成分描写,不像古龙那样虚化武功,看得出温瑞安是很认真设计、构思。
  《神州豪侠》、《血河车》还是江湖大格局模式,但已经卓尔不群,内韵十足。四大名捕系列、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奠定了自己的风格。可惜得是作品系列之间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一部不如一部之嫌。有时候为变求变,注空才情、侠气的作品只是个美丽的躯壳而已。另外,温瑞安是老一辈作家中短篇写得做好的,《刀丛里的诗》、《杀人者唐斩》堪称经典。总体观之,温氏武侠文学化将武侠小说的档次、质量带上了新的高度,不再停留于编故事,而是将自己的情感宣泄到笔触,用唯美情感化的笔触表达出来。大陆新武侠的代表小椴、优客李玲、步非烟等人深受其影响,毕竟,有好的文笔不一定是好作品,但好作品一定要有好文笔。  
  第五脉:黄易玄幻
  武侠小说的发展需要天才,当人们感叹温瑞安江郎才尽,对武侠前途灰心失望的时候,黄易横空出世,将玄幻、气魄融入武侠,带来了崭新的武侠世界。一、气势恢宏,格局庞大,借助历史背景以及一些史实展现了雄浑的江湖画卷。不太重视细节的精雕细琢但掩饰不了铺天盖地的气势,人物之多、情节之长、线索之杂独步武林。二、人物的精神气质发生了转变,金庸写侠之大者、古龙写侠之风流、温瑞安写侠之才情、黄易写侠之修真。笔下人物注重修真悟道,去探求生命的奥妙,很浓的玄学色彩。浪翻云的洒脱、寇仲的霸气、徐少陵的飘逸,但骨子里的气质却是一致的,对人生求索的积极态度。三、个人欲望的张扬,没有了传统武侠的温文尔雅、知书达理,任由自己的欲望沸腾,靠武力、智慧乃至心机,近乎肆无忌惮的追求自己的目标。四、武功描写玄幻化,独具一格,自成一派。
  《覆雨翻云》中的修真悟道、《大唐双龙传》中的个人不甘命运、《寻秦记》中的跨越时空,不同程度的丰富了武侠创作的多元化,在黄易的武侠世界里,正邪之争不过是个人追求过程中的点缀。
  黄易的变革不乏追随者,龙人、无极等的大部头著作也借助了历史的恢宏气势和玄幻色彩的融入,可惜底蕴全无,不伦不类。沈默《孤独侠》等作品模仿得惟妙惟肖,可惜只是模仿而已。
  与黄易带来武侠玄幻化的同时,受漫画风影响,马荣成《风云》、黄玉郎《天子传奇》、刘定坚《刀剑笑》等作品充斥着魔幻色彩,其中《风云》系列是难得的佳作,可惜好评甚少,作者是个谜,虽然署名马荣成、丹青,但看看漫画似乎故事发生在之前,而且文笔构思局不落俗套,断浪为友成魔、几段爱情的描写很感人,聂风的无为气质、步惊云骄傲不逊,跌宕起伏、想象瑰丽的情节都独树一帜。虚拟的背景、神秘的宿命、漫画式人物、自由畅想的故事,发出了了奇幻武侠的先声。
  第六脉:大陆新武侠
  终于,大陆新武侠走上了前台。上个世纪,大陆武侠始终处于陪衬地位。和沧浪客、阳朔等人对金庸的低劣模仿、续作,陈天下对温瑞安恶意的冒充,周郎、独孤残红对传统武侠的延续不同,终于,小椴、杨叛、时未寒、沧月、步非烟、沈樱樱等人用自己的才学和探索,为大陆武侠走出了继承发扬、开拓创新多样精彩的路子。
  一、传统武侠,借鉴前辈作家的精华,将金庸的典雅、古龙的奇诡、温瑞安的诗意、黄易的玄幻、风云系列的魔幻色彩乃至综艺武侠的大江湖格局融入自己的创作。孙晓的《英雄志》在历史背景下建构江山江湖的格局同时加入人生哲思,凤歌《昆仑》的恢宏气势演绎着金庸式的江湖大格局,金寻者的《大唐行镖》将金戈铁马、脉脉温情带入江湖,小椴的《杯雪》、沧月的《听雪楼》唯美的笔触大有温式风格,步飞烟《武林客栈》、《华音流韶》颇有古龙悬疑神韵、行文之妙,又加上魔幻色彩。时未寒《偷天换日》几乎将金、古、温的风格尝试了个遍。
  二、奇幻武侠,在玄幻修真小说大兴其道之时,武侠也在探索者多样的可能。树下野狐《搜神记》、《蛮荒记》将古代神话融入其中,瑰丽雄奇,气势恢宏。萧鼎《诛仙》,将仙侠一脉发扬光大,情感化的笔触,传统的爱情,奇幻的场景,演绎不一样的传奇。江南、今何在等人共同构筑的《九洲》,借鉴了游戏的因素,构建一个虚幻的时代,虚虚实实,不乏历史悲壮史实的氛围,充满魔幻色彩。包括,沧月、步飞烟的作品中,奇幻色彩很浓。
  三、历史武侠,把武侠作为历史的一种工具。代表作,红猪侠《庆熹纪事》、随波逐流《一代军师》,写官场的勾心斗角、历史的风云变幻为主要线索,江湖味道很淡。这类作品不算多,但质量都不俗。
  四、短篇武侠,武侠彻底文学化,没有统一的风格,只是为了表达情感、展示故事。成就最高的当属杨叛,其《简单武侠》系列短篇却技巧十足,留白运用得很好,一般结尾处将情感推到高潮。沈樱樱、江南、方白羽等人也是各具特色,展示了短篇武侠的生机活力和无限可能。
  大陆新武侠的特点总的说来,一是文笔很好,技巧娴熟。金庸的古雅、古龙的灵动、温瑞安的诗意给其多样选择。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底气十足。二是多种因素融合,历史、玄幻、魔幻等等,想象力的空间有了多样创作的可能。三是认真的态度,求新的创作意识摆脱了港台武侠商业化的流俗,至少没有过滥的前后差异、托人代笔等等现象。大陆新武侠是幸运的,前辈作品给他们丰富的资源,情节故事、写作技巧、人物塑造等等取之不尽,玄幻小说又给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无所不能的解构和建构;大陆新武侠又是不幸的,网络时代文学的泛滥,让武侠小说面临着不得不变革、求索的困境,如何保持武侠小说特有的内涵,如何选择性注入新鲜血液,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始终坚信,武侠不死、热血不息,小椴、沧月、杨叛、萧鼎、孙晓们,加油。
 

回家过年

    描写过年的,最喜欢的还是鲁迅《祝福》里的开头几句,可能是因为都是浙江人的缘故罢。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 ”

