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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西斯式的意识形态幽灵正在全世界出没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文章：“发展主义”应被送进死亡意识形态博物馆——让穷国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美］威廉•伊斯特利/编译 朱捷） 我们必须意识到，强行让世界的穷人接受一个刻板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尝试，已经悲惨地失败了。
一个黑暗的意识形态的幽灵正在全世界出没。它几乎同上世纪惨淡收场的旧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一样具有致命危害。它助长了我们时代一些包括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在内的最危险的趋势。这就是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发展意识形态。
发展并非只有惟一答案
同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发展的意识形态试图对解决从贫困和文盲到暴力和暴君的所有社会问题，提供一个面面俱到的最终答案。像一般意识形态会有的特征那样，它表示只存在惟一一个正确答案，而且不能容忍任何分歧。它从一个普遍理论为每个人推导出了这个惟一答案。这个普遍理论据称适用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地方。发展的意识形态甚至拥有它自己的知识界。这个知识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专家组成。
这个“正确答案”开始时意味着“自由市场”，而且对贫困世界来说，它被定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告诉你要做的任何事。但是非洲、中亚、拉丁美洲、中东和俄罗斯的反应，却是抵制自由市场。
抵制的情绪如此严重，以至于让其他意识形态在这些地区开始获得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０１年在阿根廷金融危机期间的行动带来的结果是，委内瑞拉领导人乌戈·查韦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热烈欢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玻利维亚苛刻的规章制度，为该国新社会主义总统莫拉莱斯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在中东，１９８０年～２００１年间１５４０亿美元的外国援助、４５项结构性调整货款和“专家”建议，造成了人均ＧＤＰ的零增长。
发展专家将贫困视为纯粹技术问题
发展主义的专家们将贫困视为一个纯粹技术性的问题，认为有待于通过工程学和自然科学来解决，而忽视了诸如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些混乱的社会科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明星经济学家萨克斯计划以数百个专家干预行动为特征，以解决穷人的各种问题——从绿色肥料、哺乳教育、自行车到太阳能系统、艾滋病孤儿的学校制服和风车。富国对世界贫困悲剧的关心，结果是喂肥了国际援助机构。
发展主义还拥有另一个特征：它渴望是科学的。为贫困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被看成是一个科学问题，能由专家来解决。他们总是确信自己知道答案，强烈地排斥不同意见，而到后来行不通了再改变他们的答案。在精神病学中，这被称为“边缘性人格障碍”。对发展主义的专家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答案首先是财政援助性投资和穷国的工业化，然后变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政策改革，然后是整顿腐败这类老一套问题，然后是全球化，然后是“减少贫困战略”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不幸的是，发展的意识形态帮助任何国家获得实际发展的记录，相当令人沮丧。该意识形态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最具影响力，但是这些地区的情况却最差。而那些不理睬发展主义者的地区，则发现了本土特色的通往成功的道路。在过去４０年中最成功的国家所走的道路，经常明显违背了当时专家们所说的东西。例如东亚的小老虎们在上世纪６０年代选择了外向型的道路，而当时的专家一般都认为应该对自己的内部市场进行工业化。中国并不是上世纪８０年代自由市场的杰出代表，但它在２５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迅速增长。
穷国要走自己的路 很少有人意识到，１７７６年的美国人同今天的非洲人（平均来说）有同样的收入水平。然而，同所有当今的发达国家一样，美国很幸运地在发展主义者出现之前就逃脱了贫困。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安妮·克鲁格的话说，发展在富裕国家中“刚刚发生”。乔治·华盛顿不用同援助伙伴打交道，不用接受他们的结构性调整，或者为他们准备减少贫困的战略论文。
历史证明，个人自由地进行选择，并为他们自己的选择负担成本和收获利益是多么的好。这些个人包括寻找更自由道路的政界人士、活动家和商业人士。
应该把这种发展的意识形态打包起来装进箱子，并送到死亡意识形态博物馆里去，放在法西斯主义的展位之后。我们必须意识到，强行让世界的穷人接受一个刻板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尝试，已经悲惨地失败了。幸运的是，很多贫困的社会正沿着它们自己的道路走向更大的自由和繁荣，真正的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文章来源： 青年参考）
关于美国的新书扫描 1、《沙漠黄昏——即将来临的沙特石油危机与世界经济》，[美]马修·R.西蒙斯，华东师大，2006.11，39.00元
2、《这就是纽约》，[美]E.B.怀特，上海译文，2007.01，20.00元3、《重游缅湖》，[美]E.B.怀特，上海译文，2007.01，22.00元 4、《杰弗逊先生的学堂》，[美]盖瑞·威尔斯，河北教育，2006.11，22.00元 5、《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思想与社会”第六辑），上海三联，2006.12，39.00元 6、《生活之道》，[英]威廉·奥斯勒，广西师大，2007.02，39.60元 7、《一个美国人的少林之道》，[美]史蒂夫·德玛斯科，当代中国，2007.01，24.00元 8、《低价不是法宝：零售骄子塔吉特如何分庭抗礼沃尔玛》，[美]劳拉·罗利，上海远东，2007.01，27.00元 9、《对冲基金风云录》，[美]巴顿·比格斯，中信，2007.01，42.00元 10、《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加拿大]马修·弗雷泽，新华，2006.12，29.80元 11、《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美]弗朗西斯·福山，社科，2007.01，15.00元 12、《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回忆录》，[美]贝内特·瑟夫，人民文学，2007.02，30.00元 13、《美国与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英]巴里·布赞，上海人民，2007.01，25.00元 14、《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美]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新星，2006.12，35.00元 15、《布什战争内阁史》，[美]詹姆斯·曼，北京大学，2007.01，39.00元16、《集体暴力的政治》，[美]查尔斯·蒂利，上海人民，2006.12，24.00元 17、《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美]赫伯特·D.克罗利，江苏人民，2006.12，25.00元 18、《哲学俱乐部：美国观念的故事》，[美]路易斯·梅南德，江苏人民，2006.12，25.00元 19、《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美]卢瑟·S.路德克，江苏人民，2006.12，32.00元 20、《自相矛盾的民族：美国文化的起源》，[美]迈克尔·卡门，江苏人民，2006.12，18.00元 21、《老钱：富人的精神起源》，[美]尼尔森·W.奥尔德里奇，重庆，2007.01，32.00元 22、《法律的尊严：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思考》，[美]桑德拉·戴·奥康娜，法律，2006.12，30.00元 23、《雅致的精神病院：美国一流精神病院里的生与死》，[美]艾克里斯·宾恩，上海人民，24.00元 24、《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张振江，人民，2006.11，25.00元 25、《美国的困局与出路：新世界的无序状态与谎言》，[美]邝本德，文汇，2006.10，38.00元 26、《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王金虎，人民，2006.10，30.00元27、《五月花号》，[美]克里斯托弗·希尔顿，华夏，2006.09，29.00元 28、《“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美]W.布莱福特，华东师大，2006.06，12.00元 29、《美国总统全书》，[美]威廉·A.德格雷戈里奥，社科文献，2007.01，99.00元 30、《贪婪的智慧——从为人不齿到受人尊敬的投机史》，[美]查尔斯·R.盖斯特，上海财大，2006.10，38.00元 31、《市场、群氓和暴乱——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美]罗伯特·门斯切，上海财大，2006.10，30.00元 32、《嗜书瘾君子》，[美]汤姆·拉伯，上海人民，2007.01，20.00元 33、《扫起落叶好过冬》，林达，三联书店，2006.10，38.50元 34、《美国的激情、权力、政治——乔治敦女士俱乐部》，[美]大卫·海曼，东方，2007.02，34.00元（文章全文） The Clash of EmotionsDominique Mo?si 世界感情冲突 多米尼克·莫伊西 （吴万伟 译） 13年前，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说“文明冲突”将主宰世界政治。从那以后的事件已经证明亨廷顿的观点正确比错误多。不过，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感情的冲突。”西方世界表现出了恐怖文化，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则陷入羞耻文化，而亚洲许多地方则表现了希望文化。 [转载]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六脉神剑” 作者：夜郎带刀
武侠小说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的奇幻仙侠、郑证因《鹰爪王》的帮派技击、王度庐《鹤铁五部曲》的男女悲情、白羽《十二金钱镖》的社会综艺、朱贞木《七杀碑》的奇诡推理各具特色，而且文笔功力均不俗，为新派武侠综艺侠情的奠定了基本套路，新旧的简单划分无法割裂前后传承。诚然，文笔繁冗、结构拖沓、思想观念陈旧是旧派武侠弊病，但侠义精神、情节模式、人性真情等等内在的武侠小说特有要素不仅不逊色于后辈作家，甚至犹有过之。新派武侠起于五十年代中期，金庸、梁羽生在香港扛起大旗，起点最早、成就也最高；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三剑客”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以及上官鼎、云中岳、柳残阳、独孤红、慕容美、萧逸等人在宝岛众剑齐出，走出了不同于金、梁的综艺侠情武侠道路，毕竟金庸、梁羽生的才情不是信手拈来的；60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古龙另辟蹊径，终于从大武侠的格局走出，带来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变革，终可与金庸分庭抗礼，古龙风风靡一时；七八十年代，深受古龙影响的温瑞安，将自己的才情注入武侠，带来了新派武侠诗意化；九十年代，黄易异军突起，以玄幻、修真的因素带来武侠新鲜血液，与此同时，深受漫画影响的《风云》系列以魔幻、奇幻色彩展示了武侠的多样可能；大陆武侠在网络化时代终于走上前沿，孙晓、凤歌、小椴、沧月、杨叛等人的共同努力，使新武侠在玄幻修真小说大行其道之时保持着生机和活力。看看新派武侠发展历程，大致可以理出这六条脉络，其间交叉、重合、创新是难免，只能说是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六脉神剑”。 第一脉：金梁天才 金庸，将武侠带进社会主流的一代宗师，其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对社会大众的影响潜移默化。虽然已近半世纪，仍旧长盛不衰，无论文笔功力、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内涵底蕴至近无人企及，十五部作品好像是挖绝不尽的宝藏。虽然古龙的影响一再冲击，但其还是稳居盟主宝座。《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飞狐外传》还略带草莽气，处江湖之远不忘江山；至《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建立江湖大格局，已可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笑傲江湖》对自由的憧憬、《天龙八部》对命运的感叹、《鹿鼎记》对武侠乃至历史的反讽，彻底把武侠推上至今无法企及的高度。其它的中短篇，《侠客行》、《连城诀》、《雪山飞狐》、《白马啸西风》剑走偏锋，余味无穷；《鸳鸯刀》、《越女剑》因为篇幅过短，更多因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而被人们熟知。 梁羽生，《龙虎斗京华》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所建构的武侠世界丰富多彩、精彩纷呈，文笔功力相当不俗，诗词歌赋的本领当属第一，奈何既生瑜何生亮，和金庸同时出道注定了其尴尬的地位。究其原因，大概是作品平稳有余、灵动不足，格局甚大、内蕴欠缺，起点较高、突破较小，当然这只是和金庸相比，较之其他名家作品层次明显高出一个层次。梁羽生努力在建构自己的武侠体系，30多部作品大致都有脉络可循，历史感很强。 义和团系列：《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牛刀小试，可能因为选择的背景缘故，还难以开山立派。 唐系列：《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慧剑心魔》，以安史之乱为时代背景，融入了很多唐传奇故事，颇为不俗；《女帝奇英传》重新演绎武则天，悲剧色彩甚浓。 宋系列：《狂侠天骄魔女》—《武林天骄》—《飞凤潜龙》—《鸣镝风云录》—《瀚海雄风》—《挑灯看剑录》—《风云雷电》，以民族斗争为背景，格局甚大，草莽气甚浓，可惜欠缺名篇佳作，略显沉闷。 塞外系列：《游剑江湖》—《牧野流星》—《弹指惊雷》—《绝塞传锋录》—《剑网尘丝》—《幻剑灵旗》，虽也有家国情仇，但江湖味道多了些，人物形象也多元化。 天山系列：最能体现梁羽生水平的系列，以明清为背景，以天山派为主线，名篇佳作甚多。《还剑奇情录》－《萍踪侠影录》－《散花女侠》－《联剑风云录》－《广陵剑》—《白发魔女传》－《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冰魄寒光剑》－ 《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冰河洗剑录》－《风雷震九州》－《侠骨丹心》。 封笔之作《武当一剑》水准般般，未出作品《武林三绝》不知真伪。 梁氏武侠，温文尔雅又略带乏味，结构散漫、人物众多、枝节颇多但框架有序。如张丹枫、卓一航此等名士儒雅风采，如云蕾、玉罗刹如此巾帼飒爽英姿，间或金世遗、厉胜男等真性情豪杰等等众多人物刻画的丝丝入扣，没有简单的偶像化、神圣化，多了几分生气、人性。这个江湖有着历史背景的底蕴，给其提升了不少水平。 金庸、梁羽生都是天才，其风格无法复制，就算模仿也很难做到如此典雅凝重、清新脱俗、雅俗共赏。从现在的小椴、凤歌的作品里，隐隐有着他们的影子，但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二脉：综艺侠情 台湾武侠一开始就走上了与金庸、梁羽生完全不同的道路，其更多的是受到民国五大家的影响。他们建构的江湖，没有太多的历史背景，而存在于现实之外，类似金庸作品中《笑傲江湖》中的江湖大格局。他们是尴尬的一代，作品占据新派武侠小说大半江山，甚至他们建构的江湖才是大众观念中的江湖，但因为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最为人所诟病；他们是不幸的一代，金庸、梁羽生珠玉在前，古龙新派风格一统天下在后，他们始终是配角身份，甚少关注。相较而言，他们反而是最值得研究的一群。 一品：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柳残阳、云中岳、上官鼎、萧逸、独孤红、慕容美。 台湾三剑客是台湾武侠的霸主级人物，司马翎作品的底蕴是最接近一流的，初期《剑神传》系列还处于综艺侠情的阶段，但重视人性的刻画，卓尔不群，可惜结构过于凌乱、文笔驳杂、情感描写不太符合大众胃口。中期《剑海鹰扬》、《纤手驭龙》等作品将前期作品中江湖大一统的格局发展的日趋成熟；《霸海屠龙》、《玉钩斜》等作品又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推理斗智的道路。后期《强人》、《极限》等作品风格又为一变，更多对命运的哲思，结构散漫，情节诡异，应该算是残缺的精品。后来的黄易作品很多司马翎作品的痕迹，对人生的哲思、人物欲望的挣扎与张扬、心理推理斗智以及一些人物的原型，等等。卧龙生的名气绝对三甲之列，大量的盗版书都以他冠名，可见其作品最符合读者阅读习惯。他的作品致力于江湖大一统格局的设置，开创或者说发扬了很多武侠小说的模式，应该说三剑客前期作品他成就最高。《飞燕惊龙》、《玉钗盟》、《天香飙》绝对的武侠正宗，江湖味道最浓。《天剑绝刀》、《金剑雕翎》虽然没什么突破，但也精彩纷呈。中后期《天龙甲》、《摇花放鹰传》、《飘花令》以女性为主角，淡淡的悲情味道萦绕其中，成就颇高，可惜不被重视。诸葛青云的文笔功力、结构驾驭堪称一流，虽然背景是江湖，但人物骨子里还是还珠楼主式仙侠的味道，场景多设置在名山大川，早期《紫电青霜》堪称佳作。离奇的情节、血腥的场面、人物塑造的模式化影响很大，但相较于司马翎的推理、卧龙生的悲情，诸葛的小说欠缺底蕴，因此过多的自我重复，鲜见佳作。《金手书生》、《咆哮红颜》勉强算是佳作。单论作品质量，与其把诸葛放在一品中，还不如换成司马紫烟。但其更多的价值在于，对还珠的奇幻仙侠一脉继承发扬，风格独具一格。 柳残阳、云中岳为江湖注入了硬朗的气息，不同于大众化的儒雅才子、少年俊侠。柳残阳更多的写黑道枭雄，打斗场景的惨烈很有点暴力美学的味道，大段大段的话剧式旁白配合表情动作难得的切合人物身份，江湖道义演绎的淋漓尽致。虽然故事情节很简单，就是以暴制暴、争抢斗狠，但行文很简洁有力，人物塑造得很成功，侧重点放在人物刻画，而不是故事情节，在综艺侠情类小说中别开生面。《枭雄》、《生死锤》、《断刃》堪称经典。云中岳可能是老辈作家创作时间最长的了，现在网络上得到很多推崇。作品草莽气多余江湖味，一般写江湖豪客，现实感较强，将历史地理知识融入其中，早期的《锋镝情潮》、《绝代枭雄》很是悲壮，不一样的江湖味道，可能就是绿林吧。 上官鼎，三兄弟的组合很是另类，既有别开生面的恢宏架构、又有衔接的生涩漏洞。作品不多，但自立门户，不落俗套，很有点玄门正宗的味道。作品很大气，不是指格局而是底气。《沉沙谷》、《侠骨关》堪称经典。萧逸也是坚持自己风格，行文文雅中带着生涩，感觉在云中岳和卧龙生之间摇摆，现实感较强。值得赞赏的是他的创作态度，很用心的去做。《马鸣风萧萧》、《甘十九妹》堪称佳作。独孤红文笔洗炼，处女作《紫风钗》就出手不俗，作品多以明清为背景，皇宫恩怨牵扯其中，开创了“京味”武侠独具特色。《雍乾飞龙传》、《大明英烈传》是其代表作。慕容美文雅清新，温情脉脉，情趣不俗。虽然不够大气，但演绎了江湖的温和一脉，作品结构甚少漏洞，重视文笔的技巧。多以翩翩少年平息江湖祸乱为题材，文笔功力不弱于诸葛青云，更多了些轻松愉悦。《风云榜》、《烛影摇红》档次不俗。 单论作品质量，也许司马紫烟、高庸等人不输于这九人；单论影响力，也许陈青云、李凉名气更大。但是综合各类武侠小说的特色，以及对武侠小说创作的贡献，还是选出这九人作为代表。司马翎的推理斗智、卧龙生的传统悲情、诸葛青云的仙侠流韵、上官鼎的雍容大气、萧逸的文艺侠情、柳残阳的铁血江湖、云中岳的草莽武林、独孤红的京味武侠、慕容美的温文尔雅这九大门派共同支撑起台湾综艺侠情武侠的天空。 二品：高庸、司马紫烟、易容、玉翎燕、秦红、孙里鑫 作品质量不逊于九大门派，可惜因为难以另起炉灶，只能屈就其下。高庸的作品部部可观，很有新意，文笔功力不俗，《纸刀》、《天龙卷》、《玉连环》都是精品之作。司马紫烟，清新流畅，既有诸葛青云的故事架构，又有慕容美的飘逸洒脱，《七剑九狐》、《六月飞霜》绝对精品。易容以为卧龙生替笔出名，其构思、文笔甚至凌驾于卧龙生之上，奈何作品太少，但凭借《王者之剑》、《大侠魂》，足以在武侠史上留美名。玉翎燕，作品既有梁羽生的凝重、写实，又有萧逸的侠情、综艺，《千里红线》、《孤剑起风雷》实属精品。秦红作品很有新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九龙灯》是难得的佳作。孙里鑫的作品别具一格，怪异又不乏古雅大气，《万里云罗一燕飞》是其代表作。 三品：东方玉、东方英、忆文、墨余生、秋梦痕、萧瑟、雪雁、武林樵子、曹若冰 偶有佳作，但整体格调不高。东方玉的作品质量放在二品有点勉强，放入三品有些可惜。清洁流畅、江湖味道很正宗，《纵鹤擒龙》、《一剑破天骄》可以一观。东方英很会写故事，《河汉三箫》、《烈日飞霜》颇有一气呵成之感。忆文小说颇多新意，《飞羽令》、《冷香谷》佳作也。秋梦痕延续还珠楼主海外飞仙一脉，《野火太子》、《苦海飞龙》想象力极为瑰奇。萧瑟作品多有模仿的痕迹，但《碧眼金雕》一书足以让他跻身高手行列。雪雁作品有柳残阳的痕迹，《邪剑魔星》、《风虎云龙》值得一看。曹若冰和东方玉风格差不多，《玉扇神剑》、《鬼眼劫》本属佳构，奈何瑕疵过多。 综艺侠情武侠是武侠小说中最大的派别，也是风格最多样、水平最参差不齐的一群。没有提到的作家还很多，有作品鲜见于大陆的，如独抱搂主、百剑堂主、谷如风；有没多关注的，如伴霞楼主、南湘野叟、鬼谷子；还有作品低劣不值一提的，如公孙梦、应天鱼。在综艺武侠的大潮中，还有三股流变值得关注。一是陈青云为代表喋血江湖的鬼派，多是复仇者形象，喋血滥杀，但却极受欢迎。简单流畅的情节、恩怨情仇的了断似乎与一般的综艺侠情武侠无甚区别，诸葛青云、柳残阳的作品中血腥场面也不少，简单的否定其流行似乎有点草率，毕竟陈青云的作品中，也有值得肯定的因素。二是李凉为代表嬉闹江湖的顽童派，以韦小宝、小鱼儿为原型，诞生了一批精灵古怪、邪得可爱的顽童形象。《杨小邪》实属佳作，文笔流畅、情节幽默、想象丰富这都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其为人诟病的色情情节描写持怀疑态度，李凉的风格在于诙谐幽默，掺杂色情描写得署名作品是否其真作还有待考察，网上署名作品究竟有几部真品还有待考察。