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21世纪趋势》周刊7月28日一期报道】在美国，“新无神论”运动给出版商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据美国媒体报道，12个月来已经卖出了近100万册有关无神论的书。
美国市场上销量较好的无神论著作有：理查德·道金斯的《上帝的骗局》，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上帝并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化一切》，萨姆·哈里斯的《给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信》，丹尼尔·C·丹尼特的《破除魔咒：作为自然现象的宗教》和维克托·J·斯滕格的《上帝：失败的假设—科学如何表明上帝并不存在》。
“新无神论”者从自然科学，个人自由和人类平等的角度出发，否认上帝的存在。“新无神论”者认为宗教诱导人们作出暴力举动。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上帝并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化一切》被认为是向上帝猛烈开火的著作，在美国图书销售市场上大获成功，甚至在美国宗教气氛较浓的中部和南部也不例外。出版商起初印刷了4万册，但几周以后又不得不加印了30万册，预计希钦斯凭这本书可以赚到100万美元。
58岁的希钦斯是在美国煤体和政界都小有名气的杂文作家和学者，他生于英国，但在美国生活，是位多产作家。他先后撰写了22本书，经常为杂志写专栏。在电视节目上的频频露脸，也使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
甚至保守派人士也会来买他的书，因为他们想知道他都写了些什么，以便日后找到攻击他的方法。
希钦斯对宗教提出强烈批评，他写道：“文学是比宗教书籍更好的道德和思想源泉。”
所有的“新无神论”者的著作都有一个共同观点，那就是上帝并不存在，宗教是一种欺骗。
“新无神论”运动在美国引发战争论，批评者认为“新无神论”者并没有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而仅仅是对宗教进行攻击性的批评。
“新无神论”者认为，年轻人不应该接受宗教教育，他们甚至建议政府保护未成年人不要受到父母宗教信仰的影响。（参考消息）
 
 

吴万伟 译

尽管最近的选举结果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是保守派知识分子不断取得突破的时代，他们的能见度大幅度上升。30年前电视上唯一可以看见保守派的地方是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温文尔雅的的谈话节目《火线》（Firing Line）。如今他们出现在《与媒体有约》（Meet the Press）和《60分》（60 Minutes）上。保守派占据了电台的谈话节目，政治博客世界（political-blog universe）也倾向于是右倾的，尤其是自由意志论观点。至于说图书出版，从前保守派著作只是莱格尼里出版社（Regnery Publishing）等出版社边缘性的题材，现在的保守派作家成了畅销书作者，有些小型的保守派出版社比如伊康特出版社（Encounter Books）获得飞速发展，而主要出版社如企鹅出版社（Penguin）已经开始成为保守派的标志。到2003年，《城市杂志》（City Journal）的编辑安德森（Brian C. Anderson）能够宣称“左派几乎垄断舆论和思想阵地---长期以来让自由派观点席卷任何不同意见，就好像它们根本不值一提---的时代开始急剧下降，让人惊讶地迅速终结了。”
公共生活的益处是真实的，不过把保守派在媒体的地位看得过高是错误的。因为从另一方面说，变化其实很小。当我们评价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进入一个书籍和思想稀薄的栖息地，欣赏这些东西的最重要场所是大学校园。在大学里，保守派知识分子仍然是困难重重。他们与传播他们的呼吁，进行课程教学和研究的大学的关系仍然紧张。
这种状况对不管是自由派还是对保守派都有不良后果。正如最近的三本书，一本是主要的自由派教授所作，一本由著名的保守派专栏作家所写，另外一本是清楚可见的保守派作家所写，显示保守思想的复兴远远超越了校园的范围，虽然大学仍然拒绝在课堂讲授保守派传统，否认其学术合法性。
考虑一个课程设置方面的例子。十年前，亲眼见证压迫的思想家开始着手社会和权力运作的多方面调查。他把哲学分析和历史观察结合起来，创造出现代生活的解释，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最后得出相反的结论：个人多元的能量对抗国家控制性的行为以及理性的专家。后者就是一帮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关系的18世纪19世纪的理论家，那些社会科学家。这个思想家的结论是，这些人造成了当今时代的一些重大灾难。
问题就在这里。我不是说福柯（Michel Foucault），该描述和他吻合，也和当今学术界不那么神圣的人如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吻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哈耶克先后与时代的最主要政策罪恶社会主义政权拥抱的中央计划斗争，同时他也是保守派思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关于自由企业、个人自由和中央权力方面的权威。