给安南打分

《一片好心:“美国时代”的科菲·安南与联合国》(The Best Intentions: Kofi Annan and the UN in the Era of American World Power) 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著,法劳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6年10月31日出版,精装本464页,定价26美元。
和其他担任这个职位的人一样,刚刚从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卸任的科菲·安南也饱受争议。安南出身加纳,在其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一任期(1997-2001年)内,由于得到诸大国各方面的配合,诸事得心应手,而至第二任期(2002-2006年)则开始被各种各样的丑闻所包围,而且大国利益冲突渐多,凡事受到掣肘,真可谓寸步难行,处处不讨好。激进主义者骂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保守派则指责其爱出风头,紧要关头总与美国对着干,致使美国的民主事业常常功亏一篑,委实可恶至极。
实际上,安南的这种窘境与其说是其个人的能力或品德问题所致,毋宁说是联合国这一机构特殊的机制所致。联合国只是国家间的一个松散联合体,而非一个世界政府,它产生的决议对其成员国并无强制性的约束力,涉及安全等重大问题时,更是只有由五大国一致同意后决议方能有效。这一弱点在大国利益没有严重冲突的“好时代”尚好,在诸如冷战这样的特殊时期却是致命的--冷战时期的联合国就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可参见2006年第31期《华盛顿观察》所载笔者关于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的介绍)。
这也正是安南第一任期的写照,那时正逢冷战结束不久,联合国风光无限,最风光时,几乎世界凡有危机处,便可见到安南身影,真无愧“世界总统先生”之美誉。而到了他第二任期时,9·11事件刚发生,美国等如临大敌,联合国自此处处捉襟见肘。9·11后反恐战争被美国提高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人甚至认为它是继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值此转型中的不确定时代,各大力量蠢蠢欲动,纷纷想要作为一番。
可以说,安南的无奈正是后9·11时代世界格局进入转型期后联合国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无奈。《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知名记者詹姆斯·特劳布在安南卸任之际,推出《一片好心:“美国时代”的科菲·安南与联合国》一书,为我们记录了安南10年“世界总统”生涯的风光与无奈,我们从中也能读出联合国在这10年中所面临的机遇和危机,它的兴衰演义。
特劳布的这部著作颇有安南官方传记的意味。从2003年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安南一直让特劳布旁听自己的会议;他在会见各国高官或外出进行出访时,也经常会带上特劳布。此外,为增加特劳布对自己的感性认识,安南还为他安排了至少18次私下的采访和谈话机会,向他透露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想和看法,说明自己做各项决策背后的考虑,以及对各国一些领导人的评论等等。因此,这部书是至今为止有关安南职业生涯的最详尽和权威的著作,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也在此书中得以首次披露,比如,在1996年五大国挑选秘书长人选的时候,法国曾想否决安南,但安南最后还是用挑选一名法国人继任他此前负责的维和事务副秘书长这一重要职位作为交换条件与法国达成了妥协。
安南几乎将其一生的职业生涯全部献给了联合国。他24岁即进入了联合国,从一个小职员开始做起,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过。1993年,因为在海湾战争期间的优异表现,当时的秘书长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挑选他出任联合国负责维持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正是从这一重要的职位开始,安南陷入了广泛而持续的争议。
人们指责他对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或者说他没有能给国际社会提出足够严厉的警告--致使80多万卢旺达人在短短一个月的大屠杀中死亡;而几个月后,在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又有将近8000多名穆斯林被屠杀,在这两次事件中,当地都驻扎有一定数量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却无能为力。甚至特劳布也认为他的传主当时可以做的应该更多,比如,可以以辞职来警告国际社会。但安南没有这样做,他选择继续留下来:在他看来,留在联合国,可以为人类和平事业做得更多。
选择继续留下的安南,此后仕途一片光明。1995年,他在甚至连加利也没敢做决定的情况下,同意了美国对塞尔维亚军队的轰炸。这一行动给了美国深刻的印象,为他在一年后拿下秘书长宝座铺平了道路。
凭借着他在这个机构几十年的工作经验,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的安南如鱼得水。他甚至不顾传统,果断要求联合国尝试介入一些新的领域,比如建立在极富争议的“人权高于主权”论基础上的干涉行动,以防止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这引起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这些国家担心自己的内政会因此受到干涉。
在此期间的安南及其团队,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如:帮助诸多象东帝汶和塞拉利昂这样的战乱国家进行重建工作;扩大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维和范围和维和行动;与许多跨国公司签订合同,让他们参与到联合国的行动中来。这样,到第一任期将近结束的时候,安南为自己和他的机构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他这一时期卓越成绩的最有效说明。
但很快,随着乐于和联合国合作的克林顿被信奉单边主义的布什替代,随着9·11的发生,安南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2003年3月20日,布什政府在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之后,仍然无法说服国际社会,于是断然抛开了联合国,自组联盟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一事件给了安南十分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极有可能使他多年来的努力化为泡影。据特劳布的描述,遭受打击后的安南退缩到他在纽约的住处,开始服用抗抑郁剂,甚至一度说不出话来。他的消沉状况一直保持了好几个月,直到后来美国邀请联合国进入伊拉克,协助当地的重建工作。
厄运不止于此。在此期间,多个联合国高官,以及联合国驻多个地方的维和部队被揭发出性骚扰丑闻;此外,他在担任联合国维和事务副秘书长前后主持的针对海湾战争后伊拉克进行人道救援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也被查出存在严重的腐败行动,一时之间,安南饱受攻击,不但一直对他和联合国不满的新保守派不断要求他辞职,甚至连他属下的职员也一度举行罢工要求安南下台。
无论如何,在特劳布看来,安南至少抓住了历史给予联合国的绝好机遇,即冷战结束后,没有白白浪费掉一展身手的机会。他积极地四处出击,深入各个冲突地区不知疲倦地进行穿梭斡旋,其结果是不但使得几乎已经瘫痪的联合国实现全面复兴,更是让联合国秘书长这个原本只是“为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服务,并负责执行这些机构所制定的方案和政策”的职位,扩张成为一个风光无限的、被人赞誉为“世界总统先生”的“宝座”。
或者是为了让联合国能革故鼎新,更好地反映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的世界新形势,或者是为了让自己的联合国秘书长生涯能有一个完美的句号,也或者是仅仅为了转移公众对自己窘境的视线,安南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加快了搁置已久的联合国改革进程,包括对争议最大的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的改革,以使联合国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反恐战争,同时,防止诸如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先发制人式打击再次发生。只是仍然出于联合国机制中固有的致命缺陷,其改革计划大多陷入无疾而终的命运: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并没有出现质的变化;安理会改革则更是陷入了死胡同。
在此时从庄严的联合国大厦离开的安南,不免给人一种壮志未酬的悲壮感觉。桃花依旧,人面全非,情何以堪?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5期,2/7/2007

美国左派应对9·11负责?

《内部敌人:文化左派及其对9·11的责任》(The Enemy At Home: The Cultural Left and Its Responsibility for 9/11),迪内什·迪索萨(Dinesh D’Souza)著,达博岱出版社(Doubleday)2007年1月16日出版,精装本352页,定价26.95美元。
 
美国保守派学者、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迪内什·迪索萨的新著《内部敌人:文化左派及其对9·11的责任》是一部即使从保守派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尖锐、甚至有些偏激的作品。我们知道,在一个日益两极化的社会,一派对与其对立的另一派进行指责和攻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比如保守派就一直指称自由派是美国道德败坏、向敌人示弱的罪魁祸首。但是如这位印度裔学者一般,正式将9·11事件发生的祸根直接指向自由派的做法却是至今闻所未闻。
自9·11发生之后五年多来,美国人一直迫切地想知道伊斯兰世界之所以仇恨自己的原因,为此他们展开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辩:自由派指责是保守派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导致了仇恨,而保守派则指责是自由派的懦弱鼓励了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壮大。
然而在迪索萨看来,这样的讨论都只是停留在了枝节末叶上,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和根源。他指出,9·11的计划是在布什政府对中东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甚至在其上任之前,因为这么庞大的计划,显然需要长时间的筹备--也就是说,伊斯兰世界之所以仇恨美国,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与现在自由派所攻击的布什的所作所为没有因果关系,要搞清楚事情的根源,就必须回到9·11之前--这一视角使得迪索萨从某种程度超越了政治之争,回归至人类常识。
迪索萨指出,虽然诸如“十字军圣战”、石油利益以及对以色列的支持等等一系列的历史、经济和政治因素对伊斯兰世界产生反美主义情绪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远没有达到让他们感到危及其文化和信仰的程度,真正让伊斯兰世界感到危及其文化和信仰的正是美国的大众文化,是以无神论、堕胎和同性恋为特征的“堕落和放荡”的美国生活方式。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美国的这种大众文化,这种“堕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已经进入了伊斯兰社会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中,不仅是极端的穆斯林,甚至连温和的穆斯林都感到危机,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在发动一场针对伊斯兰而来的文化战争,从而激发了其对美国产生极大的恐惧和仇恨。
迪索萨表示,这一切其实都是文化左派--指以好莱坞明星、主流媒体和左派知识分子为首的自由派精英主导的,因为无神论、自由放荡、物质享受等,正是自由派伦理的表达,正是他们所极力宣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迪索萨认为,文化左派才是9·11发生的根源所在。他在书里这样写道,如果一定要给9·11悲剧找出一个罪人的话,那也不是布什,而是卡特和克林顿,正是卡特的外交政策和克林顿对恐怖主义的软弱反应,分别导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发生和基地组织的不断壮大。
问题在于,伊斯兰世界根本不会去了解美国国内的情况,他们只相信从美国媒体、从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美国。这是迪索萨最感到无奈的,因为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恨其实是一个误解,他们所仇恨的那个堕落、世俗的美国实际上只是文化左派通过他们的话语工具所描述和宣扬的美国而已。实际上,还存在另一个不为他们所知的美国--一个真正的美国,有着和他们一样的宗教信仰,珍惜文化传统,这个美国和他们一样正在努力反抗着自由派的侵蚀,因此,他们和美国应该站在同一个战线才是,遗憾的是,伊斯兰世界对这个美国并不了解。
迪索萨指出,伊斯兰世界的极端组织和文化左派虽然没有正式结盟,实际上却在有意识地行同盟之事:他们在信奉的理念上虽各有不同,在摧毁美国的目的上却是出奇地一致:伊斯兰极端势力利用民众的误解,挑起他们对美国的仇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文化左派则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从内部发起瓦解民众意志的运动。
文化左派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胜利:越南战争--越战对美国而言是场失败,对他们而言却是巨大的胜利,这个胜利不仅是在外交政策上使得美国不敢对外干涉达数十年之久,而且是涉及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政治上民主党左派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文化上,反战运动激发和巩固了反文化运动,取得包括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等全方位的胜利。现在他们在努力实现一场新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美国同时面临着两个战线的敌人。
有鉴于此,迪索萨认为,美国要想赢得这场战争,首先要做的是分清敌我:文化左派和伊斯兰极端组织一样,是敌人,不能再象以前那样认为他们虽然懦弱,但毕竟还是自己人。现在要做的是设法让伊斯兰世界明了,真正的美国人是他们的朋友。
从这一原则出发,迪索萨认为,布什当前所采取的方法是不明智的,因为那样只会给极端组织提供更多的借口,其结果是,即使消灭了100名恐怖分子,却会导致更多的敌人出现;而那种不合时宜的民主推广,也只会让极端势力更加壮大,就象哈马斯组织在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取得的胜利。
美国人所能做的最佳选择,迪索萨指出,是把内部与文化左派进行的文化战争拓延至全球反恐战争,竭尽所能地阻止文化左派向伊斯兰世界以及其他与西方有着不同传统的人们宣扬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代之以向他们展示那个他们所不知道的美国,向他们证明美国的保守派及多数温和自由派,和伊斯兰世界一样对文化左派的价值观和大众文化感到忧虑,当他们谴责这种价值观的时候,应该支持他们。
迪索萨认为,尤其应该在文化左派所擅长的国际舞台上击败他们,比如利用联合国“揭露左派的堕落”,与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其他人合作,遏制左派组织在全世界推动把激进的女权运动、同性恋、卖淫和色情文化变成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因为左派“推销的狭隘西方议题对世界上多数人来说在道德上是可恶的,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迪索萨表示,他以前一味沉迷于塞谬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模式,以为战争只在“我们”(西方社会)和“他们”(阿拉伯世界)之间进行,因此从没有想过将内部的文化战争和外部的反恐战争联系起来,只是在9·11后,经过对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重要人物进行了深入了解之后,他才认识到,内部的文化战争和外部的反恐战争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不消除文化左派对世界的影响,就不可能赢得反恐战争。
因此,迪索萨提出,美国必须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他提醒那些上不了前线作战的普通美国人,包括学生在内,不要以为不能和恐怖分子在战场上拼杀就出不了力,在国内和文化左派做斗争也同样是和敌人战斗。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4期,1/31/2007 
 