李莫野不是有六部作品就是托其名出版的么。这一派还有个人物和李凉并驾齐驱，祁钰的《秦宝宝》以女顽童形象诙谐江湖，将柳残阳的江湖故事加入女性特有的言情文笔，值得称道。三是独孤残红、沧浪客、阳朔、戊乾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武侠，沧浪客、阳朔以续写金庸作品出名《蛟龙惊蛇录》、《九阴九阳》传播甚广。沧浪客独创的《一剑平天下》系列自然悲凉氛围、大气的架构，独孤残红《销魂一指令》系列营造的江湖故事，戊乾的一系列《传奇》都是颇有新意，但欠缺底蕴，没有摆脱综艺侠情的范畴，有建构江湖的雄心，但模仿痕迹太重。 第三脉：古龙新派 如果说金庸是天才，那么古龙就是鬼才，给新派武侠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这是后来的温瑞安、黄易都没能做到的。首先，从人物塑造上，金庸、梁羽生写侠之大者，司马翎、卧龙生众人塑造的人物很难企及，更多的是偶像化、模式化、千人一面，而古龙写侠之风流，游侠如楚留香、陆小凤、叶开，浪子如胡铁花、郭大路，极富个人浪漫色彩，真情真性。其次，情节结构方面，摆脱了大江湖格局，注入悬疑、推理等因素，注重氛围营造，情节诡奇多变、令人瞠目结舌。第三，行文方面，简洁灵动，多以短句行文故事，加以哲理旁白。第四，武功虚化，更多的氛围、心理的描写。古龙创作大概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初期的《苍穹神剑》《游侠录》等十余部作品，文笔稚嫩，尚不入流，实在和后期作品差距太大。 第二阶段，起自《大旗英雄传》，《浣花洗剑录》、《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作品沿袭综艺侠情的大江湖格局套路，但又颇多创新，至此，古龙已经可以与台湾任何名家一较高下。 第三阶段，古式独有风格成熟期，摆脱大江湖格局，张扬个人风采，楚留香、陆小凤、小李飞刀、萧十一郎等作品以独特的古龙风格奠定了其宗师地位。《七种武器》把江湖演绎得别具一格，《欢乐英雄》将其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血鹦鹉》融入恐怖、悬疑，《三少爷的剑》、《英雄无泪》写英雄的无奈、落寞，《猎鹰赌局》探索另外短篇武侠模式，建构起自己的江湖。叹息古龙后期身心俱疲，不少作品多由他人代笔。 没有受古龙影响的很少，但接受其行文变革、情节诡变的多数，领会其内在酒剑精神底蕴的极少，所以，大多只学其形不得其神。龙乘风的《快刀浪子》系列从行文上几乎能以假乱真。黄鹰《沈胜衣》、《天蚕变》、《惊魂六记》系列也属精品，其中篇《风云十七剑》一气呵成、堪称佳作。丁情是古龙的嫡系传人，《那一剑的风情》等作十足的古龙味道。熊沐的《风花雪月》，文笔酷似，情节恶俗。真正能把古龙风格融入自己创作的是另外四个人：于东楼、奇儒、周郎。 于东楼的作品质量比之古龙毫不逊色，《短刀行》堪称经典中的经典，风格自成一派，可惜作品太少，除了《碧血黄金》的两部，《侠者》只闻其名不见流传。 奇儒，将古龙风格与其佛学底蕴融合，《蝉翼刀》写得很唯美，作品连续能自成一派，可惜自我重复过多，江山和江湖的结构框架，高手友朋的凸现不出主角色彩。 周郎，大陆武侠的后起之秀。《奇兵十七》中篇系列以武器写爱情，文笔优美、情节诡变、构思极佳，可惜《燕歌行》、《横刀万里行》等长篇又回归江湖大格局，水准下滑。 巍琦，《金帖侠盗》模仿楚留香，极尽古龙推理之能事，文笔洗炼，可惜仅有一部作品。 第四脉：温氏才情 温瑞安是个很传奇的人物，才华横溢，命运多变。其实，正规说，他才是将古龙风格发扬光大的人，但其温式风格独树一帜，只能另算一脉。古龙的新在于他的诡奇、温瑞安的新在于他的才情。一、文笔唯美，融入细腻的感情化文字，推动了武侠文学化。这一点古龙在《天涯明月刀》中有过努力，但并不成功。温瑞安凭借自己的才情，于细微处流露真情真性，阅读温氏武侠，至少文字上带来的是美感享受。二、行文求新求变，从字体的排列、重复、语句的设置等方面下足了功夫，探索汉字表达情感的可能性。三、情节构架大气，于大江湖格局中独辟蹊径；行文散托自然，技巧娴熟。四、与古龙塑造的人物不同，古龙多些侠之风流，温瑞安笔下写侠气，如萧秋水、方歌吟的成长，写侠义，如四大名捕为国为民。五、重视武的成分描写，不像古龙那样虚化武功，看得出温瑞安是很认真设计、构思。 《神州豪侠》、《血河车》还是江湖大格局模式，但已经卓尔不群，内韵十足。四大名捕系列、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奠定了自己的风格。可惜得是作品系列之间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一部不如一部之嫌。有时候为变求变，注空才情、侠气的作品只是个美丽的躯壳而已。另外，温瑞安是老一辈作家中短篇写得做好的，《刀丛里的诗》、《杀人者唐斩》堪称经典。总体观之，温氏武侠文学化将武侠小说的档次、质量带上了新的高度，不再停留于编故事，而是将自己的情感宣泄到笔触，用唯美情感化的笔触表达出来。大陆新武侠的代表小椴、优客李玲、步非烟等人深受其影响，毕竟，有好的文笔不一定是好作品，但好作品一定要有好文笔。 第五脉：黄易玄幻 武侠小说的发展需要天才，当人们感叹温瑞安江郎才尽，对武侠前途灰心失望的时候，黄易横空出世，将玄幻、气魄融入武侠，带来了崭新的武侠世界。一、气势恢宏，格局庞大，借助历史背景以及一些史实展现了雄浑的江湖画卷。不太重视细节的精雕细琢但掩饰不了铺天盖地的气势，人物之多、情节之长、线索之杂独步武林。二、人物的精神气质发生了转变，金庸写侠之大者、古龙写侠之风流、温瑞安写侠之才情、黄易写侠之修真。笔下人物注重修真悟道，去探求生命的奥妙，很浓的玄学色彩。浪翻云的洒脱、寇仲的霸气、徐少陵的飘逸，但骨子里的气质却是一致的，对人生求索的积极态度。三、个人欲望的张扬，没有了传统武侠的温文尔雅、知书达理，任由自己的欲望沸腾，靠武力、智慧乃至心机，近乎肆无忌惮的追求自己的目标。四、武功描写玄幻化，独具一格，自成一派。 《覆雨翻云》中的修真悟道、《大唐双龙传》中的个人不甘命运、《寻秦记》中的跨越时空，不同程度的丰富了武侠创作的多元化，在黄易的武侠世界里，正邪之争不过是个人追求过程中的点缀。 黄易的变革不乏追随者，龙人、无极等的大部头著作也借助了历史的恢宏气势和玄幻色彩的融入，可惜底蕴全无，不伦不类。沈默《孤独侠》等作品模仿得惟妙惟肖，可惜只是模仿而已。 与黄易带来武侠玄幻化的同时，受漫画风影响，马荣成《风云》、黄玉郎《天子传奇》、刘定坚《刀剑笑》等作品充斥着魔幻色彩，其中《风云》系列是难得的佳作，可惜好评甚少，作者是个谜，虽然署名马荣成、丹青，但看看漫画似乎故事发生在之前，而且文笔构思局不落俗套，断浪为友成魔、几段爱情的描写很感人，聂风的无为气质、步惊云骄傲不逊，跌宕起伏、想象瑰丽的情节都独树一帜。虚拟的背景、神秘的宿命、漫画式人物、自由畅想的故事，发出了了奇幻武侠的先声。 第六脉：大陆新武侠 终于，大陆新武侠走上了前台。上个世纪，大陆武侠始终处于陪衬地位。和沧浪客、阳朔等人对金庸的低劣模仿、续作，陈天下对温瑞安恶意的冒充，周郎、独孤残红对传统武侠的延续不同，终于，小椴、杨叛、时未寒、沧月、步非烟、沈樱樱等人用自己的才学和探索，为大陆武侠走出了继承发扬、开拓创新多样精彩的路子。 一、传统武侠，借鉴前辈作家的精华，将金庸的典雅、古龙的奇诡、温瑞安的诗意、黄易的玄幻、风云系列的魔幻色彩乃至综艺武侠的大江湖格局融入自己的创作。孙晓的《英雄志》在历史背景下建构江山江湖的格局同时加入人生哲思，凤歌《昆仑》的恢宏气势演绎着金庸式的江湖大格局，金寻者的《大唐行镖》将金戈铁马、脉脉温情带入江湖，小椴的《杯雪》、沧月的《听雪楼》唯美的笔触大有温式风格，步飞烟《武林客栈》、《华音流韶》颇有古龙悬疑神韵、行文之妙，又加上魔幻色彩。时未寒《偷天换日》几乎将金、古、温的风格尝试了个遍。 二、奇幻武侠，在玄幻修真小说大兴其道之时，武侠也在探索者多样的可能。树下野狐《搜神记》、《蛮荒记》将古代神话融入其中，瑰丽雄奇，气势恢宏。萧鼎《诛仙》，将仙侠一脉发扬光大，情感化的笔触，传统的爱情，奇幻的场景，演绎不一样的传奇。江南、今何在等人共同构筑的《九洲》，借鉴了游戏的因素，构建一个虚幻的时代，虚虚实实，不乏历史悲壮史实的氛围，充满魔幻色彩。包括，沧月、步飞烟的作品中，奇幻色彩很浓。 三、历史武侠，把武侠作为历史的一种工具。代表作，红猪侠《庆熹纪事》、随波逐流《一代军师》，写官场的勾心斗角、历史的风云变幻为主要线索，江湖味道很淡。这类作品不算多，但质量都不俗。 四、短篇武侠，武侠彻底文学化，没有统一的风格，只是为了表达情感、展示故事。成就最高的当属杨叛，其《简单武侠》系列短篇却技巧十足，留白运用得很好，一般结尾处将情感推到高潮。沈樱樱、江南、方白羽等人也是各具特色，展示了短篇武侠的生机活力和无限可能。 大陆新武侠的特点总的说来，一是文笔很好，技巧娴熟。金庸的古雅、古龙的灵动、温瑞安的诗意给其多样选择。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底气十足。二是多种因素融合，历史、玄幻、魔幻等等，想象力的空间有了多样创作的可能。三是认真的态度，求新的创作意识摆脱了港台武侠商业化的流俗，至少没有过滥的前后差异、托人代笔等等现象。大陆新武侠是幸运的，前辈作品给他们丰富的资源，情节故事、写作技巧、人物塑造等等取之不尽，玄幻小说又给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无所不能的解构和建构；大陆新武侠又是不幸的，网络时代文学的泛滥，让武侠小说面临着不得不变革、求索的困境，如何保持武侠小说特有的内涵，如何选择性注入新鲜血液，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始终坚信，武侠不死、热血不息，小椴、沧月、杨叛、萧鼎、孙晓们，加油。 回家过年 描写过年的，最喜欢的还是鲁迅《祝福》里的开头几句，可能是因为都是浙江人的缘故罢。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 ” 给安南打分《一片好心：“美国时代”的科菲·安南与联合国》（The Best Intentions: Kofi Annan and the UN in the Era of American World Power） 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著，法劳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6年10月31日出版，精装本464页，定价26美元。 和其他担任这个职位的人一样，刚刚从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卸任的科菲·安南也饱受争议。安南出身加纳，在其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一任期（1997-2001年）内，由于得到诸大国各方面的配合，诸事得心应手，而至第二任期（2002-2006年）则开始被各种各样的丑闻所包围，而且大国利益冲突渐多，凡事受到掣肘，真可谓寸步难行，处处不讨好。激进主义者骂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保守派则指责其爱出风头，紧要关头总与美国对着干，致使美国的民主事业常常功亏一篑，委实可恶至极。 实际上，安南的这种窘境与其说是其个人的能力或品德问题所致，毋宁说是联合国这一机构特殊的机制所致。联合国只是国家间的一个松散联合体，而非一个世界政府，它产生的决议对其成员国并无强制性的约束力，涉及安全等重大问题时，更是只有由五大国一致同意后决议方能有效。这一弱点在大国利益没有严重冲突的“好时代”尚好，在诸如冷战这样的特殊时期却是致命的－－冷战时期的联合国就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可参见2006年第31期《华盛顿观察》所载笔者关于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的介绍）。 这也正是安南第一任期的写照，那时正逢冷战结束不久，联合国风光无限，最风光时，几乎世界凡有危机处，便可见到安南身影，真无愧“世界总统先生”之美誉。而到了他第二任期时，9·11事件刚发生，美国等如临大敌，联合国自此处处捉襟见肘。9·11后反恐战争被美国提高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人甚至认为它是继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值此转型中的不确定时代，各大力量蠢蠢欲动，纷纷想要作为一番。 可以说，安南的无奈正是后9·11时代世界格局进入转型期后联合国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无奈。《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知名记者詹姆斯·特劳布在安南卸任之际，推出《一片好心：“美国时代”的科菲·安南与联合国》一书，为我们记录了安南10年“世界总统”生涯的风光与无奈，我们从中也能读出联合国在这10年中所面临的机遇和危机，它的兴衰演义。 特劳布的这部著作颇有安南官方传记的意味。从2003年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安南一直让特劳布旁听自己的会议；他在会见各国高官或外出进行出访时，也经常会带上特劳布。此外，为增加特劳布对自己的感性认识，安南还为他安排了至少18次私下的采访和谈话机会，向他透露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想和看法，说明自己做各项决策背后的考虑，以及对各国一些领导人的评论等等。因此，这部书是至今为止有关安南职业生涯的最详尽和权威的著作，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也在此书中得以首次披露，比如，在1996年五大国挑选秘书长人选的时候，法国曾想否决安南，但安南最后还是用挑选一名法国人继任他此前负责的维和事务副秘书长这一重要职位作为交换条件与法国达成了妥协。 安南几乎将其一生的职业生涯全部献给了联合国。他24岁即进入了联合国，从一个小职员开始做起，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过。1993年，因为在海湾战争期间的优异表现，当时的秘书长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挑选他出任联合国负责维持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正是从这一重要的职位开始，安南陷入了广泛而持续的争议。 人们指责他对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或者说他没有能给国际社会提出足够严厉的警告－－致使80多万卢旺达人在短短一个月的大屠杀中死亡；而几个月后，在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又有将近8000多名穆斯林被屠杀，在这两次事件中，当地都驻扎有一定数量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却无能为力。甚至特劳布也认为他的传主当时可以做的应该更多，比如，可以以辞职来警告国际社会。但安南没有这样做，他选择继续留下来：在他看来，留在联合国，可以为人类和平事业做得更多。 选择继续留下的安南，此后仕途一片光明。1995年，他在甚至连加利也没敢做决定的情况下，同意了美国对塞尔维亚军队的轰炸。这一行动给了美国深刻的印象，为他在一年后拿下秘书长宝座铺平了道路。 凭借着他在这个机构几十年的工作经验，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的安南如鱼得水。他甚至不顾传统，果断要求联合国尝试介入一些新的领域，比如建立在极富争议的“人权高于主权”论基础上的干涉行动，以防止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这引起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这些国家担心自己的内政会因此受到干涉。 在此期间的安南及其团队，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如：帮助诸多象东帝汶和塞拉利昂这样的战乱国家进行重建工作；扩大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维和范围和维和行动；与许多跨国公司签订合同，让他们参与到联合国的行动中来。这样，到第一任期将近结束的时候，安南为自己和他的机构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他这一时期卓越成绩的最有效说明。 但很快，随着乐于和联合国合作的克林顿被信奉单边主义的布什替代，随着9·11的发生，安南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2003年3月20日，布什政府在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之后，仍然无法说服国际社会，于是断然抛开了联合国，自组联盟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一事件给了安南十分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极有可能使他多年来的努力化为泡影。据特劳布的描述，遭受打击后的安南退缩到他在纽约的住处，开始服用抗抑郁剂，甚至一度说不出话来。他的消沉状况一直保持了好几个月，直到后来美国邀请联合国进入伊拉克，协助当地的重建工作。 厄运不止于此。在此期间，多个联合国高官，以及联合国驻多个地方的维和部队被揭发出性骚扰丑闻；此外，他在担任联合国维和事务副秘书长前后主持的针对海湾战争后伊拉克进行人道救援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也被查出存在严重的腐败行动，一时之间，安南饱受攻击，不但一直对他和联合国不满的新保守派不断要求他辞职，甚至连他属下的职员也一度举行罢工要求安南下台。 无论如何，在特劳布看来，安南至少抓住了历史给予联合国的绝好机遇，即冷战结束后，没有白白浪费掉一展身手的机会。他积极地四处出击，深入各个冲突地区不知疲倦地进行穿梭斡旋，其结果是不但使得几乎已经瘫痪的联合国实现全面复兴，更是让联合国秘书长这个原本只是“为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服务，并负责执行这些机构所制定的方案和政策”的职位，扩张成为一个风光无限的、被人赞誉为“世界总统先生”的“宝座”。 或者是为了让联合国能革故鼎新，更好地反映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的世界新形势，或者是为了让自己的联合国秘书长生涯能有一个完美的句号，也或者是仅仅为了转移公众对自己窘境的视线，安南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加快了搁置已久的联合国改革进程，包括对争议最大的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的改革，以使联合国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反恐战争，同时，防止诸如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先发制人式打击再次发生。只是仍然出于联合国机制中固有的致命缺陷，其改革计划大多陷入无疾而终的命运：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并没有出现质的变化；安理会改革则更是陷入了死胡同。 在此时从庄严的联合国大厦离开的安南，不免给人一种壮志未酬的悲壮感觉。桃花依旧，人面全非，情何以堪？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5期，2/7/2007 美国左派应对9·11负责？《内部敌人：文化左派及其对9·11的责任》（The Enemy At Home: The Cultural Left and Its Responsibility for 9/11），迪内什·迪索萨（Dinesh D’Souza）著，达博岱出版社（Doubleday）2007年1月16日出版，精装本352页，定价26.95美元。
美国保守派学者、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迪内什·迪索萨的新著《内部敌人：文化左派及其对9·11的责任》是一部即使从保守派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尖锐、甚至有些偏激的作品。我们知道，在一个日益两极化的社会，一派对与其对立的另一派进行指责和攻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比如保守派就一直指称自由派是美国道德败坏、向敌人示弱的罪魁祸首。但是如这位印度裔学者一般，正式将9·11事件发生的祸根直接指向自由派的做法却是至今闻所未闻。
自9·11发生之后五年多来，美国人一直迫切地想知道伊斯兰世界之所以仇恨自己的原因，为此他们展开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辩：自由派指责是保守派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导致了仇恨，而保守派则指责是自由派的懦弱鼓励了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壮大。
然而在迪索萨看来，这样的讨论都只是停留在了枝节末叶上，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和根源。他指出，9·11的计划是在布什政府对中东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甚至在其上任之前，因为这么庞大的计划，显然需要长时间的筹备－－也就是说，伊斯兰世界之所以仇恨美国，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与现在自由派所攻击的布什的所作所为没有因果关系，要搞清楚事情的根源，就必须回到9·11之前－－这一视角使得迪索萨从某种程度超越了政治之争，回归至人类常识。
迪索萨指出，虽然诸如“十字军圣战”、石油利益以及对以色列的支持等等一系列的历史、经济和政治因素对伊斯兰世界产生反美主义情绪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远没有达到让他们感到危及其文化和信仰的程度，真正让伊斯兰世界感到危及其文化和信仰的正是美国的大众文化，是以无神论、堕胎和同性恋为特征的“堕落和放荡”的美国生活方式。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美国的这种大众文化，这种“堕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已经进入了伊斯兰社会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中，不仅是极端的穆斯林，甚至连温和的穆斯林都感到危机，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在发动一场针对伊斯兰而来的文化战争，从而激发了其对美国产生极大的恐惧和仇恨。
迪索萨表示，这一切其实都是文化左派－－指以好莱坞明星、主流媒体和左派知识分子为首的自由派精英主导的，因为无神论、自由放荡、物质享受等，正是自由派伦理的表达，正是他们所极力宣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迪索萨认为，文化左派才是9·11发生的根源所在。他在书里这样写道，如果一定要给9·11悲剧找出一个罪人的话，那也不是布什，而是卡特和克林顿，正是卡特的外交政策和克林顿对恐怖主义的软弱反应，分别导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发生和基地组织的不断壮大。