不过，尽管福柯和哈耶克探讨的话题类似，哈耶克为自由市场辩护（因此他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观点对全球政治的影响远远大于福柯对于诸如精神病院和监狱等社会结构的分析，但是两个思想家在人文课程领域的地位有天壤之别。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在本领域有相当的影响，他的社会著作也进入商学院的自由派手中。但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哈耶克根本不存在。当我80年代读研究生期间，几乎没有一个星期过去而不激烈争论福柯的，可我不记得听到过哈耶克的名字。在那让人兴奋的时代，政治派别下的文化批评，学术界的人形成了全球视野和超越意识形态羁绊的先驱，但是他们的参考范围不足。从那以后一些零散的保守派中心在全国的校园出现，但是正如当前所显示的，保守派很少在人文课程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公共知识分子不那么目光偏狭，甚至有些左翼人士确实承认哈耶克的显赫地位，但是往往带有不屑一顾的味道。比如，在《上帝注视下的市场：极端资本主义，市场多元主义，和经济民主的终结》（One Market Under God: Extreme Capitalism, Market Populism, and the End of Economic Democracy (双重天出版社Doubleday, 2000)）中，《阻击者》（The Baffler）的编辑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用专横的嘲弄的语调简要总结了哈耶克的遗产。他提到哈耶克的重要著作《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不过只把它轻蔑地等同于“带有纳粹罪恶的英国式社会主义”。针对哈耶克把商人看作反抗精英和顽固分子偏见的势利阶层的受害者，弗兰克不由得讽刺性的嘲弄“虽然如此，大学里的那些自由派教授仍然要把你和富豪分开的。”
更重要的是，弗兰克蔑视哈耶克是迎合企业家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公司真信徒”（corporate true believer），相信商人阶层的骗术。当然保守派会反对，尽管智囊团里和在全国报刊发表文章的保守派公共知识分子承认哈耶克是个试金石，但最近我们看到让人不安的迹象。那些参与激烈党派辩论的人好像忽略了自身的智慧传统。
人文课程中缺乏保守派思想，校园外的人对保守派思想一无所知，或者更糟糕的，把保守派看作权势者的帮工是知识界的标准特征。这些不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在说到观点和价值的时候，大学校园仍然是最重要的学习的场所，课程当然有相当的影响。大学有责任传授对形成思想深刻信息全面的个人所不可缺少的观点和作品。大学学习不仅要鼓吹和使用知识，而且还要获得并反思这些知识。大学具备足够的自主性来对待作为智慧传统一部分的任何思想，进行学术研究。
大学文本和大众文本的分别具有让人丢脸的后果。如果某个派别的观点和著作在教室里缺失，但是在市场和政府部门存在，我们倾向于解释它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它们的影响力归功于对企业或者政治有用，而不是里面包含的思想内容。如果大学不把这些著作和观点放在课程中，它们就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分析和讨论，这是值得尊重的著作和观点都应该得到的待遇。当它们远离校园，就好像没有独立的可靠性，没有必要和它们所满足的利益集团分开。
这对于保守派知识分子来说是让人沮丧的。当独特的知识分子100年前出现在巴黎的时候，它是作为对抗性的思想出现的。他们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把专业知识延伸到抗议中成长为知识分子，超越金钱和地位的诱惑成为他们代表更高尚东西的标志。能够让他们保持诚实和可靠的正是他们的独立性。能够让他们具有权威的正是在不涉及利益瓜葛的情况下形成自己观点这个事实。
这正是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困境。他们试图要代表当今时代，但是他们得出的观点被教授所忽视，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蔑视。数数“文化和社会”课程上的这些名字哈耶克，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和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计算一下中间偏左的刊物上有多少次这些名字不与金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框架是完整的，保守派思想的前奏开始和结束都处在乱哄哄的政治和金融领域，从来没有上升到思想的殿堂。