鲍雷恩:学术界是如何欺骗保守思想的?

吴万伟 译
尽管最近的选举结果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是保守派知识分子不断取得突破的时代,他们的能见度大幅度上升。30年前电视上唯一可以看见保守派的地方是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温文尔雅的的谈话节目《火线》(Firing Line)。如今他们出现在《与媒体有约》(Meet the Press)和《60分》(60 Minutes)上。保守派占据了电台的谈话节目,政治博客世界(political-blog universe)也倾向于是右倾的,尤其是自由意志论观点。至于说图书出版,从前保守派著作只是莱格尼里出版社(Regnery Publishing)等出版社边缘性的题材,现在的保守派作家成了畅销书作者,有些小型的保守派出版社比如伊康特出版社(Encounter Books)获得飞速发展,而主要出版社如企鹅出版社(Penguin)已经开始成为保守派的标志。到2003年,《城市杂志》(City Journal)的编辑安德森(Brian C. Anderson)能够宣称“左派几乎垄断舆论和思想阵地---长期以来让自由派观点席卷任何不同意见,就好像它们根本不值一提---的时代开始急剧下降,让人惊讶地迅速终结了。”
公共生活的益处是真实的,不过把保守派在媒体的地位看得过高是错误的。因为从另一方面说,变化其实很小。当我们评价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进入一个书籍和思想稀薄的栖息地,欣赏这些东西的最重要场所是大学校园。在大学里,保守派知识分子仍然是困难重重。他们与传播他们的呼吁,进行课程教学和研究的大学的关系仍然紧张。
这种状况对不管是自由派还是对保守派都有不良后果。正如最近的三本书,一本是主要的自由派教授所作,一本由著名的保守派专栏作家所写,另外一本是清楚可见的保守派作家所写,显示保守思想的复兴远远超越了校园的范围,虽然大学仍然拒绝在课堂讲授保守派传统,否认其学术合法性。
考虑一个课程设置方面的例子。十年前,亲眼见证压迫的思想家开始着手社会和权力运作的多方面调查。他把哲学分析和历史观察结合起来,创造出现代生活的解释,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最后得出相反的结论:个人多元的能量对抗国家控制性的行为以及理性的专家。后者就是一帮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关系的18世纪19世纪的理论家,那些社会科学家。这个思想家的结论是,这些人造成了当今时代的一些重大灾难。
问题就在这里。我不是说福柯(Michel Foucault),该描述和他吻合,也和当今学术界不那么神圣的人如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吻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哈耶克先后与时代的最主要政策罪恶社会主义政权拥抱的中央计划斗争,同时他也是保守派思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关于自由企业、个人自由和中央权力方面的权威。
不过,尽管福柯和哈耶克探讨的话题类似,哈耶克为自由市场辩护(因此他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观点对全球政治的影响远远大于福柯对于诸如精神病院和监狱等社会结构的分析,但是两个思想家在人文课程领域的地位有天壤之别。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在本领域有相当的影响,他的社会著作也进入商学院的自由派手中。但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哈耶克根本不存在。当我80年代读研究生期间,几乎没有一个星期过去而不激烈争论福柯的,可我不记得听到过哈耶克的名字。在那让人兴奋的时代,政治派别下的文化批评,学术界的人形成了全球视野和超越意识形态羁绊的先驱,但是他们的参考范围不足。从那以后一些零散的保守派中心在全国的校园出现,但是正如当前所显示的,保守派很少在人文课程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公共知识分子不那么目光偏狭,甚至有些左翼人士确实承认哈耶克的显赫地位,但是往往带有不屑一顾的味道。比如,在《上帝注视下的市场:极端资本主义,市场多元主义,和经济民主的终结》(One Market Under God: Extreme Capitalism, Market Populism, and the End of Economic Democracy (双重天出版社Doubleday, 2000))中,《阻击者》(The Baffler)的编辑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用专横的嘲弄的语调简要总结了哈耶克的遗产。他提到哈耶克的重要著作《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不过只把它轻蔑地等同于“带有纳粹罪恶的英国式社会主义”。针对哈耶克把商人看作反抗精英和顽固分子偏见的势利阶层的受害者,弗兰克不由得讽刺性的嘲弄“虽然如此,大学里的那些自由派教授仍然要把你和富豪分开的。”
更重要的是,弗兰克蔑视哈耶克是迎合企业家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公司真信徒”(corporate true believer),相信商人阶层的骗术。当然保守派会反对,尽管智囊团里和在全国报刊发表文章的保守派公共知识分子承认哈耶克是个试金石,但最近我们看到让人不安的迹象。那些参与激烈党派辩论的人好像忽略了自身的智慧传统。
人文课程中缺乏保守派思想,校园外的人对保守派思想一无所知,或者更糟糕的,把保守派看作权势者的帮工是知识界的标准特征。这些不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在说到观点和价值的时候,大学校园仍然是最重要的学习的场所,课程当然有相当的影响。大学有责任传授对形成思想深刻信息全面的个人所不可缺少的观点和作品。大学学习不仅要鼓吹和使用知识,而且还要获得并反思这些知识。大学具备足够的自主性来对待作为智慧传统一部分的任何思想,进行学术研究。
大学文本和大众文本的分别具有让人丢脸的后果。如果某个派别的观点和著作在教室里缺失,但是在市场和政府部门存在,我们倾向于解释它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它们的影响力归功于对企业或者政治有用,而不是里面包含的思想内容。如果大学不把这些著作和观点放在课程中,它们就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分析和讨论,这是值得尊重的著作和观点都应该得到的待遇。当它们远离校园,就好像没有独立的可靠性,没有必要和它们所满足的利益集团分开。
这对于保守派知识分子来说是让人沮丧的。当独特的知识分子100年前出现在巴黎的时候,它是作为对抗性的思想出现的。他们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把专业知识延伸到抗议中成长为知识分子,超越金钱和地位的诱惑成为他们代表更高尚东西的标志。能够让他们保持诚实和可靠的正是他们的独立性。能够让他们具有权威的正是在不涉及利益瓜葛的情况下形成自己观点这个事实。
这正是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困境。他们试图要代表当今时代,但是他们得出的观点被教授所忽视,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蔑视。数数“文化和社会”课程上的这些名字哈耶克,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和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计算一下中间偏左的刊物上有多少次这些名字不与金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框架是完整的,保守派思想的前奏开始和结束都处在乱哄哄的政治和金融领域,从来没有上升到思想的殿堂。
路易斯·拉潘姆(Lewis H. Lapham)的臭名昭著的2004文章“愤怒的触须:共和党宣传机构简介”(Tentacles of Rage: The Republican Propaganda Mill, a Brief History)用花哨的,铜臭味十足的细节详细列举概要。由于大学忽视保守派观点,媒体向左扭曲,如拉潘姆的故事所显示的,保守派只好运用自己的资源,比如凯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和美国遗产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刊物(《新批评》(The New Criterion)《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和媒体主持人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和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
在这个活动中,引人注目的是,策划这个计划的保守派人士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权力经纪人,当时《哈波斯》(Harper's)的编辑拉潘姆称他们为国家的“企业贵族”(corporate gentry)。这些人担忧地见证了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但是非常尴尬地对那些无法迅速转变为金钱的概念不感兴趣,他们缺乏智慧上的武器来回击。所以他们也收买了部分人,招募作家,思想家,编辑和发言人炮制反智慧主义,“为思想的血汗工厂(intellectual sweatshops)提供资金以创造政治和社会经济理论”。没过几年,那些“神圣的车间”就出版了著作,举办研讨会和媒体节目,随着意识形态著作的价码不断增加,他们聚集起来大量“迫切皈依保守派信仰的各路人马。”
我们可能对拉潘姆的某些事实发生分歧,但是只要知道他提供了那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关键的问题是保守派思想没有和权力脱离关系,或者说保守派知识分子仍然怀揣着人家的支票薄。
合法性的缺失造成了扭曲的思想环境,学界没有人能逃脱其危害。美国社会,更别提学生只能得到糟糕的服务,如果公众领域的观点没有在教室里经受概念上的,历史上的,和政治上的分析和讨论。不幸的是,课程设置方面对保守派思想和观点的关注往往是反射性的、肤浅的,根本不是对抗性的关系,很难说有任何关系。
这种堕落的气氛影响了最热情的批评性努力。最近的两本书表现了这个情形的陷阱。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的《保守派的灵魂:我们是如何失去的,怎样找回来》(The Conservative Soul: How We Lost It, How to Get It Back (哈伯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社,2006)和迈克尔·伯鲁比(Michael Bérubé)的《自由派人文艺术的自由在哪里?》(What's Liberal About the Liberal Arts? Classroom Politics and "Bias" in Higher Education (诺顿出版社(W.W. Norton 2006))讨论的内容不同,作者的政治主张也不一样。萨利文是知名记者,在经济和外交方面有保守派思想,在社会问题上是自由派,试图为公共政策上的保守主义辩护。伯鲁比是宾州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英语教授,在学术界名气很大,以自由和进步的思想驰名,有足够的能力怀疑、嘲笑同行对于世界的与世隔绝的观点,试图为高等教育中的自由主义辩护。他们反驳的对手也不同。萨利文反对自从冷战结束后一直增加的支持共和党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伯鲁比反对的是攻击大学的自由派偏见的保守派。萨利文为普林斯顿政治教授罗伯特·乔治(Robert P. George),《标准周刊》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以及其他被他列入极端分子行列的人的影响感到遗憾。而伯鲁比则哀叹由激进分子和作家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领导的反对大学的闪电战,这个战斗得到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的附和,得到学者斯坦利·罗斯曼(Stanley Rothman)和本文作者的支持。
萨利文用预测性的假设开始。随着苏联解体和1990年代全球化的兴起,一个“社会经济满足”的时代好像出现了。税率降低,犯罪率下降,政府规模缩小,市场扩大。增加的财富造成社会经济文化的急剧变化,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左派乌托邦死了。美国缺少了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理想来安抚国民的期盼。人们渴望“意义政治”,一种平静焦虑和容纳后冷战时期进步的框架。按照萨利文的说法,“极端主义(fundamentalism)时代到来了。”
他说,极端主义开始于心理政治的情绪,他的著作前半部分描述了极端主义确定性的快乐和疑虑。萨利文说极端主义者“不猜想,不辩论,不纳闷,不怀疑。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他都知道。”那些偏离基本原则的人需要得到同情,帮助或者惩罚。这里,极端主义违反了温和保守派承认全球人类的脆弱性的信条,背叛了里根和戈德华特(Reagan-Goldwater)时期的遗产。在后半本书里,萨利文简要指出了良好保守主义,采用法国随笔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谦逊和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断然接受我们无法肯定知道的东西”作为负责任的政治的起点。