问题在于，伊斯兰世界根本不会去了解美国国内的情况，他们只相信从美国媒体、从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美国。这是迪索萨最感到无奈的，因为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恨其实是一个误解，他们所仇恨的那个堕落、世俗的美国实际上只是文化左派通过他们的话语工具所描述和宣扬的美国而已。实际上，还存在另一个不为他们所知的美国－－一个真正的美国，有着和他们一样的宗教信仰，珍惜文化传统，这个美国和他们一样正在努力反抗着自由派的侵蚀，因此，他们和美国应该站在同一个战线才是，遗憾的是，伊斯兰世界对这个美国并不了解。
迪索萨指出，伊斯兰世界的极端组织和文化左派虽然没有正式结盟，实际上却在有意识地行同盟之事：他们在信奉的理念上虽各有不同，在摧毁美国的目的上却是出奇地一致：伊斯兰极端势力利用民众的误解，挑起他们对美国的仇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文化左派则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从内部发起瓦解民众意志的运动。
文化左派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胜利：越南战争－－越战对美国而言是场失败，对他们而言却是巨大的胜利，这个胜利不仅是在外交政策上使得美国不敢对外干涉达数十年之久，而且是涉及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政治上民主党左派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文化上，反战运动激发和巩固了反文化运动，取得包括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等全方位的胜利。现在他们在努力实现一场新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美国同时面临着两个战线的敌人。
有鉴于此，迪索萨认为，美国要想赢得这场战争，首先要做的是分清敌我：文化左派和伊斯兰极端组织一样，是敌人，不能再象以前那样认为他们虽然懦弱，但毕竟还是自己人。现在要做的是设法让伊斯兰世界明了，真正的美国人是他们的朋友。
从这一原则出发，迪索萨认为，布什当前所采取的方法是不明智的，因为那样只会给极端组织提供更多的借口，其结果是，即使消灭了100名恐怖分子，却会导致更多的敌人出现；而那种不合时宜的民主推广，也只会让极端势力更加壮大，就象哈马斯组织在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取得的胜利。
美国人所能做的最佳选择，迪索萨指出，是把内部与文化左派进行的文化战争拓延至全球反恐战争，竭尽所能地阻止文化左派向伊斯兰世界以及其他与西方有着不同传统的人们宣扬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代之以向他们展示那个他们所不知道的美国，向他们证明美国的保守派及多数温和自由派，和伊斯兰世界一样对文化左派的价值观和大众文化感到忧虑，当他们谴责这种价值观的时候，应该支持他们。
迪索萨认为，尤其应该在文化左派所擅长的国际舞台上击败他们，比如利用联合国“揭露左派的堕落”，与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其他人合作，遏制左派组织在全世界推动把激进的女权运动、同性恋、卖淫和色情文化变成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因为左派“推销的狭隘西方议题对世界上多数人来说在道德上是可恶的，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迪索萨表示，他以前一味沉迷于塞谬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模式，以为战争只在“我们”（西方社会）和“他们”（阿拉伯世界）之间进行，因此从没有想过将内部的文化战争和外部的反恐战争联系起来，只是在9·11后，经过对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重要人物进行了深入了解之后，他才认识到，内部的文化战争和外部的反恐战争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不消除文化左派对世界的影响，就不可能赢得反恐战争。
因此，迪索萨提出，美国必须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他提醒那些上不了前线作战的普通美国人，包括学生在内，不要以为不能和恐怖分子在战场上拼杀就出不了力，在国内和文化左派做斗争也同样是和敌人战斗。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4期，1/31/2007 鲍雷恩：学术界是如何欺骗保守思想的？吴万伟 译
尽管最近的选举结果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是保守派知识分子不断取得突破的时代，他们的能见度大幅度上升。30年前电视上唯一可以看见保守派的地方是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温文尔雅的的谈话节目《火线》（Firing Line）。如今他们出现在《与媒体有约》（Meet the Press）和《60分》（60 Minutes）上。保守派占据了电台的谈话节目，政治博客世界（political-blog universe）也倾向于是右倾的，尤其是自由意志论观点。至于说图书出版，从前保守派著作只是莱格尼里出版社（Regnery Publishing）等出版社边缘性的题材，现在的保守派作家成了畅销书作者，有些小型的保守派出版社比如伊康特出版社（Encounter Books）获得飞速发展，而主要出版社如企鹅出版社（Penguin）已经开始成为保守派的标志。到2003年，《城市杂志》（City Journal）的编辑安德森（Brian C. Anderson）能够宣称“左派几乎垄断舆论和思想阵地---长期以来让自由派观点席卷任何不同意见，就好像它们根本不值一提---的时代开始急剧下降，让人惊讶地迅速终结了。”
公共生活的益处是真实的，不过把保守派在媒体的地位看得过高是错误的。因为从另一方面说，变化其实很小。当我们评价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进入一个书籍和思想稀薄的栖息地，欣赏这些东西的最重要场所是大学校园。在大学里，保守派知识分子仍然是困难重重。他们与传播他们的呼吁，进行课程教学和研究的大学的关系仍然紧张。 这种状况对不管是自由派还是对保守派都有不良后果。正如最近的三本书，一本是主要的自由派教授所作，一本由著名的保守派专栏作家所写，另外一本是清楚可见的保守派作家所写，显示保守思想的复兴远远超越了校园的范围，虽然大学仍然拒绝在课堂讲授保守派传统，否认其学术合法性。 考虑一个课程设置方面的例子。十年前，亲眼见证压迫的思想家开始着手社会和权力运作的多方面调查。他把哲学分析和历史观察结合起来，创造出现代生活的解释，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最后得出相反的结论：个人多元的能量对抗国家控制性的行为以及理性的专家。后者就是一帮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关系的18世纪19世纪的理论家，那些社会科学家。这个思想家的结论是，这些人造成了当今时代的一些重大灾难。 问题就在这里。我不是说福柯（Michel Foucault），该描述和他吻合，也和当今学术界不那么神圣的人如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吻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哈耶克先后与时代的最主要政策罪恶社会主义政权拥抱的中央计划斗争，同时他也是保守派思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关于自由企业、个人自由和中央权力方面的权威。 不过，尽管福柯和哈耶克探讨的话题类似，哈耶克为自由市场辩护（因此他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观点对全球政治的影响远远大于福柯对于诸如精神病院和监狱等社会结构的分析，但是两个思想家在人文课程领域的地位有天壤之别。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在本领域有相当的影响，他的社会著作也进入商学院的自由派手中。但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哈耶克根本不存在。当我80年代读研究生期间，几乎没有一个星期过去而不激烈争论福柯的，可我不记得听到过哈耶克的名字。在那让人兴奋的时代，政治派别下的文化批评，学术界的人形成了全球视野和超越意识形态羁绊的先驱，但是他们的参考范围不足。从那以后一些零散的保守派中心在全国的校园出现，但是正如当前所显示的，保守派很少在人文课程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公共知识分子不那么目光偏狭，甚至有些左翼人士确实承认哈耶克的显赫地位，但是往往带有不屑一顾的味道。比如，在《上帝注视下的市场：极端资本主义，市场多元主义，和经济民主的终结》（One Market Under God: Extreme Capitalism, Market Populism, and the End of Economic Democracy (双重天出版社Doubleday, 2000)）中，《阻击者》（The Baffler）的编辑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用专横的嘲弄的语调简要总结了哈耶克的遗产。他提到哈耶克的重要著作《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不过只把它轻蔑地等同于“带有纳粹罪恶的英国式社会主义”。针对哈耶克把商人看作反抗精英和顽固分子偏见的势利阶层的受害者，弗兰克不由得讽刺性的嘲弄“虽然如此，大学里的那些自由派教授仍然要把你和富豪分开的。” 更重要的是，弗兰克蔑视哈耶克是迎合企业家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公司真信徒”（corporate true believer），相信商人阶层的骗术。当然保守派会反对，尽管智囊团里和在全国报刊发表文章的保守派公共知识分子承认哈耶克是个试金石，但最近我们看到让人不安的迹象。那些参与激烈党派辩论的人好像忽略了自身的智慧传统。 人文课程中缺乏保守派思想，校园外的人对保守派思想一无所知，或者更糟糕的，把保守派看作权势者的帮工是知识界的标准特征。这些不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在说到观点和价值的时候，大学校园仍然是最重要的学习的场所，课程当然有相当的影响。大学有责任传授对形成思想深刻信息全面的个人所不可缺少的观点和作品。大学学习不仅要鼓吹和使用知识，而且还要获得并反思这些知识。大学具备足够的自主性来对待作为智慧传统一部分的任何思想，进行学术研究。 大学文本和大众文本的分别具有让人丢脸的后果。如果某个派别的观点和著作在教室里缺失，但是在市场和政府部门存在，我们倾向于解释它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它们的影响力归功于对企业或者政治有用，而不是里面包含的思想内容。如果大学不把这些著作和观点放在课程中，它们就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分析和讨论，这是值得尊重的著作和观点都应该得到的待遇。当它们远离校园，就好像没有独立的可靠性，没有必要和它们所满足的利益集团分开。 这对于保守派知识分子来说是让人沮丧的。当独特的知识分子100年前出现在巴黎的时候，它是作为对抗性的思想出现的。他们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把专业知识延伸到抗议中成长为知识分子，超越金钱和地位的诱惑成为他们代表更高尚东西的标志。能够让他们保持诚实和可靠的正是他们的独立性。能够让他们具有权威的正是在不涉及利益瓜葛的情况下形成自己观点这个事实。 这正是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困境。他们试图要代表当今时代，但是他们得出的观点被教授所忽视，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蔑视。数数“文化和社会”课程上的这些名字哈耶克，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和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计算一下中间偏左的刊物上有多少次这些名字不与金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框架是完整的，保守派思想的前奏开始和结束都处在乱哄哄的政治和金融领域，从来没有上升到思想的殿堂。 路易斯·拉潘姆（Lewis H. Lapham）的臭名昭著的2004文章“愤怒的触须：共和党宣传机构简介”（Tentacles of Rage: The Republican Propaganda Mill, a Brief History）用花哨的，铜臭味十足的细节详细列举概要。由于大学忽视保守派观点，媒体向左扭曲，如拉潘姆的故事所显示的，保守派只好运用自己的资源，比如凯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和美国遗产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刊物（《新批评》（The New Criterion）《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和媒体主持人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和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 在这个活动中，引人注目的是，策划这个计划的保守派人士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权力经纪人，当时《哈波斯》（Harper's）的编辑拉潘姆称他们为国家的“企业贵族”（corporate gentry）。这些人担忧地见证了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但是非常尴尬地对那些无法迅速转变为金钱的概念不感兴趣，他们缺乏智慧上的武器来回击。所以他们也收买了部分人，招募作家，思想家，编辑和发言人炮制反智慧主义，“为思想的血汗工厂（intellectual sweatshops）提供资金以创造政治和社会经济理论”。没过几年，那些“神圣的车间”就出版了著作，举办研讨会和媒体节目，随着意识形态著作的价码不断增加，他们聚集起来大量“迫切皈依保守派信仰的各路人马。” 我们可能对拉潘姆的某些事实发生分歧，但是只要知道他提供了那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关键的问题是保守派思想没有和权力脱离关系，或者说保守派知识分子仍然怀揣着人家的支票薄。 合法性的缺失造成了扭曲的思想环境，学界没有人能逃脱其危害。美国社会，更别提学生只能得到糟糕的服务，如果公众领域的观点没有在教室里经受概念上的，历史上的，和政治上的分析和讨论。不幸的是，课程设置方面对保守派思想和观点的关注往往是反射性的、肤浅的，根本不是对抗性的关系，很难说有任何关系。 这种堕落的气氛影响了最热情的批评性努力。最近的两本书表现了这个情形的陷阱。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的《保守派的灵魂：我们是如何失去的，怎样找回来》（The Conservative Soul: How We Lost It, How to Get It Back (哈伯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社,2006)和迈克尔·伯鲁比（Michael Bérubé）的《自由派人文艺术的自由在哪里？》（What's Liberal About the Liberal Arts? Classroom Politics and "Bias" in Higher Education (诺顿出版社（W.W. Norton 2006）)讨论的内容不同，作者的政治主张也不一样。萨利文是知名记者，在经济和外交方面有保守派思想，在社会问题上是自由派，试图为公共政策上的保守主义辩护。伯鲁比是宾州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英语教授，在学术界名气很大，以自由和进步的思想驰名，有足够的能力怀疑、嘲笑同行对于世界的与世隔绝的观点，试图为高等教育中的自由主义辩护。他们反驳的对手也不同。萨利文反对自从冷战结束后一直增加的支持共和党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伯鲁比反对的是攻击大学的自由派偏见的保守派。萨利文为普林斯顿政治教授罗伯特·乔治（Robert P. George），《标准周刊》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以及其他被他列入极端分子行列的人的影响感到遗憾。而伯鲁比则哀叹由激进分子和作家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领导的反对大学的闪电战，这个战斗得到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的附和，得到学者斯坦利·罗斯曼（Stanley Rothman）和本文作者的支持。 萨利文用预测性的假设开始。随着苏联解体和1990年代全球化的兴起，一个“社会经济满足”的时代好像出现了。税率降低，犯罪率下降，政府规模缩小，市场扩大。增加的财富造成社会经济文化的急剧变化，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左派乌托邦死了。美国缺少了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理想来安抚国民的期盼。人们渴望“意义政治”，一种平静焦虑和容纳后冷战时期进步的框架。按照萨利文的说法，“极端主义（fundamentalism）时代到来了。” 他说，极端主义开始于心理政治的情绪，他的著作前半部分描述了极端主义确定性的快乐和疑虑。萨利文说极端主义者“不猜想，不辩论，不纳闷，不怀疑。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他都知道。”那些偏离基本原则的人需要得到同情，帮助或者惩罚。这里，极端主义违反了温和保守派承认全球人类的脆弱性的信条，背叛了里根和戈德华特（Reagan-Goldwater）时期的遗产。在后半本书里，萨利文简要指出了良好保守主义，采用法国随笔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谦逊和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断然接受我们无法肯定知道的东西”作为负责任的政治的起点。 伯鲁比的开始不是假设而是一段叙述。一个保守思想的学生花费一学期的时间重复反自由派的名言，伯鲁比接着说他谈论这件事非常果断、没有任何偏见。这个例子后来在他的课堂描述方面有详细的介绍，目的是显示自由思想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是怎么发生的。伯鲁比反驳自由派偏见的指控，用证据显示对学界批评的说法的夸张程度，而且提出了积极、自由的自由派教育理论。 迄今为止，对于这些书的评论集中在萨利文的极端主义者特征描述是否公平，以及伯鲁比用来反驳反学界的数据是否站得住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突出的问题是保守派传统的展现。 萨利文尊重保守派传统，称赞奥克肖特（Oakeshott(1901-90)是自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以来最著名的思想家。但是当谈到宗教保守派，或者自称保守派的宗教人物时，蔑视的味道就非常明显了。萨利文写到这种“新保守派把头脑带进极端主义者的心理”，给予把所有东西都作黑白分明的判断的顽固习惯理性思考的光环。（该症状否认自己的错误，同时极端地指责别人的错误。）因而，用他们最聪明的词语来反驳新保守派就是非常关键的。但是萨利文的许多例子是拙劣的。作为圣经极端主义的代表，他不是选择真正的思想家而是在倾向性舞台演出中的人物：电影《向上帝挑战》（Inherit the Wind）中的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大律师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的质问下晕倒在证人席是决定性的。作为关于性的自然法则理论的例子，萨利文不是选择经受多年批评的书或者文章，而是采用2005年加州巴沙迪那城市学院（Pasadena City College）的老师爱德华·费瑟（Edward Feser）写的博客日记。该博客包含这样一句“阴茎的功能是非常明显的把精子存放到阴道里面”（当然，还有撒尿的功能）萨利文评价说“对任何一个器官坚持单一功能或者作用的愚蠢”。不是很多人会不同意的。因而极端主义肯定是愚蠢和愚昧无知的。 那么，极端主义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这导致了萨利文另外一个极端主义式的弱点。自由派倾向于把保守主义和政治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让人吃惊的是，萨利文同样这么做。在他提到“新保守主义”“新保守派”和“大政府保守派”等中都显示这种联盟组合。他认为“作为政治运动的保守主义已经在很多方面变成一种宗教复兴的牵强附会”。那样的话，这个运动就不能作为保守派物种，但是萨利文仍然给予这个标签。大政府保守派是个矛盾的说法，但是萨利文使用了，可能因为大政府保守派存在于共和党内部吧。因此，萨利文不是说美国政治中出现了带有保守派色彩的宗教运动，相反，他说保守主义本身丧失了灵魂。显然，保守派传统不能承受当今虚假保守派的掠夺行为。而且这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在《自由派人文艺术的自由在哪里？》中，保守主义同样遭受了指责和侮辱。伯鲁比集中描述反学界的保守派，里面充斥着诊断性的离题的话。同性恋权利辩论“把本来讲道理的文化保守派变成了吐沫飞溅散布阴谋的狂热分子”。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发飙了，专栏作家马尔肯（Michelle Malkin）写了“可耻的”著作强迫“解释”，没有一个理性的人来支持，霍洛维茨歇斯底里地虚张声势。根据伯鲁比的说法，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精神病，“从长期看，我们只是不相信文化保守派的记录，坦率地说，我们认为他们几十年来长期虐待黑人和移民的后裔，试图从圣经中找到根据来为奴隶制和压迫妇女辩护。” 看到没有，这就是他们的逻辑，根本不讲道理，完全是疯狂愤怒的浪潮。保守派不是伯克，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艾略特（T.S. Eliot），斯特劳斯（Leo Strauss），而是奴隶主，本土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只字不提来自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Elizabeth Fox-Genovese）或者黑兹尔（E.D. Hirsch Jr）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和去世的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这些比较靠近现在的可以被称为“教育方面的保守派”的作家，完全忽略思想深刻的保守派人士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反而花费了太多的篇幅谈论保守思想的学生在福克斯电视台(Fox TV)的节目《汉尼提与考姆斯》(Hannity & Colmes）的歧视性言论，担心州议员关于“左派专制主义”等等。 