路易斯·拉潘姆（Lewis H. Lapham）的臭名昭著的2004文章“愤怒的触须：共和党宣传机构简介”（Tentacles of Rage: The Republican Propaganda Mill, a Brief History）用花哨的，铜臭味十足的细节详细列举概要。由于大学忽视保守派观点，媒体向左扭曲，如拉潘姆的故事所显示的，保守派只好运用自己的资源，比如凯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和美国遗产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刊物（《新批评》（The New Criterion）《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和媒体主持人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和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
在这个活动中，引人注目的是，策划这个计划的保守派人士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权力经纪人，当时《哈波斯》（Harper's）的编辑拉潘姆称他们为国家的“企业贵族”（corporate gentry）。这些人担忧地见证了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但是非常尴尬地对那些无法迅速转变为金钱的概念不感兴趣，他们缺乏智慧上的武器来回击。所以他们也收买了部分人，招募作家，思想家，编辑和发言人炮制反智慧主义，“为思想的血汗工厂（intellectual sweatshops）提供资金以创造政治和社会经济理论”。没过几年，那些“神圣的车间”就出版了著作，举办研讨会和媒体节目，随着意识形态著作的价码不断增加，他们聚集起来大量“迫切皈依保守派信仰的各路人马。”
我们可能对拉潘姆的某些事实发生分歧，但是只要知道他提供了那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关键的问题是保守派思想没有和权力脱离关系，或者说保守派知识分子仍然怀揣着人家的支票薄。
合法性的缺失造成了扭曲的思想环境，学界没有人能逃脱其危害。美国社会，更别提学生只能得到糟糕的服务，如果公众领域的观点没有在教室里经受概念上的，历史上的，和政治上的分析和讨论。不幸的是，课程设置方面对保守派思想和观点的关注往往是反射性的、肤浅的，根本不是对抗性的关系，很难说有任何关系。
这种堕落的气氛影响了最热情的批评性努力。最近的两本书表现了这个情形的陷阱。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的《保守派的灵魂：我们是如何失去的，怎样找回来》（The Conservative Soul: How We Lost It, How to Get It Back (哈伯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社,2006)和迈克尔·伯鲁比（Michael Bérubé）的《自由派人文艺术的自由在哪里？》（What's Liberal About the Liberal Arts? Classroom Politics and "Bias" in Higher Education (诺顿出版社（W.W. Norton 2006）)讨论的内容不同，作者的政治主张也不一样。萨利文是知名记者，在经济和外交方面有保守派思想，在社会问题上是自由派，试图为公共政策上的保守主义辩护。伯鲁比是宾州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英语教授，在学术界名气很大，以自由和进步的思想驰名，有足够的能力怀疑、嘲笑同行对于世界的与世隔绝的观点，试图为高等教育中的自由主义辩护。他们反驳的对手也不同。萨利文反对自从冷战结束后一直增加的支持共和党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伯鲁比反对的是攻击大学的自由派偏见的保守派。萨利文为普林斯顿政治教授罗伯特·乔治（Robert P. George），《标准周刊》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以及其他被他列入极端分子行列的人的影响感到遗憾。而伯鲁比则哀叹由激进分子和作家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领导的反对大学的闪电战，这个战斗得到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的附和，得到学者斯坦利·罗斯曼（Stanley Rothman）和本文作者的支持。
萨利文用预测性的假设开始。随着苏联解体和1990年代全球化的兴起，一个“社会经济满足”的时代好像出现了。税率降低，犯罪率下降，政府规模缩小，市场扩大。增加的财富造成社会经济文化的急剧变化，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左派乌托邦死了。美国缺少了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理想来安抚国民的期盼。人们渴望“意义政治”，一种平静焦虑和容纳后冷战时期进步的框架。按照萨利文的说法，“极端主义（fundamentalism）时代到来了。”
他说，极端主义开始于心理政治的情绪，他的著作前半部分描述了极端主义确定性的快乐和疑虑。萨利文说极端主义者“不猜想，不辩论，不纳闷，不怀疑。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他都知道。”那些偏离基本原则的人需要得到同情，帮助或者惩罚。这里，极端主义违反了温和保守派承认全球人类的脆弱性的信条，背叛了里根和戈德华特（Reagan-Goldwater）时期的遗产。在后半本书里，萨利文简要指出了良好保守主义，采用法国随笔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谦逊和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断然接受我们无法肯定知道的东西”作为负责任的政治的起点。