伯鲁比的开始不是假设而是一段叙述。一个保守思想的学生花费一学期的时间重复反自由派的名言,伯鲁比接着说他谈论这件事非常果断、没有任何偏见。这个例子后来在他的课堂描述方面有详细的介绍,目的是显示自由思想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是怎么发生的。伯鲁比反驳自由派偏见的指控,用证据显示对学界批评的说法的夸张程度,而且提出了积极、自由的自由派教育理论。
迄今为止,对于这些书的评论集中在萨利文的极端主义者特征描述是否公平,以及伯鲁比用来反驳反学界的数据是否站得住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突出的问题是保守派传统的展现。
萨利文尊重保守派传统,称赞奥克肖特(Oakeshott(1901-90)是自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以来最著名的思想家。但是当谈到宗教保守派,或者自称保守派的宗教人物时,蔑视的味道就非常明显了。萨利文写到这种“新保守派把头脑带进极端主义者的心理”,给予把所有东西都作黑白分明的判断的顽固习惯理性思考的光环。(该症状否认自己的错误,同时极端地指责别人的错误。)因而,用他们最聪明的词语来反驳新保守派就是非常关键的。但是萨利文的许多例子是拙劣的。作为圣经极端主义的代表,他不是选择真正的思想家而是在倾向性舞台演出中的人物:电影《向上帝挑战》(Inherit the Wind)中的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大律师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的质问下晕倒在证人席是决定性的。作为关于性的自然法则理论的例子,萨利文不是选择经受多年批评的书或者文章,而是采用2005年加州巴沙迪那城市学院(Pasadena City College)的老师爱德华·费瑟(Edward Feser)写的博客日记。该博客包含这样一句“阴茎的功能是非常明显的把精子存放到阴道里面”(当然,还有撒尿的功能)萨利文评价说“对任何一个器官坚持单一功能或者作用的愚蠢”。不是很多人会不同意的。因而极端主义肯定是愚蠢和愚昧无知的。
那么,极端主义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这导致了萨利文另外一个极端主义式的弱点。自由派倾向于把保守主义和政治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让人吃惊的是,萨利文同样这么做。在他提到“新保守主义”“新保守派”和“大政府保守派”等中都显示这种联盟组合。他认为“作为政治运动的保守主义已经在很多方面变成一种宗教复兴的牵强附会”。那样的话,这个运动就不能作为保守派物种,但是萨利文仍然给予这个标签。大政府保守派是个矛盾的说法,但是萨利文使用了,可能因为大政府保守派存在于共和党内部吧。因此,萨利文不是说美国政治中出现了带有保守派色彩的宗教运动,相反,他说保守主义本身丧失了灵魂。显然,保守派传统不能承受当今虚假保守派的掠夺行为。而且这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在《自由派人文艺术的自由在哪里?》中,保守主义同样遭受了指责和侮辱。伯鲁比集中描述反学界的保守派,里面充斥着诊断性的离题的话。同性恋权利辩论“把本来讲道理的文化保守派变成了吐沫飞溅散布阴谋的狂热分子”。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发飙了,专栏作家马尔肯(Michelle Malkin)写了“可耻的”著作强迫“解释”,没有一个理性的人来支持,霍洛维茨歇斯底里地虚张声势。根据伯鲁比的说法,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精神病,“从长期看,我们只是不相信文化保守派的记录,坦率地说,我们认为他们几十年来长期虐待黑人和移民的后裔,试图从圣经中找到根据来为奴隶制和压迫妇女辩护。”
看到没有,这就是他们的逻辑,根本不讲道理,完全是疯狂愤怒的浪潮。保守派不是伯克,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艾略特(T.S. Eliot),斯特劳斯(Leo Strauss),而是奴隶主,本土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只字不提来自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Elizabeth Fox-Genovese)或者黑兹尔(E.D. Hirsch Jr)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和去世的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这些比较靠近现在的可以被称为“教育方面的保守派”的作家,完全忽略思想深刻的保守派人士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反而花费了太多的篇幅谈论保守思想的学生在福克斯电视台(Fox TV)的节目《汉尼提与考姆斯》(Hannity & Colmes)的歧视性言论,担心州议员关于“左派专制主义”等等。
对保守派教育家的忽视还折射出对教授的热情称赞。伯鲁比说他的同事们“聪明,学问高深”。许多是“让人惊讶地严格、聪慧的老师,绝大部分老师实际上做了很好的工作。”确实,右派攻击大学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工作太好了。”保守派知识分子可能嫉妒这些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因为过于分散,他们没有这些便利。但是集中在一起其实是个缺陷。在通过自己的观察评价老师们的表现时,伯鲁比跳过了保守派对高等教育最著名的批评,即批评教育后果而非自由派偏见。在关于学生们在学期中在课堂上到底学到了多少知识和技能这个问题上,最近进行的对人文科学的评价的许多证据显示和老师的说法正好相反。
有些读者可能反对我们期待自由派或者前共和党人忽略保守派传统。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达到了右翼思想家和另外一本书表现出同样的漠视和不尊重。比如,印度裔美国作家迪索萨(Dinesh D'Souza)的书《内部的敌人》(The Enemy at Home: The Cultural Left and Its Responsibility for 9/11 (Doubleday出版社, 2007))。作者是一个重要的保守派作家,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还著有《非自由的教育:校园中的种族和性别政治》(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 (Free Press, 1991))。他在学生时代就在《达特茅斯评论》(The Dartmouth Review)发表文章。《内部的敌人》继续他长期以来的党派偏见。第一段发表了严厉的指责“文化左派应该为9-11事件负责。”但是后来的篇章让读者看到了熟悉的肇事者(卡特总统的外交政策,克林顿对恐怖主义的软弱反应,民主党的妥协立场,把国家主权置于国际组织之下的左派国际主义者等)。
这些指控或许让《内部的敌人》显得是极端化时代的另外一本谴责政党偏见的书。但是该书的核心在于一个不同的观点,一种超越政治的争辩。迪索萨研究了极端的穆斯林的愤怒后发现普通的解释是不够的。十字军,美国对石油的渴望,没过支持以色列,等等这些历史和政治病原可能加剧反美主义情绪,但是它们不是穆斯林感到的那种威胁的严重程度。迪索萨指出了另外一个根源:美国的大众文化。他写到“外来者和穆斯林同样感受到西方文化深入伊斯兰世界的深度,而感到惊讶。”不是作家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波普钢琴大师赛罗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而是好莱坞电影,情景喜剧(sitcoms),流行音乐,浪漫小说,视频网站(YouTube),充斥从突尼斯到德黑兰的阿拉伯大街,不管是温和的还是极端的穆斯林都感到灭顶之灾。对于一个忠诚和节制的深刻的长老社会,大众文化的内容是罪过。在穆斯林人眼中,美国是在发动针对伊斯兰的文化战争。
正如迪索萨坚持的,或许是文化左派发动了战争。无神论,自由放荡,自我中心,物质享受等,美国文化是就左翼伦理的表达,无所不在的不顾一切的个人主义。因此,左派对2001年9-11袭击应该承担责任。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的人人自由的社会,个人可以对电视屏幕上或者广告牌上的粗俗展品排斥在外,但是在严格的宗教社会中,文化材料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普遍的诉求。“我们必须赞同好莱坞关于人性的观点吗?”伊朗一个女性官员问到。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要保护他们的信仰免受外来者的破坏。
迪索萨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僵局提出了解决办法。为了消除穆斯林的愤怒,他建议我们应该把国内的文化战争延伸到国际舞台上,向穆斯林证明美国保守派和温和的自由派像穆斯林一样对大众文化惊骇不已。为了把左派排斥在向海外出口文化道德堕落之外,当穆斯林谴责自由派价值观的时候,右派应该支持他们,应该利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舞台“揭露左派的堕落”。因为左派在“推销的狭隘西方议题对世界上多数人来说在道德上是可恶的,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这是一个吸引人的解决棘手问题的简单办法。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来自许多保守派先驱已经探讨过文化和政治紧张局势问题。考虑到没过和穆斯林社会的分歧,美国政治(主要是保守派)和美国文化(主要是自由派)的分歧,迪索萨可能激发了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到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的反文化,到参议员丹尼尔·帕迪克·摩依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总结“温和的保守派真理是决定一个社会成功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温和的自由派真理是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从自身内部挽救文化的评论传统。”
这本来能说明中东局势再次暴露了保守派探索了几十年的困境:也就是美国文化破坏美国政治的局面。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好像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取得了胜利,但是当市场对自由企业开放后,太过频繁的是他们屈服于潮水般的消费品和廉价的娱乐以至于盖过了民主理想的传播。保守派和自由派对于这种紧张关系争斗了多年,提出诸如下面的问题:当政治政策忽视文化上对变化的抵抗时,如何取得成功?当一个社会的文化产品否定了其宗教价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当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鼓励破坏性的不虔诚的行为的时候,它怎么能繁荣呢?在每个月都要产生新的货色来加速大众文化的泛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阻止大众文化的狂轰烂炸?
但是迪索萨巧妙深刻地从美国和穆斯林的遭遇重新审视了这些问题,他避免了过去的智慧。不是回头看遥远的知识遗产希望从中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充分的养料,他是回头看最近的政治背景,也就是1990年代的文化战争。结果,他发现了真正的和让人担心的困境被减弱为战役上的策略。保守派知识分子再次被学界欺骗了。
这些书的每本都让保守派传统的命运更加暗淡,当然不是因为作者们的无能。迪索萨是个聪明的知识分子坚定地迎接来自学术界左派的污蔑的大合唱。伯鲁比是个有才华的机敏的学者面对保守派的挑战,愿意和霍洛维茨打交道或者忍受批评自家人的痛苦。萨利文把学术水平和公共参与结合起来,在为了鼓舞人的知识分子的示范性的模式,在他的博客上展现在网络日常菜(The Daily Dish)。
但是,三者都忽视了对保守派传统的全面表现。没有一个人认为它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因此,他们低估了对手,忽略了被长期以来思考和讲解的最好东西,或者错过了自身观点的复杂性。不错,今天的保守派思想已经在政治环境下出现了让人泄气的偏离,不错,它威胁了学术界自由派的正统地位,不错,它误判了中东的文化差异。
但更重要的是,保守派传统仍然是观点和理论的重要源泉,是获取世界胜利不可缺少的遗产。为了取得全面的胜利,在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聪明办法时,除了保守派出版家和思想库,电视上和博客上需要更多的保守派学者。学术界需要对保守派思想进行全面的分析,既有批评也有欣赏,让保守派的著作和观点进入大学校园,进入课堂。如果课程设置扩大范围,如果保守派的传统得到巩固成为让人尊敬的一门学问,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也就是希望哈耶克能得到福柯十分之一的重视程度。
译自:“How Academe Shortchanges Conservative Thinking”by Mark Bauerlein
作者简介:马克鲍雷林(Mark Bauerlein)埃默里大学(Emory)英语教授。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id=ncqzp5rrrqg0wvq9x221nnnrv3z9mbw9