对保守派教育家的忽视还折射出对教授的热情称赞。伯鲁比说他的同事们“聪明，学问高深”。许多是“让人惊讶地严格、聪慧的老师，绝大部分老师实际上做了很好的工作。”确实，右派攻击大学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工作太好了。”保守派知识分子可能嫉妒这些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因为过于分散，他们没有这些便利。但是集中在一起其实是个缺陷。在通过自己的观察评价老师们的表现时，伯鲁比跳过了保守派对高等教育最著名的批评，即批评教育后果而非自由派偏见。在关于学生们在学期中在课堂上到底学到了多少知识和技能这个问题上，最近进行的对人文科学的评价的许多证据显示和老师的说法正好相反。 有些读者可能反对我们期待自由派或者前共和党人忽略保守派传统。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达到了右翼思想家和另外一本书表现出同样的漠视和不尊重。比如，印度裔美国作家迪索萨（Dinesh D'Souza）的书《内部的敌人》（The Enemy at Home: The Cultural Left and Its Responsibility for 9/11 (Doubleday出版社, 2007)）。作者是一个重要的保守派作家，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还著有《非自由的教育：校园中的种族和性别政治》（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 (Free Press, 1991)）。他在学生时代就在《达特茅斯评论》（The Dartmouth Review）发表文章。《内部的敌人》继续他长期以来的党派偏见。第一段发表了严厉的指责“文化左派应该为9-11事件负责。”但是后来的篇章让读者看到了熟悉的肇事者（卡特总统的外交政策，克林顿对恐怖主义的软弱反应，民主党的妥协立场，把国家主权置于国际组织之下的左派国际主义者等）。 这些指控或许让《内部的敌人》显得是极端化时代的另外一本谴责政党偏见的书。但是该书的核心在于一个不同的观点，一种超越政治的争辩。迪索萨研究了极端的穆斯林的愤怒后发现普通的解释是不够的。十字军，美国对石油的渴望，没过支持以色列，等等这些历史和政治病原可能加剧反美主义情绪，但是它们不是穆斯林感到的那种威胁的严重程度。迪索萨指出了另外一个根源：美国的大众文化。他写到“外来者和穆斯林同样感受到西方文化深入伊斯兰世界的深度，而感到惊讶。”不是作家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波普钢琴大师赛罗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而是好莱坞电影，情景喜剧（sitcoms），流行音乐，浪漫小说，视频网站（YouTube），充斥从突尼斯到德黑兰的阿拉伯大街，不管是温和的还是极端的穆斯林都感到灭顶之灾。对于一个忠诚和节制的深刻的长老社会，大众文化的内容是罪过。在穆斯林人眼中，美国是在发动针对伊斯兰的文化战争。 正如迪索萨坚持的，或许是文化左派发动了战争。无神论，自由放荡，自我中心，物质享受等，美国文化是就左翼伦理的表达，无所不在的不顾一切的个人主义。因此，左派对2001年9-11袭击应该承担责任。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的人人自由的社会，个人可以对电视屏幕上或者广告牌上的粗俗展品排斥在外，但是在严格的宗教社会中，文化材料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普遍的诉求。“我们必须赞同好莱坞关于人性的观点吗？”伊朗一个女性官员问到。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要保护他们的信仰免受外来者的破坏。 迪索萨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僵局提出了解决办法。为了消除穆斯林的愤怒，他建议我们应该把国内的文化战争延伸到国际舞台上，向穆斯林证明美国保守派和温和的自由派像穆斯林一样对大众文化惊骇不已。为了把左派排斥在向海外出口文化道德堕落之外，当穆斯林谴责自由派价值观的时候，右派应该支持他们，应该利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舞台“揭露左派的堕落”。因为左派在“推销的狭隘西方议题对世界上多数人来说在道德上是可恶的，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这是一个吸引人的解决棘手问题的简单办法。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来自许多保守派先驱已经探讨过文化和政治紧张局势问题。考虑到没过和穆斯林社会的分歧，美国政治（主要是保守派）和美国文化（主要是自由派）的分歧，迪索萨可能激发了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到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的反文化，到参议员丹尼尔·帕迪克·摩依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总结“温和的保守派真理是决定一个社会成功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温和的自由派真理是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从自身内部挽救文化的评论传统。” 这本来能说明中东局势再次暴露了保守派探索了几十年的困境：也就是美国文化破坏美国政治的局面。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好像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取得了胜利，但是当市场对自由企业开放后，太过频繁的是他们屈服于潮水般的消费品和廉价的娱乐以至于盖过了民主理想的传播。保守派和自由派对于这种紧张关系争斗了多年，提出诸如下面的问题：当政治政策忽视文化上对变化的抵抗时，如何取得成功？当一个社会的文化产品否定了其宗教价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当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鼓励破坏性的不虔诚的行为的时候，它怎么能繁荣呢？在每个月都要产生新的货色来加速大众文化的泛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阻止大众文化的狂轰烂炸？ 但是迪索萨巧妙深刻地从美国和穆斯林的遭遇重新审视了这些问题，他避免了过去的智慧。不是回头看遥远的知识遗产希望从中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充分的养料，他是回头看最近的政治背景，也就是1990年代的文化战争。结果，他发现了真正的和让人担心的困境被减弱为战役上的策略。保守派知识分子再次被学界欺骗了。 这些书的每本都让保守派传统的命运更加暗淡，当然不是因为作者们的无能。迪索萨是个聪明的知识分子坚定地迎接来自学术界左派的污蔑的大合唱。伯鲁比是个有才华的机敏的学者面对保守派的挑战，愿意和霍洛维茨打交道或者忍受批评自家人的痛苦。萨利文把学术水平和公共参与结合起来，在为了鼓舞人的知识分子的示范性的模式，在他的博客上展现在网络日常菜（The Daily Dish）。 但是，三者都忽视了对保守派传统的全面表现。没有一个人认为它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因此，他们低估了对手，忽略了被长期以来思考和讲解的最好东西，或者错过了自身观点的复杂性。不错，今天的保守派思想已经在政治环境下出现了让人泄气的偏离，不错，它威胁了学术界自由派的正统地位，不错，它误判了中东的文化差异。 但更重要的是，保守派传统仍然是观点和理论的重要源泉，是获取世界胜利不可缺少的遗产。为了取得全面的胜利，在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聪明办法时，除了保守派出版家和思想库，电视上和博客上需要更多的保守派学者。学术界需要对保守派思想进行全面的分析，既有批评也有欣赏，让保守派的著作和观点进入大学校园，进入课堂。如果课程设置扩大范围，如果保守派的传统得到巩固成为让人尊敬的一门学问，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也就是希望哈耶克能得到福柯十分之一的重视程度。 译自：“How Academe Shortchanges Conservative Thinking”by Mark Bauerlein 作者简介：马克鲍雷林（Mark Bauerlein）埃默里大学（Emory）英语教授。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id=ncqzp5rrrqg0wvq9x221nnnrv3z9mbw9 关于反战新华社一篇文章，评论上周末美国华盛顿、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方举行的反战游行，《伊战促成反思 反战再掀浪潮》：
１９７３年１月２７日，美国与越南就结束越南战争签订巴黎协定，美方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越方已故领导人黎德寿当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戏剧之处在于，基辛格不及反思，领取了诺贝尔奖；黎德寿不屑，拒绝领奖。３４年后的同一天，即今年１月２７日，大约１０万美国人在首都华盛顿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城市同时举行集会和游行，要求结束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思，部分因循着对越南战争的反思。从普通平民到娱乐界人士，从职业政客到现役军人，昔日反对越战的道义力量，在如今反对伊战的进程中得以再次显现。伊战和越战，同样触动美国人的良知。（文章全文） 而一个月前Slate.com的主编Jacob Weisberg于《金融时报》发过一篇关于反战运动的文章《反伊战示威者都哪儿去了？》： 在越战时期，许多学生激进分子不只反对战争，同时还同情敌方，支持他们眼中的越南解放运动。但后来的事件动摇了这种激进观点。1975年美国退出后发生了镇压，这种观点更是变得大错特错。相信美国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对道德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一次，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理想化，没有现代版的简•芳达慰问“救世主军队”活动。（文章全文） 难道这么快反战势力就如此升涨了吗？ 回忆我的一段论坛生涯在前天（1月10日）的下班后，我完成了在豆瓣（http://www.douban.com/people/fourinone/）的第一次二手书交易，将一本多余的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之一》卖给了一名叫JUZI的豆友。因为我前不久买了一本新版的，和也是买的新版的其它几本凑成完整的一套。我跟她解释了这本是三联最早出的收在“地球村观察系列”中的林达作品，所以才和豆瓣上的书影不一样，意思是想要她放心。
“地球村观察系列”是三联前两年推出的一个系列丛书，收入其中的还有《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微观美国》，以及高小刚的《图腾柱下：北美印第安文化漫记》等书。胡舒立是我向来敬佩的，她的《美国报海见闻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我一直想找却找不到。 完成了这次交易，我感到很是高兴。4年多了，终于又一次开始了这种和网友交流的经历——这4年来，出于各种原因，我逐渐地很少上论坛，即使上了，也只是自己默默地看别人的发言。 此后的两天来，我不时地在上下班的路上想起4年前的那段整日混迹在论坛的生涯。往事让人哀愁。我决定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候，趁记忆消退之前，将它记录下来，以作为永远的纪念。 进入WEB2.0时代，类如博客、豆瓣这样的新形式日益兴盛，论坛则因为种种天然或人为的原因，逐渐衰退。看着自己收藏夹里的论坛一个个死亡，即使存活者亦已不复如旧，心中委实和绞痛一般。兴亡之事，古今皆然，只是我们的太快。也许，我们那个时代论坛的“光荣与梦想”，再也不会重现了吧？ 一、初识论坛 从2000年我首次能上网后不久，就发现并喜欢上了论坛。那个时候，新浪的体育沙龙好象是最有名的论坛了吧，据说，一批骨灰级的网友都出自该处。我上网晚，没能赶上那个黄金时代，而且也不怎么不喜欢那里。我常去的地方是新浪的读书沙龙（后来一批骨干网友从那里集体出走，在另一处地方开设了读书生活）、网易的读书社区（这个地方人气并不高，我也主要是因为第一个邮箱设在了网易才去的；不过当时读书社区的斑竹麦田却是个名人，呵呵，我的很多帖子都被他设成了精品）、人民网读书论坛以及文学网站榕数下等。呵呵，很显然，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
在这些地方，我开始慢慢了解并熟悉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的网络世界（台湾那边叫网路世界，我更喜欢这种叫法）。下面我就列举一些给我印象最深，甚至还将之打印下来保留的人及作品。 我的老乡须弥山主人的故事新编系列是我最喜欢的作品，能给我一种我老家那边春天最常见的野生植物映山红所给我的那种，凄艳感觉。我从中也能读到同样是我们老乡的鲁迅的气息来。后来在天涯的闲闲书话，有一位网友曾说，我的作品越来越象须弥山主人的风格了，问我是不是须弥山主人的另一个ID，当时我看了心里着实喜欢。 麦田和人民网读书论坛前斑竹绿茶的论坛回忆系列让我了解到论坛生活的精彩，其中既有激情、喜悦，也有生气和愤怒，从他们的作品中我还知道了一些论坛界的著名ID和不为人知的掌故。 孤云的那篇著名的精彩网址推荐让我知道了很多好网站，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照他说的，按图索骥地去上网的。而天涯闲闲书话斑竹季米的网络书库介绍则让我找到了许多网上的图书馆和资料库，我至今还时不时地会用到。 二、开始发贴
在这些地方的影响下，不久之后，我也激发起了创作和参与的热情。正好在那段时间我比较闲，这在我的《消夏杂记》开首篇里有说明：“近些日子来京城热得异常，午后一人趴于凉席之上，如死猪般沉寂。自从处于半失业状态后，便有闲得很，可以说是到“三闲”的地步了，于是乎就考虑起消夏之法，度日之计来，并记之以笔，公诸同好。”。 起初，我每完成一篇文章，会在网易读书社区、读书生活、人民网读书论坛和榕数下等几个地方同时发——榕数下其实我并不常去，只是听说有很多文学青年曾通过那里成就名利（当时一些传统媒体会从那里选稿子，一旦选中会有稿费）。后来我的一篇《江南的味道江南的香》还真的赚了80多元稿费，第一次通过网络赚钱，真是甭提有多高兴了。可惜，后来渐渐没有了反应，而我也开始在论坛里找到了我更想要的东西——与志同道合的人聊天论学，灌水找乐，我渐渐不把文章往那里贴了。 发在不同的地方的帖子所取得的反响是不同的。网易和人民网可能网友的年龄层次和爱好分别低于和高于我，所以反响最少。只有读书生活那里的网友，估计年龄和爱好都比较和我接近，故而反响还不错。在那里，我认识了季米和李湃——似乎还是季米介绍的天涯闲闲书话，那个我后来一直混呆的地方。 三、如鱼得水
我想，对于一个刚刚进入论坛的新人来说，最激动的事情莫过于他发的帖子有人回应了，否则自信心是会遭到沉重的打击的。更严重者可能会直接终结他的论坛生涯的。 虽然我在读书生活发的帖子取得的反应还不错，但并没有让我得到那种欣喜如狂的感觉。真正让我获得那种感觉的是在从季米他们那里知道闲闲书话，并去了那儿之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里我有种鱼儿进了水里的畅快感。 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些非常不错的网友（这点稍后在“一些难忘的网友”里谈，希望通过对他们的回忆，能大体反映出那个时代闲闲书话的概貌）；在那里，哈哈，我真可谓是“文思如泉涌”，写出了“消夏杂记”和“淘书杂记”两个系列、好几十篇文章，后期甚至设想了一部武侠小说的构思，并写了几篇开头，只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因素，离开了闲闲书话，我生平的这首部“大作”也就陷入还没充分开始就结束的命运了。 在那里，我得以有机会练笔，有机会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我想，每个文科出身的人都或多或少会有这种欲望的吧？人的一生中有一段创作经历，无论其写得好坏，无论其是否因此功成名就，都是很值得宝贵的。更主要的是，这段经历使得我竟然对自己的写作能力，尤其是写那种随笔杂记类东拉西扯的专栏，有了出奇的信心，并因此希望自己能挤掉如今那些充斥各大报纸的无聊专栏作家。事实证明，这种自信显然是盲目和可笑的，因为我至今也没能有机会被邀请开设一个此类的专栏。 不过这并不重要，能有这份自信本身就是很好的事情。我后来之所以能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获得一个小专栏写作，应该说与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 四、离开论坛
我喜欢那时侯的闲闲书话，当时的人虽然还不多，但大家却很谈得来，相处得也很融洽，我喜欢那种感觉。于是，逐渐地，我不再去网易，不再去人民读书，甚至不再去读书生活，而专心在这里发展了。在这期间，我们一些网友举行过聚会聚餐，一起逛过潘家园等旧书市场，一起去过北京的书市，甚至还一起贩过书……，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一方面是书话的名声渐响，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免有爱好寻衅滋事者，论坛以前那种和睦的风气渐渐消退了，另一方面则是我换了工作，而新单位有一段时间无法登陆天涯社区，更主要的是，与以往相比，新工作不仅忙碌了起来，而且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领域，这使得我开始把精力从买书卖书，谈花说草之类杂事上转移开，投向了新的领域。渐渐地，我更多地开始上类如世纪沙龙、关天茶社和记者的家这样的思想和新闻类论坛，闲闲书话类的论坛则慢慢少去，直至最终不去了。 但是于我的论坛生涯而言，这一转变的附带结果却是致命的，那就是：我开始变得只看不说了，用一句论坛界常说的话来说就是，我终于变成了一名潜水员。人们都说，潜水员很多都是骨灰级的网友。难道我竟然这么快就晋入这最高的级别了吗？ 虽然我在这“后闲闲书话”时代，也目睹了诸如“孙志刚事件”这样的诸多网络盛举，见证了所谓网络舆论的形成、乃至沦为“网络暴民”，但我再也没有了往日在闲闲书话时候的那种畅快和开心。于我而言，这个新的时代太过热闹和浮躁，有着太多的虚伪和抄作，有着太多的人为干涉和禁忌。我开始变得沉寂了。 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一个小插曲是我在菊斋论坛经历的生平首次，也是惟一一次的斑竹生涯。因为一者在我换了新工作后，有一段时间上不了天涯，二者为了我和胡同在闲闲书话里用来卖旧书的布衣书局能有个专门的地方，于是在菊斋论坛开设了一个布衣书局专版。 只是那里的人大多是喜欢古典诗词的人，和我们的风格并不相合，而我们两个也实在是不擅长做斑竹，因此没多久也就放弃了。我的斑竹生涯也就以短命告终。 五、我的“博”起史
这个标题似乎有些不雅，我是借用三联生活周刊有一期的封面报道“全民博起”的说法。说到博客，这个论坛之后又一在中国大获成功的新事物，事先有谁能预言到它会在这块向来以内向闻名的土地上取得如此迅猛的发展呢？至于其传到中国后是否变质姑且不论。 虽然我真正开博（http://fourinoneljl.spaces.live.com/）是在2005年后半年的事情，但我知道博客并有开博的想法其实还算早。早在木子美事件让博客得以初度在较大范围内传开前，我便已知道它了。有一段对话不妨“立此为照”。 一、博客（bloggers）和纽约时报总编辑的辞职 近段时间以来，纽约时报连续发生丑闻，先是两名为主编Raines所器重的记者辞职，接着Raines自己也被迫辞职。除了该事件本身以及纽约时报的前途为人所关注外，网络博客（bloggers）在总编辑辞职风波中所起的重用也引起观察家的注意。 博客，尤其是一些关注媒体、新闻道德、学术的博客网站对纽约时报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他们在Raines辞职后欢心鼓舞，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功劳。 星期日泰晤士报6月8日的一篇文章，对于博客和纽约时报总编辑辞职之间的前后恩怨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1 简要回顾了一下Raines辞职的经过。 2 网络博客开始关注此事件；介绍几个最为优秀的博客网站。 3 博客的介入使得纽约时报发行人改变主义，迫使Raines辞职。 4 纽约时报与保守主义的布什政府的恩怨。 5 谈博客对大事开始产生作用的由来，并认为它将对2004年的大选起作用。 二、与此相关的一篇言论：《旗帜》周刊，谈博客将影响2004年美国大选 文章题为“四大巨头”。所谓“四大巨头”是指人们常去的四个博客网站。他们在纽约时报总编辑辞职事件中居功至伟。在网络时代，博客对舆论的影响将可能超过老牌的、开始官僚化的报纸。很明显，博客将会影响2004年美国大选。相关者一定要注意了。 作者：天街独舞 回复日期：2003-06-25 16:46:30 孤陋寡闻的问：啥叫博客？ 作者：未克琉 回复日期：2003-06-25 16:56:13 直译的话，似乎应该称做“个人网络日志”。 在中文世界好象发展并不快。可以桑http://www.blogchina.com/看看。 作者：未克琉 回复日期：2003-06-25 17:02:09 英文的不妨上http://www.instapundit.com/一看。左边的“推荐连接”都很优秀 作者：麦田99 回复日期：2003-06-26 00:57:59 我对博客的影响力持怀疑态度，感觉不是一项真正新技术革命，因为它所实现的功能，通过论坛不同的设置方式就可以达到。 也许是因为我还不太了解它吧。 作者：未克琉 回复日期：2003-06-26 13:31:40 博客和论坛是两种不同风格的东西。论坛注重讨论和交流，博客则更能体现个人的思考。论坛虽然更热闹，不过水分可能也更多一些。 在经历过伊拉克战争和纽约时报风波后，博客更加受人关注。在英文里已经出现“blogosphere”的术语，并且开始有人对之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和梳理。 就我个人而言，不时去口味比较合适自己的blog上看看，能比较简便地了解发生的事情。比如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有的blog即能汇集各方面不同渠道来源的信息，很方便。 不知道此麦田是否我初上论坛时那个身为网易读书社区斑竹的麦田。沉寂得久了，变的异常懒惰，一直都缺乏动力去求证一下。
其实说起来，之前天涯社区刚开始做博客的时候，我曾开过一次博，还一并在BLOGGER.COM和BLOGCITY.COM都申请了帐号，但弄了没几天就因为缺乏时间和精力就放弃了，所以不算真正开博，真正开博还得说是2005年后半年的这回比较准确。 从首次知道博客到真正开博，相距了两年多，想想也真是觉得失败。其实也知道博客的重要性，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动起来，直到去年以来，所谓“WEB 2.0时代”从一种学说，一种传闻式的东西，似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现实，于是静下来一看，才突然发觉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落伍了，这才真正感到了焦虑。 这回重新开博，和长次一样，我也同时设了三个：分别在新浪（http://blog.sina.com.cn/u/1240030770）、百度（http://hi.baidu.com/4in1）和MSN SPACES（http://fourinoneljl.spaces.live.com/）。但新浪和百度都先被我重视，后又放弃了，现在打算专心经营在SPACES上的博客。两次搬家都曾写过搬家“告示”。 第一次：从新浪到百度。下面是告示：