伯鲁比的开始不是假设而是一段叙述。一个保守思想的学生花费一学期的时间重复反自由派的名言，伯鲁比接着说他谈论这件事非常果断、没有任何偏见。这个例子后来在他的课堂描述方面有详细的介绍，目的是显示自由思想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是怎么发生的。伯鲁比反驳自由派偏见的指控，用证据显示对学界批评的说法的夸张程度，而且提出了积极、自由的自由派教育理论。
迄今为止，对于这些书的评论集中在萨利文的极端主义者特征描述是否公平，以及伯鲁比用来反驳反学界的数据是否站得住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突出的问题是保守派传统的展现。
萨利文尊重保守派传统，称赞奥克肖特（Oakeshott(1901-90)是自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以来最著名的思想家。但是当谈到宗教保守派，或者自称保守派的宗教人物时，蔑视的味道就非常明显了。萨利文写到这种“新保守派把头脑带进极端主义者的心理”，给予把所有东西都作黑白分明的判断的顽固习惯理性思考的光环。（该症状否认自己的错误，同时极端地指责别人的错误。）因而，用他们最聪明的词语来反驳新保守派就是非常关键的。但是萨利文的许多例子是拙劣的。作为圣经极端主义的代表，他不是选择真正的思想家而是在倾向性舞台演出中的人物：电影《向上帝挑战》（Inherit the Wind）中的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大律师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的质问下晕倒在证人席是决定性的。作为关于性的自然法则理论的例子，萨利文不是选择经受多年批评的书或者文章，而是采用2005年加州巴沙迪那城市学院（Pasadena City College）的老师爱德华·费瑟（Edward Feser）写的博客日记。该博客包含这样一句“阴茎的功能是非常明显的把精子存放到阴道里面”（当然，还有撒尿的功能）萨利文评价说“对任何一个器官坚持单一功能或者作用的愚蠢”。不是很多人会不同意的。因而极端主义肯定是愚蠢和愚昧无知的。
那么，极端主义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这导致了萨利文另外一个极端主义式的弱点。自由派倾向于把保守主义和政治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让人吃惊的是，萨利文同样这么做。在他提到“新保守主义”“新保守派”和“大政府保守派”等中都显示这种联盟组合。他认为“作为政治运动的保守主义已经在很多方面变成一种宗教复兴的牵强附会”。那样的话，这个运动就不能作为保守派物种，但是萨利文仍然给予这个标签。大政府保守派是个矛盾的说法，但是萨利文使用了，可能因为大政府保守派存在于共和党内部吧。因此，萨利文不是说美国政治中出现了带有保守派色彩的宗教运动，相反，他说保守主义本身丧失了灵魂。显然，保守派传统不能承受当今虚假保守派的掠夺行为。而且这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在《自由派人文艺术的自由在哪里？》中，保守主义同样遭受了指责和侮辱。伯鲁比集中描述反学界的保守派，里面充斥着诊断性的离题的话。同性恋权利辩论“把本来讲道理的文化保守派变成了吐沫飞溅散布阴谋的狂热分子”。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发飙了，专栏作家马尔肯（Michelle Malkin）写了“可耻的”著作强迫“解释”，没有一个理性的人来支持，霍洛维茨歇斯底里地虚张声势。根据伯鲁比的说法，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精神病，“从长期看，我们只是不相信文化保守派的记录，坦率地说，我们认为他们几十年来长期虐待黑人和移民的后裔，试图从圣经中找到根据来为奴隶制和压迫妇女辩护。”
看到没有，这就是他们的逻辑，根本不讲道理，完全是疯狂愤怒的浪潮。保守派不是伯克，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艾略特（T.S. Eliot），斯特劳斯（Leo Strauss），而是奴隶主，本土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只字不提来自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Elizabeth Fox-Genovese）或者黑兹尔（E.D. Hirsch Jr）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和去世的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这些比较靠近现在的可以被称为“教育方面的保守派”的作家，完全忽略思想深刻的保守派人士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反而花费了太多的篇幅谈论保守思想的学生在福克斯电视台(Fox TV)的节目《汉尼提与考姆斯》(Hannity & Colmes）的歧视性言论，担心州议员关于“左派专制主义”等等。