关于反战

新华社一篇文章,评论上周末美国华盛顿、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方举行的反战游行,《伊战促成反思 反战再掀浪潮》:

1973年1月27日,美国与越南就结束越南战争签订巴黎协定,美方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越方已故领导人黎德寿当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戏剧之处在于,基辛格不及反思,领取了诺贝尔奖;黎德寿不屑,拒绝领奖。34年后的同一天,即今年1月27日,大约10万美国人在首都华盛顿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城市同时举行集会和游行,要求结束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思,部分因循着对越南战争的反思。从普通平民到娱乐界人士,从职业政客到现役军人,昔日反对越战的道义力量,在如今反对伊战的进程中得以再次显现。伊战和越战,同样触动美国人的良知。(文章全文

而一个月前Slate.com的主编Jacob Weisberg于《金融时报》发过一篇关于反战运动的文章《反伊战示威者都哪儿去了?》:

在越战时期,许多学生激进分子不只反对战争,同时还同情敌方,支持他们眼中的越南解放运动。但后来的事件动摇了这种激进观点。1975年美国退出后发生了镇压,这种观点更是变得大错特错。相信美国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对道德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一次,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理想化,没有现代版的简•芳达慰问“救世主军队”活动。(文章全文

难道这么快反战势力就如此升涨了吗?