决定搬家 2006-12-16 21:07:58 考虑再三，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搬家了. 请移步至 http://hi.baidu.com/4in1 北京今天的太阳很好,但风很大,没法出门逛街. 结果只好在网上溜达.不料想鼓捣了半天,竟终止了长时间以来的犹豫,毅然决定搬家了. 第二次：从百度到MSN。下面是告示： 再度搬家 2006-12-31 11:30 请移步：http://fourinoneljl.spaces.live.com/ 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俗语有云：一之为甚，岂可再乎？但自己却于短短的时间内两次搬家。。。 http://fourinoneljl.spaces.live.com/和我在BAIDU以及新浪上的博客，是我在年初的时候同时建立起来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当初颇有先见之明，能预见到今日的情况。可实际上我真的不愿意自己有这种先见之明。希望这一次不会给我带来此番的失望。。。。 北京终于下了今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而且一下就是两天。虽然其对上班是增加了困难，但心情还是很喜悦，因为没有雪的冬天在我看来是不能算真正的冬天的。这两天的大事是伊拉克的前总统萨达姆终于还是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时被用绞刑处死了。 其实并不喜欢SPACES，它又慢，有些功能又不友好，用起来很不方便，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六、一些难忘的网友
在我这段并不长的论坛生涯中，却认识了一些很难忘记的网友，搜肠刮肚地记下了下面这几位。其实还有很多，却实在记不大清楚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会下降，很多东西就会逐渐模糊起来，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我在这里还是大概按照时间的顺序记起吧。 季米、李湃和绿茶
他们三位是我较早认识的网友，而且是同乡，所以感觉特别亲切。季米兄是我在闲闲书话时的斑竹，绿茶则是人民网读书论坛的管理者。季米兄颇有长者之风，他和当时书话的另一位斑竹慧元一起很用心地主持着论坛，实在是书话能够逐渐繁荣起来的第一大功臣。我曾经表示哪天回老家的话，就带上一套《来燕榭读书记》去拜访他，可惜却至今未能实现，实在是有愧的很。 青杏
她是我最谈得来的网友之一，也是最有亲切感的网友，因为我们在生活经历上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在网上碰上的话，经常会东拉西扯地聊个没完。 青杏是个爱游山玩水的人，不时地会不顾工作，一个人背起行李去一个好玩的地方玩上十天半月的。遗憾于自己的总想出门旅游，却总是以一个人没意思为由下不了决心的弱点，我于是请求她哪天有空一起去我老家的“浙水”（新安江、富春江和钱塘江）。她热烈地应承，好啊好啊。但至今我们也没有实现这一想法。 我认识青杏是因为有一回她在书话里求《细雪》一书。我有一次逛旧书市场时看见了，于是买了寄给了她。不想后来她竟回送了我一堆关于佛教的书，有《五灯会元》啊，《高僧传》啊，《坛经》啊什么的。我有些不好意思，一下子白收人家那么多的书，她却说：没事，没事，我现在不信这些了，用不着，还是送给想看的人好。我却实在是记不起来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过要看佛教的书了，惟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直到现在我仍然没仔细读过这些书一页。 青杏信教，是个非常好心的人，我常常向她请教一些我不懂的生活上的事情，她每次都会很耐心地给以解答。最近的一次就在前两天，是关于如何养狗的。她非常非常喜欢狗狗，现在家里还养着两条。听说我要养狗，比我自己还显得高兴，热烈地为我讲种种注意事项。 池塘生态报告
在我的印象里，池塘生态报告是一个性子很急，说话很快的人，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真人。因为有一回，在我的《消夏杂记》有关外婆的回忆的帖子里，我们聊起了她的外婆，她一句接着一句地描述了她和她的外婆的一些生活细节，就象一首长诗的诗句一样，一点没间断，一下子跟了几十条跟贴，着实让我惊叹。我总怀疑，那是我的一个跟贴最多的帖子吧？ 香笛
我们总称她箱底。她也许是对当初的闲闲书话最有特殊意义的一个人吧。传说后来来书话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就是冲着她的名头而来的。她的许多帖子往往能得到几千的点击量，几百个跟贴，这在那时侯的闲闲书话是非常罕见的。 让我觉得很自豪的是，这么一个“大人物”，其之所以来闲闲书话，似乎正是因为我的帖子——在我的《消夏杂记》里有不少篇是谈花说草的，而她是个喜爱花草的人。我不确定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但至少可以说，她在闲闲书话的第一次发言，确实是跟我的帖子。更让我高兴的一点是，她的最受欢迎的帖子之一的、仿照《红楼梦》风格写成的“大观园”系列，最初就是因为我的生日而起的。 我后来写起所谓的武侠故事《天台山遇仙记》时，香笛曾从她的藏书里扫描过几张图作为我的故事的插图，我很是珍惜。其中的一张行舟图，我尤其喜欢，至今留着用作MSN、博客和豆瓣的头像或图标。 香笛是个喜欢安静的人，所以当后来闲闲书话的人日渐增多后，也开始慢慢地不大来了。 无语独上西楼
无语那一年来北京的时候，我曾见过她一面。她娇小的身体与她在论坛上“大姐大”式的形象实在是不相称。她的号召力很大，那次来京，好象北京地区所有的网友都过来参加聚会了，盛况空前。也因此，我没能和她说上几句话。 她曾在论坛上提起过自己的一本藏书，是龙榆生的《唐宋词选注》，她说是她从小看的，上面写满了她的体会和注解。我开玩笑地要她送给我，她总是不肯答应，说是舍不得。不过后来她还是重新买了一本，然后从自己那本里找了两页，将上头的体会和注解录照抄到这本上，寄给了我。 胡同（三十年代）
胡同是较后一些时候才来书话的。来时先发了一篇他的有关书的藏书书目，大约总有近一百本吧，一时惊住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一者他喜欢收藏此类书，二者他一直就有贩书的想法，所以逛旧书市场时看见好书，就会不管其对自己有用无用，一例买下。其结果就是住的地方，什么床上、桌子上、箱子上，堆得全是满满的旧书，人进了基本没有立脚的地方——这并非一句修饰辞，是真的很难有立脚的处所，一点也没有带夸张的。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们当初是怎么一来就决定了要贩书的。我想，除了我们俩都有着贩书的“宿志”外，大体总不离什么外地旧书不好找，而我们在北京有便利的条件等等这样那样的原因吧。 作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们逛旧书市场就逛得更加勤快了。每到周末，天还没亮，我们就已经辗转在北京的各大旧书市场之间，搜寻着各种各样的好书了。回来后就赶紧将书目录入上网，给那些已经在等待多时的网友们挑选——很显然，我们的贩书是很受那些不方便或没有时间逛旧书市场的人欢迎的，经常会有好几十人一到点就守侯在电脑前，准备着我们的书目一上就动手进行最迅速的“抢夺”。 不久后，我的住处也慢慢地变得和胡同一样，各个角落开始堆满旧书。只是随着我的工作的变动，渐渐抽不出时间来了，胡同也疲于在“天南地北”的几处地方之间来回奔波——我当时住西五环，胡同住鼓楼一带，最主要的旧书市场潘家园则在东三环，在北京绕这么一圈，是和往张家口走上一趟没有什么区别的。 于是我们就将剩下的书一起作价转让给了一家外地的书店，就此终止了我们的贩书生涯——实际上真正结束的仅是我，胡同则在一段时间的休息后，逢上一个机遇，又很快重操起“旧业”来了，而这一番，他似乎是真正下定了决心，一心一意贩书，不再去想那时不时会从头脑里冒出的走学术生涯的念头来了。 斩断了异念的骚动、一心贩书的胡同兄逐步走上了轨道，并慢慢闯下了自己的“万儿”，很快成为了圈内一个颇有名气的闻人了。很多媒体都对他进行了采访。而我，则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今回首这段往事，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柳如是风
柳如是风也是比较晚才来的书话。他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每次从山西来北京逛潘家园的时候——他也是个有旧书癖的人，三天两头地会兴起逛旧书店的瘾来，于是就会从山西千里迢迢赶赴北京来——就会找到我们，陪我们一起搜书，完了又帮我们抗书袋。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初次见我们时，竟然从山西给我们抗来一套有关他家乡的《山右丛书》以及一本《汉语大字典》（简编本）——两者加一起总有四五十斤重吧？当时我们感动之余又觉惊讶，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离开论坛很久之后的我，曾有机会去过一次山西大同，到后突然想起来这里住着他这么一位朋友，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胡同要他的联系方式，结果却失望地被告知，他家在太原，并非大同，只好作罢。 四海夕阳
四海夕阳是我在胡同在贩书的过程中认识的。他是扬州人，大概也常常在当地逛旧书市场，总能得到一些好书。我曾经用我们买来的一些中华书局的唐宋元明清史料笔记丛刊零本跟他交换了一套8本《禹贡》杂志的影印合订本。那是一部我当时非常想得到的书，因为那时我曾一度梦想，有朝一日可以走上搞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道路。如今自然是一切随风而去了。 疏香、郁郁、菊菊和怪 这四人都是菊斋论坛的网友。我在菊斋的时候认识的。 疏香和郁郁曾来我住的地方买过书。记得当时恰逢韩日世界杯，她们来的时候正好有一场比赛要举行，于是她们选完书后，又留在我那里看完了比赛才走，所以对她们的印象很深。 后来我们还约过一起逛三联书店。更后来，偶尔地也曾在书店里遇上过——北京这地方虽然大，但常逛书店的人还是不太多，所以这种在千万人中“不期而遇”的稀罕事，偶尔还是能够发生的。 两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偶然打开已好久没打开的QQ，不想就得知疏香已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消息。我在长时间的震惊之余，陷入了对生命无常的悲哀中。我的脑海里一直还清晰地记着那天她来我住处买书时一身白衣白裙的样子，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竟然那么早就离开了我们。其后我一直想写点东西纪念她，却一直没能动笔。 菊菊似乎是菊斋的创建人。我对古典诗词一窍不通，所以一直不能融入到他们当中。不过我对她的印象却一直非常好，总觉得她应该和她的网名“人淡如菊”一样淡雅。后来有一次她有机会被单位派来北京培训，我知道消息后很高兴，连忙请了半天假，陪她去香山植物园玩了半天。记得逛完准备回时，天还下起了一阵雨，着实有些狼狈。 对于怪，我真的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她和她的网名一样，怪怪的，不大和人交往——当然，可能只是和不熟悉的人才这样？我不确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她曾寄给我过一样东西，我这里保留的几件模糊了来源的东西：一根豪猪（或刺猬？）的刺，一本《韦伯地理辞典》，一不《浙江台州地区歌谣选》，其中有一样肯定是来自她的。似乎是《地理辞典》。 人实在是太健忘了。倘若我这次没有下定决心把这些往事记下来，很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真的应该庆幸自己这次能够从已经延续了近四年的沉寂中走出来，使得这段美好的回忆能够因此通过自己虽然没有文采的笔，形成文字，从而能久久地保留下来。 一点旧事菩萨蛮·韦庄 [旧文]一点旧事（一） 一点旧事（二） 一点旧事（三） 一点旧事（四） 一点旧事（五） 一点旧事（六） 《天台山遇仙记》以及其它 《历代小说笔记选》、《心灵史》、《天台山遇仙记》 所住的地方偏僻之极，没有大书店，没有图书馆，也没有网吧，寂寞得很。不过不远处有一旧货市场，出售旧电器旧家具，以及一些不知真假的所谓古玩，当然也有二三家售旧书的摊位，摆几本破书，有时倒也还可以逛上一逛，聊解寂寞。 前几日，与二三旧日同学聚会言别。多时未见的老同学重聚是喜事；而他们或将要出国，或将要赴任美差，或乍得如花美眷，尤其可喜可贺。但离别终究是伤感；同时又念及自己至今碌碌，更是无聊，只是值此之时理应作欢颜，着力应酬，使得好事善终。然则心中委实是百感交集，不是滋味。（2001年6月26日发在天涯『闲闲书话』，题为《消夏杂记之<天台山遇仙记>》） 马克·莫亚：颠覆越战失败论《被丢弃的胜利：越南战争（1954-1965）》（Triumph Forsaken: The Vietnam War, 1954-1965）马克·莫亚（Mark Moyar）著，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28日出版，精装本542页，定价32美元。 几十年来，反思越战的影视作品、新闻深度报道及学术著作铺天盖地，使得所谓“越南战争是一场不必要的、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的说法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几乎不可动摇的定论。虽然如此，时不时地，一些历史修正派的学者仍然会跳出来试图质疑和挑战这种正统看法。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U.S. Marine Corps University）副教授马克·莫亚的新作《被丢弃的胜利：越南战争（1954-1965年）》就是这一努力的最新表现。他在书里利用近年发现的大量新材料对正统派的诸多根本性论点进行了反驳，同时提出，假如美国当初决策正确的话，越战的结果本可逆转，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在当前伊拉克局势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展开一场关于越战的新辩论，也许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莫亚首先从地缘战略角度出发，对“越南和东南亚对美国利益不大，美国介入越南本身就是一个战略失误”的说法进行了批驳。莫亚认为，一旦越南失陷，势必引发多米诺效应，使得东南亚其他国家纷纷投入苏联阵营，其结果对美国而言将是灾难性的。在主流派历史学家中很盛行的一个说法是，胡志明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此，越南落入他的统治并不是无法承受的。但莫亚通过对大量的新老材料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胡志明确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主流派们的假设是不存在的。
那么，人们便会问了，即便如此，就算越南关系美国利益，可是出于当时的种种不利因素，如苏联和中国的存在，如吴庭艳政权的腐败等等，美国在越南的努力注定会以惨败告终的。莫亚对此的回答是，这类失败论纯粹是一种“后见之明”，一种基于后来正统派观点的成见。
莫亚认为，美国的失败归根结底乃是她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使然，与上述这些因素没有必然的关系，将失败归因于这些因素实际上是因果倒置。莫亚在书里利用种种新老材料得到的结论：倘若当初美国采取了正确的决策的话，美国在越南的结果有可能呈现一番截然相反的面目了。
在莫亚看来，吴庭艳是南越政权存在的支柱，是南越惟一能对越共构成威胁的人，因此美国在错误的情报和错误的人的影响下做出替换吴庭艳的决定，对越战而言是最为致命的打击。吴庭艳下台后，本来就脆弱的南越很快就陷入失控，为越共的最终胜利铺垫了基础。莫亚发现的材料证明，对吴庭艳下台最高兴的正是越共！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最了解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他当时在听到这一消息后这样说：我简直不能相信，美国人竟然蠢到这个地步！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错误的说法现在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包括一些正统派学者。
关于苏联和中国因素，正统派学者向来认为，为避免苏联和中国的干涉，美国必须将其在越南的军事行动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莫亚却表示，一些新近公开的材料可以证明，假如美国向越南派出地面部队的话，中国当时并不打算做出特别的反应。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后来的材料显示，在美国于1965年2月开始对北越发动空中打击后，越共的最初反应是极度的惊慌，他们担心自己会坚持不住。但是美国出于对苏联和中国的考虑，一直将空中打击限定在一定的规模和范围，直到1972年发动的毁灭性的“圣诞节轰炸”（Christmas bombing）。这给了越共一个信号，即美国缺乏将战争升级的意志。包括莫亚在内的修正派学者认为，假使美国的空中打击自一开始就采取“圣诞节轰炸”那样的规模，越南战争可能就会在几个月、甚至几个礼拜内结束。
另一个深刻影响了越战进程的因素是当时席卷全美乃至全球的反战潮流。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而言，民意支持的缺乏，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战争意志的丧失－－这对一场战争是最最致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在美国黯然撤离越南之前，已经在战争意志的较量中先行失败了。莫亚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在此“舆论战”领域，美国也只是因为一时策略的失误而为人所乘，并非什么“正义”、“侵略”之类冠冕堂皇的原因。
莫亚表示，吴庭艳政权的恶劣形象其实是掌握了话语权的媒体所极力营造出来的，是媒体偏见的牺牲品。攻击吴庭艳最有力的两个人是《纽约时报》记者大卫·霍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和尼尔·希恩（Neil Sheehan）。而他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是持反战立场的美军军事顾问约翰·保罗·万恩（Lt. Col. John Paul Vann）和一为路透社工作、名叫范春安（Pham Xuan An）的越南记者，此人后来被证实是越共派来影响和操纵美国媒体的间谍。
霍伯斯坦和希恩攻击吴庭艳最有效的一点是，将吴描述成一个残忍的佛教徒迫害者（吴本人是天主教徒，但越南人大多数是佛教徒）。但莫亚指出，实际上，佛教界的领袖们远非无辜的中立者，他们中最有影响者之一的智广法师（Thich Tri Quang）就与越共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弟弟还是一名越共负责间谍工作的高官；而其他很多佛教徒实际上也都是越共的间谍。
莫亚指出，通过霍伯斯坦和希恩的努力，越共不但控制了美国乃至全球的舆论，还在现实政治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时的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凯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也被霍伯斯坦和希恩的描述左右了。在洛奇的压力下，吴庭艳多次向佛教徒让步，但这只让对方觉得他软弱无能，因此提出更多的要求，从而导致恶性循环。这促使洛奇最终决定替换吴庭艳。在莫亚笔下，洛奇大使简直是恶棍的化身，他表面上告诉肯尼迪总统，自己无力阻止倒吴阴谋，实际上走在倒吴最前线的正是他本人。
尽管如此，莫亚认为，在吴庭艳倒台之后，美国仍有机会扭转战局，前提和以往一样是尽可能提早扩大军事行动，包括升级空中打击，派出地面部队等等。在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后上台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也确实一直在做此考虑，但他和肯尼迪一样，对苏中因素和反战运动极度顾虑，以至于“东京湾事件”这么好的一个扩大军事行动的“借口”出现后，他仍然犹豫不决，让良机擦身而过。
美国最终决定真正行动起来是在一年之后的1965年，这一年美国向越南派出了地面部队，但升级其空中打击，发动“圣诞节轰炸”却一直要到1972年。到了此时，一切都为时已晚－－这将是莫亚《越南战争》第二卷的主题，第一卷只写到了1965年美国出动地面部队。
虽然人们总是热衷于将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作比较，但实际上两者并没有多少可比性：越战的一方是实力强大的越共正规部队，他们拥有冷战这一有利条件，得到了苏联阵营的背后支持；而伊拉克战场上的武装组织则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其背后的支持者伊朗－－如果有的话－－更是与苏联无法相比的；两者之间稍具可比性的是反战舆论。但即使是目前那些日益被边缘化的反战人士和逐渐难以代表民意的主流媒体，也难以与1960年代那种风起云涌、影响了好几代人的反战运动相提并论。
不过，我们在此不妨假设它们可比，则两派学者会从越南战争的历史教训中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来：正统派自然相信伊拉克战争已经没有打头了，再打下去就注定只会取得越战一样的悲惨结局，因此尽早撤军才是唯一可行之道；而修正派则会相信，只要激发起公众的战争意志，适时调整战争策略，伊拉克战争将不会重蹈越南战争的覆辙，而最让他们忧虑的是：在主流媒体的持续推波助澜之下，公众对战争的支持会不断下降，从而导致战争意志的丧失。当前的美国已经逐渐有了这种迹象。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3期，1/24/2007
难道找一个好的博客服务商就那么难？在当下的中国，要找到一个既不会象摆渡那样随便删你东西，也不象新郎那样势利，又不象msn spaces这样慢、这样不方便、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不加以革新的博客服务商，真的不是一般地难。
简直快受不了了。SIGH！ 卡根父子左右美国对伊政策【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月14日报道】题：新保守派家族左右政策
原文提要〓在影响伊拉克战争的进程上，没有什么新保守派人士有卡根家族三位学者那样大。
36岁的弗雷德里克·卡根是《选择胜利》的作者，这是布什总统采纳的增兵伊拉克计划的蓝图。就在人们开始认为新保守派在白宫失势的时候，和蔼可亲、圆胖脸庞的弗雷德里克给那些坚强的知识分子注入了新的活力。