回忆我的一段论坛生涯

 
在前天(1月10日)的下班后,我完成了在豆瓣(http://www.douban.com/people/fourinone/)的第一次二手书交易,将一本多余的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之一》卖给了一名叫JUZI的豆友。因为我前不久买了一本新版的,和也是买的新版的其它几本凑成完整的一套。我跟她解释了这本是三联最早出的收在“地球村观察系列”中的林达作品,所以才和豆瓣上的书影不一样,意思是想要她放心。
“地球村观察系列”是三联前两年推出的一个系列丛书,收入其中的还有《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微观美国》,以及高小刚的《图腾柱下:北美印第安文化漫记》等书。胡舒立是我向来敬佩的,她的《美国报海见闻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我一直想找却找不到。
完成了这次交易,我感到很是高兴。4年多了,终于又一次开始了这种和网友交流的经历——这4年来,出于各种原因,我逐渐地很少上论坛,即使上了,也只是自己默默地看别人的发言。
此后的两天来,我不时地在上下班的路上想起4年前的那段整日混迹在论坛的生涯。往事让人哀愁。我决定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候,趁记忆消退之前,将它记录下来,以作为永远的纪念。
进入WEB2.0时代,类如博客、豆瓣这样的新形式日益兴盛,论坛则因为种种天然或人为的原因,逐渐衰退。看着自己收藏夹里的论坛一个个死亡,即使存活者亦已不复如旧,心中委实和绞痛一般。兴亡之事,古今皆然,只是我们的太快。也许,我们那个时代论坛的“光荣与梦想”,再也不会重现了吧?

一、初识论坛
从2000年我首次能上网后不久,就发现并喜欢上了论坛。那个时候,新浪的体育沙龙好象是最有名的论坛了吧,据说,一批骨灰级的网友都出自该处。我上网晚,没能赶上那个黄金时代,而且也不怎么不喜欢那里。我常去的地方是新浪的读书沙龙(后来一批骨干网友从那里集体出走,在另一处地方开设了读书生活)、网易的读书社区(这个地方人气并不高,我也主要是因为第一个邮箱设在了网易才去的;不过当时读书社区的斑竹麦田却是个名人,呵呵,我的很多帖子都被他设成了精品)、人民网读书论坛以及文学网站榕数下等。呵呵,很显然,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
在这些地方,我开始慢慢了解并熟悉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的网络世界(台湾那边叫网路世界,我更喜欢这种叫法)。下面我就列举一些给我印象最深,甚至还将之打印下来保留的人及作品。
我的老乡须弥山主人的故事新编系列是我最喜欢的作品,能给我一种我老家那边春天最常见的野生植物映山红所给我的那种,凄艳感觉。我从中也能读到同样是我们老乡的鲁迅的气息来。后来在天涯的闲闲书话,有一位网友曾说,我的作品越来越象须弥山主人的风格了,问我是不是须弥山主人的另一个ID,当时我看了心里着实喜欢。
麦田和人民网读书论坛前斑竹绿茶的论坛回忆系列让我了解到论坛生活的精彩,其中既有激情、喜悦,也有生气和愤怒,从他们的作品中我还知道了一些论坛界的著名ID和不为人知的掌故。
孤云的那篇著名的精彩网址推荐让我知道了很多好网站,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照他说的,按图索骥地去上网的。而天涯闲闲书话斑竹季米的网络书库介绍则让我找到了许多网上的图书馆和资料库,我至今还时不时地会用到。
 
二、开始发贴
在这些地方的影响下,不久之后,我也激发起了创作和参与的热情。正好在那段时间我比较闲,这在我的《消夏杂记》开首篇里有说明:“近些日子来京城热得异常,午后一人趴于凉席之上,如死猪般沉寂。自从处于半失业状态后,便有闲得很,可以说是到“三闲”的地步了,于是乎就考虑起消夏之法,度日之计来,并记之以笔,公诸同好。”。
起初,我每完成一篇文章,会在网易读书社区、读书生活、人民网读书论坛和榕数下等几个地方同时发——榕数下其实我并不常去,只是听说有很多文学青年曾通过那里成就名利(当时一些传统媒体会从那里选稿子,一旦选中会有稿费)。后来我的一篇《江南的味道江南的香》还真的赚了80多元稿费,第一次通过网络赚钱,真是甭提有多高兴了。可惜,后来渐渐没有了反应,而我也开始在论坛里找到了我更想要的东西——与志同道合的人聊天论学,灌水找乐,我渐渐不把文章往那里贴了。
发在不同的地方的帖子所取得的反响是不同的。网易和人民网可能网友的年龄层次和爱好分别低于和高于我,所以反响最少。只有读书生活那里的网友,估计年龄和爱好都比较和我接近,故而反响还不错。在那里,我认识了季米和李湃——似乎还是季米介绍的天涯闲闲书话,那个我后来一直混呆的地方。
 
三、如鱼得水
我想,对于一个刚刚进入论坛的新人来说,最激动的事情莫过于他发的帖子有人回应了,否则自信心是会遭到沉重的打击的。更严重者可能会直接终结他的论坛生涯的。
虽然我在读书生活发的帖子取得的反应还不错,但并没有让我得到那种欣喜如狂的感觉。真正让我获得那种感觉的是在从季米他们那里知道闲闲书话,并去了那儿之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里我有种鱼儿进了水里的畅快感。
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些非常不错的网友(这点稍后在“一些难忘的网友”里谈,希望通过对他们的回忆,能大体反映出那个时代闲闲书话的概貌);在那里,哈哈,我真可谓是“文思如泉涌”,写出了“消夏杂记”和“淘书杂记”两个系列、好几十篇文章,后期甚至设想了一部武侠小说的构思,并写了几篇开头,只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因素,离开了闲闲书话,我生平的这首部“大作”也就陷入还没充分开始就结束的命运了。
在那里,我得以有机会练笔,有机会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我想,每个文科出身的人都或多或少会有这种欲望的吧?人的一生中有一段创作经历,无论其写得好坏,无论其是否因此功成名就,都是很值得宝贵的。更主要的是,这段经历使得我竟然对自己的写作能力,尤其是写那种随笔杂记类东拉西扯的专栏,有了出奇的信心,并因此希望自己能挤掉如今那些充斥各大报纸的无聊专栏作家。事实证明,这种自信显然是盲目和可笑的,因为我至今也没能有机会被邀请开设一个此类的专栏。
不过这并不重要,能有这份自信本身就是很好的事情。我后来之所以能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获得一个小专栏写作,应该说与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
 