去年6月在戴维营，作为军事历史学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的弗雷德里克，向布什及其战争内阁阐述了向伊拉克增兵的建议。
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不感兴趣，但是在布什寻求避开贝克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提出的看上去像是失败主义的建议时，弗雷德里克再一次向布什说明了他的观点。据说布什听了以后欣喜地说：“哇，你是说我们还能打赢这场战争?”
弗雷德里克的父亲唐纳德·卡根是耶鲁大学的古典文学艺术研究者，也是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专家。同许多早期的新保守派人士一样，现年74岁的唐纳德年轻时属于左派，但是因为越战而转向右翼。
1997年，唐纳德与切尼和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的沃尔福威茨一起在新保守派的《新美国世纪计划》上签字，这个宣言要求采取“里根时期军力增强和外交明确的政策”。在9·11事件前一年，唐纳德与弗雷德里克合写了《美国在沉睡》一书，驳斥美国坚不可摧的廖论。
唐纳德说：“和平不能自我维持。尽管现在这样说已经不流行了，但是世界需要警察。”
弗雷德里克的哥哥罗伯特·卡根认为，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个麻烦。在克林顿总统时，他曾撰文要求推翻萨达姆。48岁的罗伯特现在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
罗伯特的夫人是美国驻北约大使。他在9·11事件后又写了一篇题为《美国人来自火星》的文章，引起人们对大西洋两岸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的激烈辩论。（参考消息） 2007年部分社科类新书社科类图书因为数量大，亮点多，向来是图书出版重要的组成部分。2007年在一场漫天大雪中飘然而至，瑞雪兆丰年，岁末年初的图书市场，又将有哪些社科类新书登台亮相、一展风姿呢？ 国学和国史：持续红火
国学和国史的热闹注定要持续到2007年。作为这场国学热最大的操作者和受益者，中华书局将一如既往地推崇传统文化。红透2006年底的《于丹〈论语〉心得》、复旦大学课程《国史十六讲》、阎崇年的《明亡清兴六十年》、增订纪念本《万历十五年》、张中行的代表作“负暄三书”（《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每一本都蕴含中国式智慧，每一本都有不凡的市场业绩，更有季羡林的《佛教十五题》和“中华经典藏书”（包括战国策、论语、周易、大学·中庸、诗经、老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孟子），专家译注，价廉质高。
人大社也不甘落后，推出的都是原创性大手笔，6卷本的《方立天文集》，包括《魏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中国佛教文化》、《佛教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上、下）》，全面展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佛教哲学家方立天的学术成果。张立文提出了《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下卷），戴逸则主编了权威性著作《简明清史》（上、下册）。
气势更宏大的史书是修订重版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包括：《剑桥中国秦汉史》、《隋唐史》、《辽西夏金元史》、《明代史（上、下）》、《晚清史（上、下）》、《民国史（上、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65年）、（1966-82年）》。
广西师大社的《大学人文》已经出到了第6辑，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了《中华文明史》，山东画报出版社整理了《野菜博录》，《中国八字学通论》是学术不是迷信，《中国文化导读》是两岸三地学者的合作结晶，包括《中国历史概要》和《中国文化导读》两部分。“中华经典百科图解丛书”用全新的模式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义。
与国学国史相关的，是记录国学家生平、成就和治学方法的学记系列图书，《励耘书屋问学记》、《蒙文通学记》、《量守庐学记》、《师门五年记 胡适琐记（增补本）》等带我们亲近那些先贤大哲们的学术。三四十年代与马寅初、刘大钧、何廉齐名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方显廷于七十高龄亲笔撰写的《方显廷回忆录》，记录了20世纪初以来亚洲的现代化进程。
西学理论：分庭抗礼
与国学平分秋色的是西学，华夏社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西学出版生力军，他们的“经典与解释”系列新年添新成员：《诗学解诂》、《柏拉图的真伪》、《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血气与政治》、《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走向古典诗学之路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则是译作，《上帝国的信息》、《〈法义〉导读》和《居鲁士劝学录》，主编刘小枫将柏拉图的《理想国》译为《王制》，于是有了《〈王制〉要义》，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基拉尔的《双重束缚》、克尔凯郭尔的《或此或彼》都当得起“经典”之名。
对死亡的思考是永恒的哲学主题，北大社“生命之旅丛书”包括《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其中《西方死亡哲学》和即将面世的《中国死亡哲学》是内地最早开展的相关领域研究的成果之一，作为拓荒之作引发对生命最深层的思考。
维多利亚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是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战前后的文化精英，影响深远。“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系列”丛书在《隐秘的火焰》、《岁月与海浪》和《回荡的沉默》之后，将补充《1910年12月的故事：早期布鲁姆斯伯里揭密》和《布鲁姆斯伯里面面观：现代英国文学与知识分子研究》两种。“哈佛燕京学术系列”则有《大学理念与人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问世。刘小枫的《拣尽寒枝》亦不容错过。
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卷土重来，“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新年增加《心灵与世界》，《权力与服从——女性主义神哲学论》，马克思研究新增资料《马克思传》（插图本）和《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西方大观念》是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系列丛书GreatBooks的第一、第二卷。《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是“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丛书”的第三部。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新增《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和《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更大工程是武大教授段德智主持翻译的《神学大全》第1集第1卷“论上帝的本质”，约26万字。《神学大全》是西方基督宗教哲学和神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全书共三集21卷，整个译事自1998年启动，将于2008年完成。
广西师大社推出了《希腊宗教研究导论》和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的最后一本著作《肩后——萨冈最后的告白》，《荣格的精神》有了图文书，社科社“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的新人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公共译丛”新增《社群秩序原理》，更有“国际学术前沿观察丛书”，包括《信任的道德基础》、《后现代人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和世界秩序》，克罗齐著作又多两种中文重译，《作为表现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理论》和《自我评论》。
科学哲学和新知方面，《科学精神的形成》收入“彼岸人文译丛”。三联的“穿越时空系列”包括《生命起源》、《神之简史》、《飞离地球》，介绍古埃及的《死亡帝国》、中美洲的《血祭之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
历史文化：细水长流
读史使人明智，尤其是“愚昧系列”这样的另类史，《愚昧改变历史》、《皇室的谬误》、《陆军的重大失误》、《海战史上的重大失误》、《空战史上的重大失误》讲述昨日之非，作为来日之鉴。山东画报社还有《奥运会通史》，《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等。
搭乘《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的顺风车，一本《880年满城尽带黄金甲》还原了两部国产大片的历史背景五代十国，一段暴戾而不失妩媚的历史，与杜文玉的《夜宴》有异曲同工之妙，却展现了女子读史的别样情怀。
从人类最早的踪迹到被西班牙颠覆的“新世界”文明，《文明的故事》追溯人类近万年文明的历史。《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有了第7版修订本，日本的佐藤公彦研究《义和团的起源与发展》，“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共13个专题、14册，是台湾学人中国史领域半世纪的经典。
考古图书今年将有较集中的亮相，《考古中国》（10册），涉及万历定陵、清东陵、三星堆、法门寺地宫、马王堆、广州南越王墓等，考古学家是科学家、冒险家、梦想家和开拓者，他们的《考古的故事》是世界考古发现和趣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中国考古学》继“夏商”“西周”两卷后，又有了《新石器时代卷》，《中国天文考古学》也值得关注。
教育领域的重头书，是北师大社以理论原创性为标准、以公共教育问题为纲领的“京师教育哲学论丛”与“京师教育哲学译丛”，关注中国教育实践，注重理论深度，目前，“京师教育哲学论丛”已出版《现代性与教育》、《自由与教育》、《教师的境界与教育》，即将推出《公正与教育》。“京师教育哲学译丛”在《历史视野中的西方教育哲学》外，将推出《教育研究哲学》、《诺汀斯的教育哲学》、《哲学与意识形态视野中的教育》等。
文学及其研究方面，“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系列”推出美国“新批评”理论的经典之作《精致的瓮》，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赵毅衡的《风从欧洲来》，波兰的《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都值得一读。另有《明代文学史》，《郁达夫研究资料索引（1915-2005）》和《中外郁达夫评论选（上、下）》，以及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最佳非小说类图书”的《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面世。
政治法律和军事：稳中有升
《铎书》是明末天主教徒韩霖融会儒耶的伦理类著作，孙尚扬的《〈铎书〉校注》带我们走进其中。华夏社的政治哲学文库（第二辑）包括了《经学以自治——王闿运春秋学思想研究》和《德语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等，《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体现了自由和平等两个理想，甘阳的新著《政治哲学书简》是他近年来关注政治哲学的收获，《法律之门》（第8版）是不一样的法律教科书。浙江大学社的“法律经济学博士文丛”推出了《知识产权与软件产业市场结构》、《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水权交易制度研究——中国的案例分析》。
海南社的军事类图书颇具特色，《太平洋战争》系列已经做了3年，共计11册：《大东亚共荣圈之梦》、《偷袭珍珠港》、《燃烧的东南亚》、《缅甸泥潭》、《拉包尔》、《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菲律宾浴血》、《硫黄·冲绳“玉碎”》、《军国末日》全景式地描述了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
《战略领导》将军事战略思想与现代企业领导结合起来，《武艺二书》包括《五轮书》和《兵法家传书》，是日本关于兵法与制胜策略的经典著作，《布什战争内阁史》披露了美国“末日计划”内幕和伊拉克战争决策出台始末。全五卷的《中国军事思想通史》涵盖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的军事谋略智慧和战争指挥艺术。
艺术传媒：别样情怀
江苏教育社的“电影馆系列”继续推出美国当今声名卓著的独立制片旗手《科恩兄弟的电影》，以及《编剧：步步为营》、《电影演员》、《日本电影导论》、《亚洲背景下的日本电影》等高端电影精品图书。曹聚仁的系列风情文字《上海春秋》、《山水·思想·人物》、《采访外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新记》、《人事新语》，记录了一个报人、作家眼中的世界。旅游有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建筑艺术有《外国现代建筑二十讲》，收藏有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音乐有《莫扎特说话了》和《莫扎特的德意志兰》，这些都是三联书店的奉献。北大社捧出范曾的一系列图书，《吟赏江山胜境》、《吟赏灵异瑞祥》、《吟赏神契万类》、《范曾论文新作》。更有志在拯救中华遗产和民间文化的《戏出年画》和“2006年度中国最美的书”《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
2007年性灵的文字很多，张错的《儿女私情》、禅意浓厚的《刹那花开》，民以食为天，此中有深意，所以才有《西方饮食在中国》、《吃来吃去：一个“知食分子”的动感味觉》、《情爱厨房》、《普洱茶道》、《果子市》、《金瓶梅饮食谱》等一批饮食文化的书，劳伦斯·赖特的《清洁与高雅——浴室和水厕趣事》更让人体味到艺术化的生活。
新闻传媒研究在新年里将收获《美国受众成长记》、《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新闻的力量》、《新闻的生产》和《全球好莱坞》等。中央台《新闻调查》栏目推出十周年纪念文集《“调查”十年——一个电视栏目的生存记忆》。
重点新书
1、《方立天文集》，方立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6本共298元。
2、《于丹〈论语〉心得》，于丹著，中华书局，2006年11月，20元。
3、《〈论语〉读本》，钱逊著，中华书局，2007年1月，25元。
4、“电影馆系列”丛书，江苏教育出版社。
5、《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俄]罗赞诺夫著，张百春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估价：20元。
6、《漫画漫话：1910年-1950年世间相》，谢其章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28元。
7、《牛津西方哲学史》，[英]肯尼编，韩东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2006年10月，48元。
8、《美国平等的历程》，[英]J.R.波尔著，张聚国译，商务印书馆。
9、《历代大师：伯恩哈德作品选》，[奥]伯恩哈德著，马文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1月，22元。
10、《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沈津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12月，198元。
11、“太平洋战争”系列，海南出版社，2007年。
12、“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系列”丛书，江苏教育出版社。
13、《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美]舍格斯特尔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24.80元。
14、《莱辛剧作七种》，莱辛著，李健鸣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估价42元。
15、《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流氓的叙事》，朱大可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32元。
16、《剑桥插图英国戏剧史》，[英]特拉斯勒（Trassler，S.）著，刘振前、李毅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11月，60元。
17、《历史视野中的西方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京师教育哲学译丛”，Adrian Dupuis和Michael Gordon著，29.70元。
18、《20世纪最大的幸运儿与倒霉蛋》，[德]安德雷亚·费林格等著 韩文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38元。
19、《憨豆日记》，Tony Haase著，唐娟译，同心出版社，2007年1月，19.80元。
20、《西方死亡哲学》，段德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生命之旅丛书”，2006年10月，35元。（陈洁/中华读书报） 揭开阿拉伯“辛德勒”之谜《正义之士：阿拉伯土地上被遗忘的犹太大屠杀故事》（Among the Righteous: Lost Stories from the Holocaust's Long Reach into Arab Lands）罗伯特·萨特洛夫（Robert Satloff）著，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 Affairs）2006年10月30日出版，精装本252页，定价26美元。 几百年来，甚至可以说几千年来，犹太人一直是仇恨和杀戮的最主要对象之一，也是冲突和战争最主要的借口之一。这在今日也不例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色列建国以来，犹太人就成为阿拉伯人心目中最大的仇敌；双方之间先后爆发了五次大规模战争，小型的流血冲突更是不计其数。稍有不同的是，这次还加上了美国－－但实质上仍然是一回事，因为美国的“罪名”就是庇护和纵容以色列。美国之所以攻打伊拉克，在阿拉伯人眼中正是为了“抢夺石油和维护以色列”。因此，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仇恨再次加剧。很多学者因此担心预言中的“文明冲突”噩梦正在变成现实，甚至认为“新一场世界大战”正在中东地区逐渐酝酿。
对于这一危机，有人在忧虑之余开始尝试探索新的解决办法。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常务所长（Executive Director）罗伯特·萨特洛夫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抛开更遥远的历史不论，在二战结束前，也就是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仇恨，实际上，与人们现在想象的相反，在二战期间，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态度甚至比很多西方国家－－比如法国人对犹太人还更仗义！只不过，这一切在后来无休止的流血冲突中逐渐被遗忘了。萨特洛夫认为，还原这一段历史，有助于实现两个民族的和解，至少可以缓和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改变阿拉伯人强烈的否定大屠杀和反犹的倾向。
出于这一目的－－有评论家从问题的艰巨和迫切出发甚至以“使命”相称－－萨特洛夫特意前往摩洛哥定居了两年，并不时地赶赴其他十几个在二战期间曾被纳粹势力染指的阿拉伯国家进行探访。这番心血凝结而成的正是《正义之士》一书，一部旨在发掘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迫害期间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关系，尤其是那些敢于在纳粹及其同党的势力下冒着生命危险，解救犹太人的阿拉伯“辛德勒”（Oskar Schindler）们的故事。
一般而言，两个关系正常的民族，在大灾难面前，一方总会愿意在其能力范围之内向另一方提供一些善意的救助－－最低限度总不至于落井下石。须知，所谓唇亡齿寒，一个民族的不幸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即成为另一民族的遭遇。反过来说，援助的存在，亦可作为两者关系正常的一个佐证。萨特洛夫的考察正是基于此一认识。
萨特洛夫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发现，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维希法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属北非和中东土地上－－当时这些地方共居住了50多万名犹太人－－也同样发生了由她们的欧洲宗主国传来的排犹潮，但与后者不同的是，这里的犹太人只是被剥夺了公民权、没收了财产，然后被带到修建在撒哈拉沙漠中的集中营里进行劳役，而始终没有出现过象欧洲的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那样的死亡集中营。同样，也和在欧洲发生的情况相似，一些阿拉伯人主动地以充任士兵、警察、集中营守卫、监工和狱卒的形式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有些人甚至因为与纳粹过分合作，在盟军登陆北非后，选择逃往德国；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在威逼利诱之下表现出勇敢、可贵和无私的情操，比如维希政权曾对阿尔及利亚人许诺，只要他们占、夺犹太人的财产，就可以得到丰厚的奖赏－－这种手段在法国获得了成功，但是在阿尔及利亚却没有一个人响应。再比如，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首都）的宗教领袖们于1941年向各自区域的穆斯林发布了不准参与掠夺犹太人财产行动、不准接受维希政权奖赏的道令。