四、离开论坛
我喜欢那时侯的闲闲书话,当时的人虽然还不多,但大家却很谈得来,相处得也很融洽,我喜欢那种感觉。于是,逐渐地,我不再去网易,不再去人民读书,甚至不再去读书生活,而专心在这里发展了。在这期间,我们一些网友举行过聚会聚餐,一起逛过潘家园等旧书市场,一起去过北京的书市,甚至还一起贩过书……,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一方面是书话的名声渐响,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免有爱好寻衅滋事者,论坛以前那种和睦的风气渐渐消退了,另一方面则是我换了工作,而新单位有一段时间无法登陆天涯社区,更主要的是,与以往相比,新工作不仅忙碌了起来,而且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领域,这使得我开始把精力从买书卖书,谈花说草之类杂事上转移开,投向了新的领域。渐渐地,我更多地开始上类如世纪沙龙、关天茶社和记者的家这样的思想和新闻类论坛,闲闲书话类的论坛则慢慢少去,直至最终不去了。
但是于我的论坛生涯而言,这一转变的附带结果却是致命的,那就是:我开始变得只看不说了,用一句论坛界常说的话来说就是,我终于变成了一名潜水员。人们都说,潜水员很多都是骨灰级的网友。难道我竟然这么快就晋入这最高的级别了吗?
虽然我在这“后闲闲书话”时代,也目睹了诸如“孙志刚事件”这样的诸多网络盛举,见证了所谓网络舆论的形成、乃至沦为“网络暴民”,但我再也没有了往日在闲闲书话时候的那种畅快和开心。于我而言,这个新的时代太过热闹和浮躁,有着太多的虚伪和抄作,有着太多的人为干涉和禁忌。我开始变得沉寂了。
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一个小插曲是我在菊斋论坛经历的生平首次,也是惟一一次的斑竹生涯。因为一者在我换了新工作后,有一段时间上不了天涯,二者为了我和胡同在闲闲书话里用来卖旧书的布衣书局能有个专门的地方,于是在菊斋论坛开设了一个布衣书局专版。
只是那里的人大多是喜欢古典诗词的人,和我们的风格并不相合,而我们两个也实在是不擅长做斑竹,因此没多久也就放弃了。我的斑竹生涯也就以短命告终。
 
五、我的“博”起史
这个标题似乎有些不雅,我是借用三联生活周刊有一期的封面报道“全民博起”的说法。说到博客,这个论坛之后又一在中国大获成功的新事物,事先有谁能预言到它会在这块向来以内向闻名的土地上取得如此迅猛的发展呢?至于其传到中国后是否变质姑且不论。
虽然我真正开博(http://fourinoneljl.spaces.live.com/)是在2005年后半年的事情,但我知道博客并有开博的想法其实还算早。早在木子美事件让博客得以初度在较大范围内传开前,我便已知道它了。有一段对话不妨“立此为照”。

一、博客(bloggers)和纽约时报总编辑的辞职
  近段时间以来,纽约时报连续发生丑闻,先是两名为主编Raines所器重的记者辞职,接着Raines自己也被迫辞职。除了该事件本身以及纽约时报的前途为人所关注外,网络博客(bloggers)在总编辑辞职风波中所起的重用也引起观察家的注意。
  博客,尤其是一些关注媒体、新闻道德、学术的博客网站对纽约时报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他们在Raines辞职后欢心鼓舞,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功劳。
  星期日泰晤士报6月8日的一篇文章,对于博客和纽约时报总编辑辞职之间的前后恩怨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1 简要回顾了一下Raines辞职的经过。
  2 网络博客开始关注此事件;介绍几个最为优秀的博客网站。
  3 博客的介入使得纽约时报发行人改变主义,迫使Raines辞职。
  4 纽约时报与保守主义的布什政府的恩怨。
  5 谈博客对大事开始产生作用的由来,并认为它将对2004年的大选起作用。  
二、与此相关的一篇言论:《旗帜》周刊,谈博客将影响2004年美国大选
  文章题为“四大巨头”。所谓“四大巨头”是指人们常去的四个博客网站。他们在纽约时报总编辑辞职事件中居功至伟。在网络时代,博客对舆论的影响将可能超过老牌的、开始官僚化的报纸。很明显,博客将会影响2004年美国大选。相关者一定要注意了。
作者:天街独舞 回复日期:2003-06-25 16:46:30
  孤陋寡闻的问:啥叫博客?
作者:未克琉 回复日期:2003-06-25 16:56:13
  直译的话,似乎应该称做“个人网络日志”。
  在中文世界好象发展并不快。可以桑
http://www.blogchina.com/看看。
作者:未克琉 回复日期:2003-06-25 17:02:09
  英文的不妨上
http://www.instapundit.com/一看。左边的“推荐连接”都很优秀
作者:麦田99 回复日期:2003-06-26 00:57:59
  我对博客的影响力持怀疑态度,感觉不是一项真正新技术革命,因为它所实现的功能,通过论坛不同的设置方式就可以达到。  
  也许是因为我还不太了解它吧。
作者:未克琉 回复日期:2003-06-26 13:31:40
  博客和论坛是两种不同风格的东西。论坛注重讨论和交流,博客则更能体现个人的思考。论坛虽然更热闹,不过水分可能也更多一些。
  在经历过伊拉克战争和纽约时报风波后,博客更加受人关注。在英文里已经出现“blogosphere”的术语,并且开始有人对之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和梳理。
  就我个人而言,不时去口味比较合适自己的blog上看看,能比较简便地了解发生的事情。比如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有的blog即能汇集各方面不同渠道来源的信息,很方便。 
 
不知道此麦田是否我初上论坛时那个身为网易读书社区斑竹的麦田。沉寂得久了,变的异常懒惰,一直都缺乏动力去求证一下。
其实说起来,之前天涯社区刚开始做博客的时候,我曾开过一次博,还一并在BLOGGER.COM和BLOGCITY.COM都申请了帐号,但弄了没几天就因为缺乏时间和精力就放弃了,所以不算真正开博,真正开博还得说是2005年后半年的这回比较准确。
从首次知道博客到真正开博,相距了两年多,想想也真是觉得失败。其实也知道博客的重要性,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动起来,直到去年以来,所谓“WEB 2.0时代”从一种学说,一种传闻式的东西,似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现实,于是静下来一看,才突然发觉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落伍了,这才真正感到了焦虑。
这回重新开博,和长次一样,我也同时设了三个:分别在新浪(http://blog.sina.com.cn/u/1240030770)、百度(http://hi.baidu.com/4in1)和MSN SPACES(http://fourinoneljl.spaces.live.com/)。但新浪和百度都先被我重视,后又放弃了,现在打算专心经营在SPACES上的博客。两次搬家都曾写过搬家“告示”。
 
第一次:从新浪到百度。下面是告示:
决定搬家 
2006-12-16 21:07:58 
考虑再三,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搬家了.
请移步至
http://hi.baidu.com/4in1
北京今天的太阳很好,但风很大,没法出门逛街.
结果只好在网上溜达.不料想鼓捣了半天,竟终止了长时间以来的犹豫,毅然决定搬家了. 
第二次:从百度到MSN。下面是告示:
再度搬家
2006-12-31 11:30
请移步:
http://fourinoneljl.spaces.live.com/
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俗语有云:一之为甚,岂可再乎?但自己却于短短的时间内两次搬家。。。
http://fourinoneljl.spaces.live.com/和我在BAIDU以及新浪上的博客,是我在年初的时候同时建立起来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当初颇有先见之明,能预见到今日的情况。可实际上我真的不愿意自己有这种先见之明。希望这一次不会给我带来此番的失望。。。。
北京终于下了今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而且一下就是两天。虽然其对上班是增加了困难,但心情还是很喜悦,因为没有雪的冬天在我看来是不能算真正的冬天的。这两天的大事是伊拉克的前总统萨达姆终于还是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时被用绞刑处死了。
 
其实并不喜欢SPACES,它又慢,有些功能又不友好,用起来很不方便,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六、一些难忘的网友
在我这段并不长的论坛生涯中,却认识了一些很难忘记的网友,搜肠刮肚地记下了下面这几位。其实还有很多,却实在记不大清楚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会下降,很多东西就会逐渐模糊起来,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我在这里还是大概按照时间的顺序记起吧。
 
季米、李湃和绿茶
他们三位是我较早认识的网友,而且是同乡,所以感觉特别亲切。季米兄是我在闲闲书话时的斑竹,绿茶则是人民网读书论坛的管理者。季米兄颇有长者之风,他和当时书话的另一位斑竹慧元一起很用心地主持着论坛,实在是书话能够逐渐繁荣起来的第一大功臣。我曾经表示哪天回老家的话,就带上一套《来燕榭读书记》去拜访他,可惜却至今未能实现,实在是有愧的很。
 
青杏
她是我最谈得来的网友之一,也是最有亲切感的网友,因为我们在生活经历上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在网上碰上的话,经常会东拉西扯地聊个没完。
青杏是个爱游山玩水的人,不时地会不顾工作,一个人背起行李去一个好玩的地方玩上十天半月的。遗憾于自己的总想出门旅游,却总是以一个人没意思为由下不了决心的弱点,我于是请求她哪天有空一起去我老家的“浙水”(新安江、富春江和钱塘江)。她热烈地应承,好啊好啊。但至今我们也没有实现这一想法。
我认识青杏是因为有一回她在书话里求《细雪》一书。我有一次逛旧书市场时看见了,于是买了寄给了她。不想后来她竟回送了我一堆关于佛教的书,有《五灯会元》啊,《高僧传》啊,《坛经》啊什么的。我有些不好意思,一下子白收人家那么多的书,她却说:没事,没事,我现在不信这些了,用不着,还是送给想看的人好。我却实在是记不起来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过要看佛教的书了,惟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直到现在我仍然没仔细读过这些书一页。
青杏信教,是个非常好心的人,我常常向她请教一些我不懂的生活上的事情,她每次都会很耐心地给以解答。最近的一次就在前两天,是关于如何养狗的。她非常非常喜欢狗狗,现在家里还养着两条。听说我要养狗,比我自己还显得高兴,热烈地为我讲种种注意事项。
 
池塘生态报告
在我的印象里,池塘生态报告是一个性子很急,说话很快的人,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真人。因为有一回,在我的《消夏杂记》有关外婆的回忆的帖子里,我们聊起了她的外婆,她一句接着一句地描述了她和她的外婆的一些生活细节,就象一首长诗的诗句一样,一点没间断,一下子跟了几十条跟贴,着实让我惊叹。我总怀疑,那是我的一个跟贴最多的帖子吧?
 
香笛
我们总称她箱底。她也许是对当初的闲闲书话最有特殊意义的一个人吧。传说后来来书话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就是冲着她的名头而来的。她的许多帖子往往能得到几千的点击量,几百个跟贴,这在那时侯的闲闲书话是非常罕见的。
让我觉得很自豪的是,这么一个“大人物”,其之所以来闲闲书话,似乎正是因为我的帖子——在我的《消夏杂记》里有不少篇是谈花说草的,而她是个喜爱花草的人。我不确定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但至少可以说,她在闲闲书话的第一次发言,确实是跟我的帖子。更让我高兴的一点是,她的最受欢迎的帖子之一的、仿照《红楼梦》风格写成的“大观园”系列,最初就是因为我的生日而起的。
我后来写起所谓的武侠故事《天台山遇仙记》时,香笛曾从她的藏书里扫描过几张图作为我的故事的插图,我很是珍惜。其中的一张行舟图,我尤其喜欢,至今留着用作MSN、博客和豆瓣的头像或图标。
香笛是个喜欢安静的人,所以当后来闲闲书话的人日渐增多后,也开始慢慢地不大来了。
 
无语独上西楼
无语那一年来北京的时候,我曾见过她一面。她娇小的身体与她在论坛上“大姐大”式的形象实在是不相称。她的号召力很大,那次来京,好象北京地区所有的网友都过来参加聚会了,盛况空前。也因此,我没能和她说上几句话。
她曾在论坛上提起过自己的一本藏书,是龙榆生的《唐宋词选注》,她说是她从小看的,上面写满了她的体会和注解。我开玩笑地要她送给我,她总是不肯答应,说是舍不得。不过后来她还是重新买了一本,然后从自己那本里找了两页,将上头的体会和注解录照抄到这本上,寄给了我。
 
胡同(三十年代)
胡同是较后一些时候才来书话的。来时先发了一篇他的有关书的藏书书目,大约总有近一百本吧,一时惊住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一者他喜欢收藏此类书,二者他一直就有贩书的想法,所以逛旧书市场时看见好书,就会不管其对自己有用无用,一例买下。其结果就是住的地方,什么床上、桌子上、箱子上,堆得全是满满的旧书,人进了基本没有立脚的地方——这并非一句修饰辞,是真的很难有立脚的处所,一点也没有带夸张的。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们当初是怎么一来就决定了要贩书的。我想,除了我们俩都有着贩书的“宿志”外,大体总不离什么外地旧书不好找,而我们在北京有便利的条件等等这样那样的原因吧。
作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们逛旧书市场就逛得更加勤快了。每到周末,天还没亮,我们就已经辗转在北京的各大旧书市场之间,搜寻着各种各样的好书了。回来后就赶紧将书目录入上网,给那些已经在等待多时的网友们挑选——很显然,我们的贩书是很受那些不方便或没有时间逛旧书市场的人欢迎的,经常会有好几十人一到点就守侯在电脑前,准备着我们的书目一上就动手进行最迅速的“抢夺”。
不久后,我的住处也慢慢地变得和胡同一样,各个角落开始堆满旧书。只是随着我的工作的变动,渐渐抽不出时间来了,胡同也疲于在“天南地北”的几处地方之间来回奔波——我当时住西五环,胡同住鼓楼一带,最主要的旧书市场潘家园则在东三环,在北京绕这么一圈,是和往张家口走上一趟没有什么区别的。
于是我们就将剩下的书一起作价转让给了一家外地的书店,就此终止了我们的贩书生涯——实际上真正结束的仅是我,胡同则在一段时间的休息后,逢上一个机遇,又很快重操起“旧业”来了,而这一番,他似乎是真正下定了决心,一心一意贩书,不再去想那时不时会从头脑里冒出的走学术生涯的念头来了。
斩断了异念的骚动、一心贩书的胡同兄逐步走上了轨道,并慢慢闯下了自己的“万儿”,很快成为了圈内一个颇有名气的闻人了。很多媒体都对他进行了采访。而我,则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今回首这段往事,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柳如是风
柳如是风也是比较晚才来的书话。他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每次从山西来北京逛潘家园的时候——他也是个有旧书癖的人,三天两头地会兴起逛旧书店的瘾来,于是就会从山西千里迢迢赶赴北京来——就会找到我们,陪我们一起搜书,完了又帮我们抗书袋。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初次见我们时,竟然从山西给我们抗来一套有关他家乡的《山右丛书》以及一本《汉语大字典》(简编本)——两者加一起总有四五十斤重吧?当时我们感动之余又觉惊讶,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离开论坛很久之后的我,曾有机会去过一次山西大同,到后突然想起来这里住着他这么一位朋友,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胡同要他的联系方式,结果却失望地被告知,他家在太原,并非大同,只好作罢。
 
四海夕阳
四海夕阳是我在胡同在贩书的过程中认识的。他是扬州人,大概也常常在当地逛旧书市场,总能得到一些好书。我曾经用我们买来的一些中华书局的唐宋元明清史料笔记丛刊零本跟他交换了一套8本《禹贡》杂志的影印合订本。那是一部我当时非常想得到的书,因为那时我曾一度梦想,有朝一日可以走上搞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道路。如今自然是一切随风而去了。
 
疏香、郁郁、菊菊和怪
这四人都是菊斋论坛的网友。我在菊斋的时候认识的。
疏香和郁郁曾来我住的地方买过书。记得当时恰逢韩日世界杯,她们来的时候正好有一场比赛要举行,于是她们选完书后,又留在我那里看完了比赛才走,所以对她们的印象很深。
后来我们还约过一起逛三联书店。更后来,偶尔地也曾在书店里遇上过——北京这地方虽然大,但常逛书店的人还是不太多,所以这种在千万人中“不期而遇”的稀罕事,偶尔还是能够发生的。
两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偶然打开已好久没打开的QQ,不想就得知疏香已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消息。我在长时间的震惊之余,陷入了对生命无常的悲哀中。我的脑海里一直还清晰地记着那天她来我住处买书时一身白衣白裙的样子,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竟然那么早就离开了我们。其后我一直想写点东西纪念她,却一直没能动笔。
菊菊似乎是菊斋的创建人。我对古典诗词一窍不通,所以一直不能融入到他们当中。不过我对她的印象却一直非常好,总觉得她应该和她的网名“人淡如菊”一样淡雅。后来有一次她有机会被单位派来北京培训,我知道消息后很高兴,连忙请了半天假,陪她去香山植物园玩了半天。记得逛完准备回时,天还下起了一阵雨,着实有些狼狈。
对于怪,我真的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她和她的网名一样,怪怪的,不大和人交往——当然,可能只是和不熟悉的人才这样?我不确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她曾寄给我过一样东西,我这里保留的几件模糊了来源的东西:一根豪猪(或刺猬?)的刺,一本《韦伯地理辞典》,一不《浙江台州地区歌谣选》,其中有一样肯定是来自她的。似乎是《地理辞典》。
人实在是太健忘了。倘若我这次没有下定决心把这些往事记下来,很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真的应该庆幸自己这次能够从已经延续了近四年的沉寂中走出来,使得这段美好的回忆能够因此通过自己虽然没有文采的笔,形成文字,从而能久久地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