萨特洛夫在探访中甚至还发现了许多像辛德勒一样勇敢的阿拉伯人。这样的人遍布阿拉伯社会的各个阶层，上层精英－－如当时的摩洛哥苏丹和突尼斯国王，对推动其臣民消极对待纳粹的排犹政策起到了重要的精神支持作用。阿尔及尔宗教领袖们则如上所述发布了禁止抢夺犹太人财产的宗教命令。更令人感动的故事发生在下层。萨特洛夫在书里描述了一个名叫卡里德·阿布德瓦哈比（Khaled Abdelwahhab）的突尼斯人：他住在沿海小镇马赫迪耶（Mahdia），有一天晚上他得知一名德国军官想要强奸一个漂亮的犹太女郎，于是他抢先一步赶到，将女郎一家以及附近其他几家犹太人带到了他在乡下的农庄，在那里躲避了6个多礼拜，直到战争结束。而巴黎最大的清真寺的阿訇卡达尔·本哈布里特（Si Kaddour Benghabrit）则更是在纳粹的眼皮底下向超过100名犹太人提供了穆斯林身份证明，从而使得他们逃脱了迫害。
总之，和欧洲人一样，阿拉伯人中既有迫害或参与迫害犹太人者，也有不顾威逼利诱勇敢地为犹太人提供帮助的英雄，而主流大众则大多采取既不帮忙也不加害的现实态度。由此可见，在与犹太人的关系上，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或别的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如今他们之间看似积存了千年之久的恩怨，只是晚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因此，萨特洛夫相信，只要让阿拉伯人知道之前的那段历史，知道曾有许多阿拉伯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援救过犹太人，那么阿拉伯世界广泛存在的反犹情绪也许能得以缓解、甚至消除。
那么，这段历史被遗忘的原因何在呢？萨特洛夫认为是双方面的。他指出，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关系恶化后，双方的知情者都不愿意或不敢提这段历史。萨特洛夫表示，在他探访的过程中，许多年轻一代阿拉伯人都不高兴听他们的长者谈论自己的“英勇”往事。而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供奉了多达22,000多名遍布世界各地的曾经帮助过犹太人的人的姓名和事迹，其中却没有一个是阿拉伯人！
这里涉及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其实都并非不知道或不相信有这么一段历史存在，他们只是从心底不想去触碰这段历史，也就是说，是故意要去遗忘这段历史的。华盛顿二战大屠杀纪念馆历史顾问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在对本书的评论中指出，阿拉伯人对犹太人有着深刻的偏见，所谓“偏见”和“成见”（Prejudice，pre-judge），就是在做判断之前已经有了自己铁定的看法，这是不管任何人指出了多少事实都无法改变的。比如伊朗的内贾德，作为一国的总统，无论在任何场合都会理直气壮地否认大屠杀的存在。因此，利普斯塔特对萨特洛夫的努力能否起到积极的作用表示悲观。
即便如此，仍然不能否认，要改变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敌意，萨特洛夫的努力是必须要做的，尤其是对那些年轻一代和对历史缺乏了解的阿拉伯人而言。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愿意和萨特洛夫一样做积极努力的人的不断增多，事情真的能发生萨特洛夫所希望的那种奇迹般的转变。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2期，1/17/2007 邪恶时代的一个好人作者:Patrick J. Buchanan 翻译:Charles Chow
福特是好人，他忠实地服务正在经历危机的国家。 1974年8月9日当他在就任时说，“我们国家漫长的噩梦已经过去，”福特（Gerald R. Ford）实在没有完全意识到那些制造噩梦的主要人物仍然在那里。因尼克松压倒性49州大胜而蒙羞的那个势力体制 ，刚刚完成政变，现在又钻进政权中心了。
那个势力体制，它早已因希斯（Alger Hiss）间谍案件憎恨尼克松（译注：Hiss是罗斯福身边的共谍，暗中主催雅尔达秘密会议出卖中华民国，后被当议员的尼克松抓到），它厌恶那猛烈攻击左派媒体、大得民心的阿格纽副总统（Spiro Agnew），支持福特并昵称他“Jerry”，亲热得无以复加，因为福特提升他们的自己人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当副总统。
1974年8月是美国左翼自由派快乐的时刻，当时媒体惊奇的发现，福特在去白宫上班之前自己在厨房里烤英式点心（English muffins），自己在上面涂奶油。这情景时多么美妙啊。
但是福特总统任期中烤点心的甜蜜时光在他宣布赦免尼克松任期内一切违法行为的那个周日早晨一去不能复返。
赦免尼克松使全城全国变得疯狂。福特每天每日被报纸臭骂，每夜每晚被电视新闻怒咒。他的民意赞同率跌掉40点。毒气弥漫，竟然诬控福特当总统是一场“交易”，代价是赦免控告尼克松。
在8月12日对国会的演讲中，福特说“我不想只和你们有一个蜜月，我想有一个美好而长久的婚姻。”
但是，因为尼克松的辞职而无法享受弹劾、控罪以至最终把他赶出白宫的国会，根本没有浪漫的心情。华盛顿也是一样，它也失去了经年累月公开审判丢脸的前总统的大好机会。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Criminal Justice分会要福特去国会山解释他赦免的理由。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国会早把福特也弹劾了。当时那个城市的味道就是这么臭烘烘。
部分由于赦免，共和党在十一月选举中痛失众议院48席。1975年一月，一个激进的国会宣誓就职，决心要结束给我们东南亚盟友的一切援助，让他们被打败，然后撕裂CIA和FBI。
同年四月，有大量苏联援助的河内发动全面进攻侵略南越。福特走去众议院恳求给我们的西贡盟友援助。他的请求遭到否决。有两个民主党议员甚至从议会中走出去。
几个星期后，南越和柬埔寨双双沦陷，波尔波特的大屠杀开始。到夏天，数以万计的越南人被处以极刑，不计其数的人被送进“劳教营”，被逼出海的几十万人的第一批已在南中国海漂流，许多人溺死，其余人则将命运交给泰国海盗。
接着，国会就来对付CIA了，借助Pike委员会及Church委员会来控诉中情局为了打赢‘冷战’所作的坏事。
福特向左翼自由派的大本营纽约市建议说，他们自己或许对城市的破产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对工会提出的荒唐要求表现懦弱，因此他没有义务资助他们，结果他被无情的攻击。
“福特对纽约市说：见鬼去吧！”（Ford to City: Drop Dead!）是《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的头条新闻。
于是福特迫于压力大规模资助纽约市。
到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沦陷，苏联在非洲展开扩张之时，保守派已经形成一股绥靖的势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国务卿基辛格（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自由派共和党副总统洛克菲勒也在那里。提名John Paul Stevens（译注：John Paul Stevens被认为是左翼自由派法官）就职最高法院也不是让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里根（Ronald Reagan）参加的初选，并且差点获得提名。他虽然支持福特，但拒绝和他联手竞选。即便这样，福特依然把和竞选对手卡特的差距从30点缩小到3点，假如他没有在福特-卡特辩论中宣称“东欧不是在苏联控制之下”，他没准会像1948年杜鲁门1948年那样反败为胜。可惜那没有发生。
虽然完全不是他的错，福特当总统时期，美国遭遇历史上从杜鲁门伤失中国以来战略上最大的失败。
福特是一个在专讲意识形态的年代不讲空论的人，一个肮脏时期的好人。他执政时，美国严重分裂，一如杜鲁门-麦卡锡时代开始的破裂。当他在1977年离职时，刚好是美国统一的“独立宣言”两百周年纪念。
英文原文：A good man in evil times By Patrick J. Buchanan Friday, December 29, 2006
http://www.townhall.com/columnists/column.aspx?UrlTitle= a_good_man_in_evil_times&ns=PatrickJBuchanan&dt=12/29/2006&page=1 当前时局（中文版）看到这篇《参考消息》翻译的文章，讲的大体和昨天那篇《THE WEEKLY STANDARD 》文章相同，只是角度完全不同，《THE WEEKLY STANDARD》是新保守派，而美联社是自由派观点。 美联社：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空前孤立
当前时局Bush Stands Alone Defying Congress, the press, and the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by Fred Barnes THE WEEKLY STANDARD 01/22/2007, Volume 012, Issue 18 There's a simple reason the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Democrats, and the press hate President Bush's new strategy in Iraq: He spurned their advice. He ordered a troop increase, not the first phase of a withdrawal. He didn't echo Democrats like Senator Joe Biden and suggest the war in Iraq is lost. The thrust of his nationally televised speech last week was that we can still win. He mostly rejected the findings of the Iraq Study Group. And he refused--in fact, he's emphatically opposed--to engage Iran and Syria in talks. Nor did he go along with calls to abandon democracy a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his foreign policy in Iraq and elsewhere in the Middle East.
This was a major snub by Bush, a big-time thumbing of his nose at his critics and even at some of those who have advised him. It was the contrarian Bush in action again, much as he was in his first term--only he's less popular now. But he's still willing to go it alone as president. Republicans on Capitol Hill, normally his allies, are "nervous," a Bush aide says. "They're skittish," says another aide. Democrats, of course, are opposed to the president's plan with a fury and indignation that comes with knowing that public opinion is running their way on Iraq.
In embracing a new counter insurgency plan in Iraq that calls for an additional 20,000-plus American troops in Baghdad and in Anbar province, Bush took a step he'd hoped to avoid. He publicly disagreed with his generals. The president is especially fond of General George Casey, the commander on the ground in raq. He invited Casey and his family to a meal at the White House last year, partly to size him up by seeing how he interacted with his wife and kids. In September, he told conservative journalists he was totally confident in Casey's advice. "If Casey is wrong, I'm wrong," he said.
Now he's decided Casey and Centcom commander John Abizaid were wrong in their reluctance to deploy more troops and change the military mission in Iraq, particularly in Baghdad. They favored a "small footprint" by American troops whose chief assignment was to train the Iraqi army to take charge. This, in turn, would allow American soldiers to begin coming home. Instead, Bush has changed to a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with American troops more visible, more involved in combat, and assign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secure the Iraqi capital.
Historical analogies are inviting here, but the removal of Casey and Abizaid was not quite the same as President Lincoln's firing of General George McClellan in the Civil War. Casey will become Army chief of staff and Abizaid was about to retire anyway. But there is one strong similarity: Casey and Abizaid weren't winning. So Bush has brought in new commanders, notably General David Petraeus, the Army's top counterinsurgency expert. Petraeus's job is to be Bush's Ulysses Grant.
Some Republicans were disappointed in the president's speech. They wanted a rousing address that would electrify the public, spur support for victory in Iraq, and ease the war's political drain on Republicans. But Bush spoke to a camera in the White House library and, as an aide says, he "doesn't deliver good speeches in that forum. . . . There was some deflation with it." Besides, the speech was designed to explain the president's change of plans, not stir passions.
Bush was more outspoken and forceful in private sessions with more than 130 members of Congress in recent weeks and in a briefing for TV anchors on the day of the speech. Many members weren't convinced by Bush, but Mike Pence, a conservative leader among House Republicans, was persuaded to back the Bush plan. "I went in biased against a troop surge," Pence says. "What I heard was that it wasn't simply a troop surge" but also a change in strategy and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As he and other House members met with Bush in the Cabinet Room, Pence pointed to a portrait of George Washington on the wall, noting that Washington was chosen by Congress as commander in chief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at military operations were assigned to him alone. Today, Pence said,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at military strategy be left to Bush. Pence quoted Bush as saying, "We don't need a plan to redeploy. . . . I want to redeploy, just not right now. We need to win. . . . I've decided not to fail. We're not going to fail."
Chris Shays, a moderate Republican from Connecticut, needed no persuading. He took umbrage when another Republican recounted for Bush the skepticism of many of his congressional colleagues. "He took it personally," a White House official said. Shays had stuck to his support for the Iraq war during a tough reelection fight (while urging a timetable for withdrawal). "Wait a minute," the other Republican said. "I'm just passing on what I've heard." Shays is advising Republicans to stick with Bush. "We've finally got a policy that has a chance of success."
At the White House, Shays is regarded as one of what a Bush aide calls "the smart ones." These are members of Congress who survived the 2006 election when Iraq was a drag on Republicans. They understand they're free, in effect, to continue supporting the war in Iraq. The White House view is that other Republicans should feel the same.
Bush was especially vigorous in his meeting with television anchors, whom he impressed with his candor and fervor. He denounced the way Iraqis handled the execution of Saddam Hussein. That much of his off-the-record remarks became public. In that and other sessions, Bush made clear that he had told Iraqi prime minister Nuri al-Maliki in no uncertain terms that he must keep his promise to deploy the Iraqi army, as never before, against both Sunni insurgents and Shia death squads in Baghdad.
With Bush's decision to intensify the war in Iraq, a striking feature of his presidency emerges once again. He is willing to reject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endure sharp attacks for a policy he believes in. His foes regard him as stubborn to a fault and in denial about the poor prospects in Iraq. Something like that was said of Lincoln during the Civil War. Okay, Bush isn't Lincoln. But he is a president with courage and remarkable stamina, a president who, after six years, Washington still doesn't quite get.
Fred Barnes is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WEEKLY STANDARD.
刘擎：2006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刘擎的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已经连续写了好几年了。 1. 拉美政局与左翼思潮的复兴 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振奋人心的激励来自中南美洲的政局变化：近年来具有鲜明左派或中左翼倾向的政治领袖在大选中获胜或连任（包括巴西的鲁拉，厄瓜多尔的柯利亚，智利的巴切蕾特，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虽然美国的主流舆论对拉美的这场“红色革命”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认为这是“政治强人”煽动民粹主义所导演的选举闹剧，会将拉美的经济发展引向灾难。但左翼力量终于突出重围，开始在主流媒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去年 11月《时代》周刊和《洛杉矶时报》等就曾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布什当局在拉美国家推行的政策。今年4月《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更为激烈地抨击主流舆论对拉美局势的妖魔化，指出拉美的“左转”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标志着过去二十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拉美的失败。著名“世界体系”理论家华伦斯坦在《新左派评论》（2006年7－8月号）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认为美国霸权在2001－25年间进入了不断衰落的时期，而布什的国际政策加速了这一的衰落。托派社会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办的“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SWS），今年1月在澳大利亚召开“国际编委会”会议，编委会主席大卫·诺斯（David North）在开幕发言中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获得了全球性的扩张，但其危机在不断地加深。美国最大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会议“社会主义学者大会”（SSC）在历经了2004年的分裂之后，似乎在今年获得复苏。分裂出的一支“左翼论坛”（The Left Forum）于今年3月在纽约举行主题为“全球抵抗与帝国的衰落”大会，从开幕式的“挑战帝国”到闭幕式的“前进”主题，显示出高歌猛进的势头。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左翼思潮与社会运动曾面临严峻考验，也一直在探索中寻求突破的契机。2006年左翼力量似乎聚集了新的能量，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转机。但是，“新自由主义”遭遇的挫败并不天然地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对于西方社会主义的复兴而言，当下的转机仍然还是朦胧的曙光。
2. 纪念阿伦特百年诞辰
今年10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伯林的“阿伦特的思想空间”现代艺术展开幕，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播出了对阿伦特的学生、传记作者和研究者杨－布鲁艾尔（Elisabeth Young-Bruehl）访谈。而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早在年初已经开始，学术界重要的演讲与国际会议迄今有30多次。歌德学院预告了明年1月召开的研讨会日程，表明相关的活动还在持续……。这样广泛而隆重些纪念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仪式，而是最近20年以来阿伦特的思想影响持续增长的结果。正如杨－布鲁艾尔新著的书名（Why Arendt Matters）所提示的那样，阿伦特对于我们的时代仍然至关重要。作为20世纪极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家，阿伦特的作品蕴含着多重阐释的可能。比如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一书中认为，狂热极端的意识形态俘获了处于孤独焦虑之中的病理性“大众社会”，从而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兴起。而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艾克曼的那种“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于是，面对今天的世界风云，许多人借用阿伦特的思想对当下极权主义的可能做出不同的诊断。有人在谈论所谓“伊斯兰极权主义”，比如德国前外交部长（哈贝马斯的弟子）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将此称作（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极权主义”。而另有作者，比如拉宾（Corey Robin）最近在《伦敦书评》发表的文章却认为，当今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具有极权主义的危险，这恰恰源自阿伦特所说的那种“仕途主义” （careerism）的平庸之恶。拉宾还提醒我们，阿伦特对于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忧虑。她在60年就指出，犹太人从几个世纪“不惜代价求生存”转向了 “不惜代价维护尊严”，但“在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背后潜伏着对一切的绝望而准备自杀的心态”，她看到了许多犹太人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妥协。因为生怕妥协会将他们带回到那些在欧洲沉默受难的屈辱日子。阿伦特的许多洞见（比如她对“阿拉伯问题”的关切）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的探讨。的确，阿伦特之于我们的时代仍然重要，她的思想遗产也将继续在争议性的阐释中给予我们启迪。
3. 福山再度成为焦点人物
1989年以 “历史终结论”闻名世界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06年再次成为公共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人物。他为今年再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末人》新写了后记《“历史终结”之后》，试图澄清人们对 “历史终结论”的误解，并回应17年来有关这一论题的争论。但这篇“再版后记”引发出新一轮的争论。批评的重点仍然在于质疑历史终结论是否成立，以及福山自己的立场是否前后一致等。今年8月“开放民主”网站汇集了10多篇相关文章，组织一次（网络）专题研讨会，福山为此撰写了《对批评者的回应》，试图再次澄清自己的观点，并解释自己观点的变化。而更受人关注的是，福山在3月出版的新著《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其中严厉批评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宣告了与 “布什主义”的决裂。由于福山当年曾支持布什当局对伊拉克开战，并长期与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高层官员与智囊人物交往从密，这本著作被看作是福山政治立场的“戏剧性转向”，在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从福山自己的论述逻辑来看，他的变化与其说是他告别了新保守主义，还不如说是“布什主义”背叛了新保守主义。福山自己所主张的基本论点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是（黑格尔－科耶夫意义上）“历史终结”的现代性形态，认为这个终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最终将获得普世性的胜利。他所做的修正只是“时间表”意义上的：认为自由民主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边缘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实现，而实现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于迅速而和平的“东欧模式”。福山与布什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通过使用外部武力来强迫完成。在福山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工程”。而新保守主义的传统（在其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留下的一个重要思想遗产就是反对这类社会改造工程。实际上，福山是主张以经济发展和渐进改革为前提，促成对于民主的内在需要，从而实现走向民主的“和平演变”。而与此相比，布什推行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以及武力变更政权的政策恰恰是一种激进的霸权主义。不幸的是，“新保守主义”这个名称已经被滥用了，福山也就不再愿意以此自称。
4. 漫画引发的文化战争
去年9月，因丹麦《日兰德邮报》刊登了几幅将穆罕默德描绘成恐怖分子的漫画而引出一场风波。这场“漫画风波”在今年愈演愈烈。1－2月，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多份报纸相继选登了部分漫画，加剧了穆斯林的不满，示威游行、暴力冲突不断发生。《日兰德邮报》编辑的回应是，丹麦有着自由表达的传统，对于任何宗教都一视同仁。而转载漫画的相关欧洲报纸编辑则表示，他们只是在捍卫言论自由。虽然丹麦首相在阿拉伯电视台发表讲话，就漫画引起的冒犯向穆斯林致歉，但他同时强调，政府无权干涉报社的言论自由。欧洲境内的伊斯兰教徒的抗议示威不断升级，英国政府担心此事引发一场“新圣战”。2月8日法新社报道，一名塔利班高级指挥官宣称：塔利班将悬赏100公斤黄金追杀那个把先知画成“炸弹客”的漫画家；对于任何杀害丹麦人、挪威人或德国士兵的人，塔利班也会奖赏 5公斤黄金。这一消息使美国首次对漫画风波公开表态。布什说，美国主张新闻自由，反对因强烈不满而采取的暴力活动。国务卿赖斯直接指责叙利亚和伊朗借漫画事件煽动穆斯林对西方的仇视。在公共知识界中，有评论者指出，西方“自由社会”可以容忍或接受类似于“炸弹客穆罕默德”的自由表达；而穆斯林的暴力抗议暴露出他们守旧专制的宗教理念。另一些评论则认为，西方的言论自由从来就有其限制与边界，许多国家都有禁止种族歧视与“仇恨言论”的相关法律，漫画以言论自由为名冒犯了宗教情感，是一种西方霸权的体现。
5. 国际知识界声援贾汉贝格鲁
伊朗著名哲学家与作家贾汉贝格鲁（Ramin Jehanbegloo）在4月27日从印度讲学回国时，在德黑兰机场遭到逮捕，随后被关入德黑兰Evin监狱。贾汉贝格鲁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目前担任德黑兰文化研究局当代研究部主任。他曾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兼职教授，拥有加拿大和伊朗的双重国籍。贾汉贝格鲁发表过二十多种著作（其中《伯林谈话录》有中译本出版），论及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甘地、泰戈尔、伯林、萨伊德等。他对西方哲学和现代性的研究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之间建设性对话的可能。5月6日伊朗情报部长对外确认了贾汉贝格鲁被捕的事实，暗示原因在于“他与外国人的接触”。在学术同行看来，贾汉贝格鲁是“政治上极为温和”的学者，他的被捕令人感到意外，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5月15日欧盟委员会发表新闻，表示对此事件的“严重关注”。5月 24日世界各地432名学者与作家联合签署一封“致伊朗总统内贾德的公开信”，公开信中高度评价贾汉贝格鲁的学术贡献及其国际影响，指出对他的关押未经过任何司法程序，违背了伊朗共和国的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敦促内贾德总统亲自干预此事，尽快释放贾汉贝格鲁。公开信的签署名单几乎囊括了当今最为著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得主艾芭迪和库切，以及不同专业领域和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诺姆·乔姆斯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安东尼·内格里，恩内斯特·拉克劳，查塔尔·墨菲，斯拉沃热·齐泽克，尤尔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希拉里·普特南，罗纳德·德沃金，理查德·罗蒂，齐格蒙·鲍曼，安伯托·艾柯，莱兹克·柯拉科夫斯基，迈克尔·沃尔泽，理查德·伯恩斯坦等。另有“国际伊朗研究协会”（ISIS）等学术团体也为此发表了公开声明。8月30日贾汉贝格鲁被释放。他随后在接受“伊朗学生通讯社”的采访中解释说，他在国外讲学期间，有来自“敌对国家”的情报人员参加了他的研讨会，试图将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东欧与伊朗市民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计划）用作颠覆伊朗政权的目的。他对此感到遗憾，并建议伊朗学者应该在国内举办学术活动，以免在出国访问的活动中学术成果遭到滥用。他还表示自己在监狱中得到了完全人道的待遇。目前，贾汉贝格鲁的个人网站已经关闭。
6. 反击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
近年来，西方报刊（包括在知识界声誉良好《卫报》、《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国家》、《纽约客》、《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发表许多文章，“发掘”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的思想与美国极右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结果是施特劳斯已被公众看作是“美国新保守派的教父”，是反自由民主的精英，鼓励政客用谎言来欺骗大众。在许多严肃的学者看来，这完全是对施特劳斯“妄想狂”式的妖魔化。的确，施特劳斯的不少弟子（或隔代弟子）在布什当局的高层或智囊机构担任要职。但政界“施特劳斯派”的立场并不等于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也并不为学院中的施特劳斯派所认同。今年，施特劳斯学院派的弟子们相继推出三部著作：史密斯（Steven B. Smith）的《解读施特劳斯》（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潘格尔（Thomas L. Pangle）的《施特劳斯导论》（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egac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以及扎科特夫妇（Catherine and Michael Zuckert）的《施特劳斯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这些著作通过对施特劳斯作品的严肃解读和阐释，致力于探索施特劳斯真正的思想遗产。三部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是：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史密斯教授解释说：“朋友”意味着施特劳斯本人并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对现代自由民主最有益处，因为他“理解政治的方式不是出于左的或右的立场，而是来自俯瞰的上方”。如果说有什么“施特劳斯的政治”，那么这种政治更接近于他同代的以赛亚· 伯林和雷蒙·阿隆等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当时任何一个保守主义的主将。扎科特夫妇认为，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深刻洞察，正因如此，他才是自由民主清醒冷静的辩护者，能够同时意识到它的力量与弱点。而潘格尔的著作探索了施特劳斯的哲学思考对民主公民的复兴以及对我们文化批判性的自我理解所做出的贡献。这三部著作的出版已经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在客观上反击了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解释。
7. 英国“思想战役”开辟新的公共空间
2006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政界、商界、学界和传媒的近200名“重量级人物”汇聚位于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就当代“紧迫而重大的思想问题”，面对近千名听众展开公开和激烈的交锋。这个名为“思想战役”（The Battle of Ideas）年度活动是一种新颖而特殊的跨行业、跨学科的文化节，由英国独立的“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of Ideas）于2005年创办。今年第二届“思想战役”更为引人注目，发言者争论之尖锐激烈，现场听众参与之热烈踊跃都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活动的形式也精彩多样（从正式的“主题争辩”，到半正式和“沙龙辩论”和自由随意的“咖啡对话”，以及影视展映等等），涉及的主题包括文明冲突与西方文化危机，二十一世纪的认同，环境保护与反环保话语，心理治疗工业与教育问题，艺术创造自由与大众消费等等。活动受到参与者与观察家的极高赞誉，被认为是一次绝对令人难忘的、罕见的“思想盛宴”。
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思想战役”的诉求与潜力。三位召集人当中，有的以社会评论家为职业，有的是牛津大学的青年教师，但都是活跃于公共领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共同感到，在传媒机制和学院规训的制约下，当代的文化氛围变得越来越因循保守。这种“遵从主义” 压抑了真正的民主讨论，封闭了政治想象与文化创造的空间。由此，他们致力于“打破一切思想禁忌”（包括所谓“政治正确”以及“顾忌直接的现实后果”所造成的限制），提倡“无限制的自由讨论”。正如“思想研究所”在其创建宗旨中明确告白的那样，他们继承的是（康德式的“大胆而公开地使用理性”的）启蒙主义精神传统。他们声称，在“思想战役”中每个人都具有“完全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没有免于被冒犯和批评的权利”。他们的诉求不是要以“达成共识的名义”来寻求时代的“镇痛剂”，而是要以开放而强劲的思想交锋来反思时代的大问题，为创造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间开辟新的道路。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英国这些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创新与活动能力，他们往往兼备作家、学者、编辑家和活动家的品质，具有罕见的跨行业、跨学科的知识和交流才能。这使2006年“思想战役”得以筹集足够的民间资金，汇集具有公共影响力的著名人物，并获得BBC，《泰晤士报》、《卫报》和著名网络媒体Spiked的全程报道。活动之后及时出版多种文集，同时在学院刊物中发表讨论专辑。他们远大的抱负和卓越的才能，蕴含着重新塑造欧洲公共文化的巨大潜能。
8. 格拉斯迟到的自白
小说《铁皮鼓》使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成为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评语是：“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了历史被遗忘的面孔。”然而，今年8月12日，格拉斯公开揭示出自己曾是纳粹党卫军人的身份，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德国、欧洲乃至全球的黑色风暴。德国联邦议员要求收回格拉斯的一切荣誉奖赏，包括诺贝尔文学奖。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委婉地指责格拉斯坦白得太晚。许多批评者认为，格拉斯年轻时的选择可以原谅，而不可饶恕的错误在于其“长达61年之久的缄默”。最激烈的抨击来自格拉斯的出生地，现属波兰的格但斯克（原名但泽）。格但斯克市议会决定要求格拉斯放弃“但泽荣誉市民”的称号。此外，《纽约时报》也刊登评论，题为“格拉斯：一个非常的德国耻辱”。与此同时，格拉斯的作家同行们纷纷为其辩护。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在《卫报》上刊文赞扬格拉斯的勇气与道德。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怀疑那些批评者在没有扪心自问的前提下表达了“伪善”的想法。《法兰克福汇报》则提供事实证据：二战一结束，“格拉斯在战俘营中就向美军方承认自己是纳粹党卫军人，相关材料现存于柏林国防军问讯处。”更有力的辩护在于格拉斯的作品本身。合称为“但泽三部曲”的《铁皮鼓》《狗的岁月》及《猫与鼠》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深刻反映了纳粹时期社会的扭曲与荒谬，其中也蕴含了对自身经历的反思与忏悔。格拉斯的自传体新作《剥洋葱》于8月16日出版。
9 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
美国国会图书馆11月15日宣布，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2006年度“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每人各获得50万美元的奖金。“克鲁格奖”于2003年创立，由慈善家约翰·克鲁格（John W. Kluge）资助，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评审。该奖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并期望在将来能够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与地位，年度奖金为100万美元。候选人由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推荐产生，评选标准是，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杰出贡献、对其它学科具有跨学科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以及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获奖者不限国籍，不限写作语言。2003年，时年76岁的波兰裔哲学家柯拉科夫斯基独自获得首届“克鲁格奖”； 2004年，80岁的美国历史学家嘉斯拉夫·帕利坎和91岁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分享了第二届克鲁格奖。2005年该奖空缺。今年的克鲁格奖授予华裔与非洲裔的历史学家，似乎表明克鲁格奖对不同文化族群的开放取向。余英时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1956－1961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余英时的主要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士与中国文化》、《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现代儒学论》以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富兰克林今年91岁，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专门研究美国黑人历史。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黑人》《从奴隶到自由》《解放宣言》和《二十世纪的黑人领袖》等。
10. 2006年辞世的学者与作家
11月16日，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世长辞，享年94岁。他被称为与凯恩斯、萨缪尔森齐名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教父。他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倡导依靠个人责任感的自由竞争，认为控制货币供应是政府唯一可以使用的经济杠杠。他在理论上有三大贡献，即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以及自然率假说理论，著有《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自由选择》等。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的课堂上结识了罗斯·戴瑞克特，六年后两人结为终身伴侣。1998年他们合著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问世，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回顾了弗里德曼的三次访华经历。他曾近距离地观察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向中国介绍关于自由市场的思想，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特殊而富有争议的影响。
9月15日，享誉世界的记者兼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在家乡佛罗伦萨去世，终年77岁。作为记者，她以罕见的尖锐犀利采访了霍梅尼、基辛格、邓小平和布托等世界政坛最为重要的领袖人物。法拉奇说，她每次采访经历里都“倾注了心和灵魂”，一如她对于一生仅有的一次爱情（与希腊抵抗运动领袖帕纳古利斯）和她那未出生的孩子。《人》与《给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两书满载着她对生命的礼赞和热爱。在2001年9·11灾难之后，沉默已久的法拉奇发表八万言的《愤怒与自豪》，猛烈抨击伊斯兰文化的“野蛮”，由此招致“种族歧视”的指控。而她的回答是：“你们想对我做什么？你他妈就做你的，我就是要说出我想说的。”无论人们对她的言论有多少争议，她的离去让世界少一个桀骜不逊的女性声音。
10月30日，文化人类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因病骤逝，享年80岁。格尔茨从1970年开始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他在社会文化理论上贡献卓著，不仅体现在他的符号人类学理论，而且延伸到地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他的《文化的解释》《爪哇的宗教》《地方性知识》等著作影响深远，被公认为20世纪学界的一位“具有原创力和刺激力的前沿人物”。
4月29日，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于98岁高龄逝世。除了《1929年大崩盘》《富足社会》等经济学名著之外，他还留下了包括自传、小说在内多种文体的50余种书。曾获得美国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
8月1日，著名政治学家、“差异政治”理论的主将艾里斯·马里恩·杨（Iris Marion Young）于家中病故，年仅57岁。她2000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政治学，在女性主义理论、正义理论、民主理论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而使她获得国际声誉的著作是1990年出版的《正义与差异政治》。杨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草根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对妇女、劳工等弱势群体有切实的关怀，著有《包容与民主》《论女性身体经验》等。
7月1日，社会学家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辞世，终年84岁。早在1950年，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讲师的瑞夫与苏珊·桑塔格闪电结婚，并维持10年婚姻。多年来，桑塔格的声誉似乎遮蔽了瑞夫的光芒。而瑞夫是20世纪不容忽视的一位弗洛伊德研究者，著有《弗罗伊德：道德主义者的头脑》和《治疗主义的胜利》，并富有洞见地提出，西方文明从罗马时代到20世纪初先后受到“政治人”“宗教人”和“经济人”的统治，如今则由“心理人”主宰，接受一些精神领袖关于“自我”的信念。
6月16日，《纽约书评》二主编之一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死于肺癌，终年77岁。爱泼斯坦毕业于哈佛大学，曾负责编辑轰动全球的《安妮日记》。1963年加入《纽约书评》之后，她负责文学、文化方面的组稿与校订，与这本刊物一同走过了43年。如今《纽约书评》已成在知识界声誉卓著的书评期刊。本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把“终身成就奖“授予《纽约书评》的两位创始人和两位联合总编。
4月30日，法兰西学院院士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ç ois Revel），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2岁。他也是一位政论家，曾担任法国《快报》社论作者15年，后又成为《观点》周刊的专栏作家。在他一生出版的30多本书中，最著名的有《无马克思，无耶酥》《极权趋势》以及《和尚与哲学家》。其中，《和尚与哲学家》一书是他与皈依佛教的儿子马蒂厄·里卡尔在山顶上的一场西方哲学与佛教之间的对话，拷问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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