对保守派教育家的忽视还折射出对教授的热情称赞。伯鲁比说他的同事们“聪明，学问高深”。许多是“让人惊讶地严格、聪慧的老师，绝大部分老师实际上做了很好的工作。”确实，右派攻击大学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工作太好了。”保守派知识分子可能嫉妒这些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因为过于分散，他们没有这些便利。但是集中在一起其实是个缺陷。在通过自己的观察评价老师们的表现时，伯鲁比跳过了保守派对高等教育最著名的批评，即批评教育后果而非自由派偏见。在关于学生们在学期中在课堂上到底学到了多少知识和技能这个问题上，最近进行的对人文科学的评价的许多证据显示和老师的说法正好相反。
有些读者可能反对我们期待自由派或者前共和党人忽略保守派传统。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达到了右翼思想家和另外一本书表现出同样的漠视和不尊重。比如，印度裔美国作家迪索萨（Dinesh D'Souza）的书《内部的敌人》（The Enemy at Home: The Cultural Left and Its Responsibility for 9/11 (Doubleday出版社, 2007)）。作者是一个重要的保守派作家，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还著有《非自由的教育：校园中的种族和性别政治》（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 (Free Press, 1991)）。他在学生时代就在《达特茅斯评论》（The Dartmouth Review）发表文章。《内部的敌人》继续他长期以来的党派偏见。第一段发表了严厉的指责“文化左派应该为9-11事件负责。”但是后来的篇章让读者看到了熟悉的肇事者（卡特总统的外交政策，克林顿对恐怖主义的软弱反应，民主党的妥协立场，把国家主权置于国际组织之下的左派国际主义者等）。
这些指控或许让《内部的敌人》显得是极端化时代的另外一本谴责政党偏见的书。但是该书的核心在于一个不同的观点，一种超越政治的争辩。迪索萨研究了极端的穆斯林的愤怒后发现普通的解释是不够的。十字军，美国对石油的渴望，没过支持以色列，等等这些历史和政治病原可能加剧反美主义情绪，但是它们不是穆斯林感到的那种威胁的严重程度。迪索萨指出了另外一个根源：美国的大众文化。他写到“外来者和穆斯林同样感受到西方文化深入伊斯兰世界的深度，而感到惊讶。”不是作家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波普钢琴大师赛罗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而是好莱坞电影，情景喜剧（sitcoms），流行音乐，浪漫小说，视频网站（YouTube），充斥从突尼斯到德黑兰的阿拉伯大街，不管是温和的还是极端的穆斯林都感到灭顶之灾。对于一个忠诚和节制的深刻的长老社会，大众文化的内容是罪过。在穆斯林人眼中，美国是在发动针对伊斯兰的文化战争。
正如迪索萨坚持的，或许是文化左派发动了战争。无神论，自由放荡，自我中心，物质享受等，美国文化是就左翼伦理的表达，无所不在的不顾一切的个人主义。因此，左派对2001年9-11袭击应该承担责任。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的人人自由的社会，个人可以对电视屏幕上或者广告牌上的粗俗展品排斥在外，但是在严格的宗教社会中，文化材料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普遍的诉求。“我们必须赞同好莱坞关于人性的观点吗？”伊朗一个女性官员问到。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要保护他们的信仰免受外来者的破坏。
迪索萨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僵局提出了解决办法。为了消除穆斯林的愤怒，他建议我们应该把国内的文化战争延伸到国际舞台上，向穆斯林证明美国保守派和温和的自由派像穆斯林一样对大众文化惊骇不已。为了把左派排斥在向海外出口文化道德堕落之外，当穆斯林谴责自由派价值观的时候，右派应该支持他们，应该利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舞台“揭露左派的堕落”。因为左派在“推销的狭隘西方议题对世界上多数人来说在道德上是可恶的，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这是一个吸引人的解决棘手问题的简单办法。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来自许多保守派先驱已经探讨过文化和政治紧张局势问题。考虑到没过和穆斯林社会的分歧，美国政治（主要是保守派）和美国文化（主要是自由派）的分歧，迪索萨可能激发了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到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的反文化，到参议员丹尼尔·帕迪克·摩依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总结“温和的保守派真理是决定一个社会成功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温和的自由派真理是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从自身内部挽救文化的评论传统。”
这本来能说明中东局势再次暴露了保守派探索了几十年的困境：也就是美国文化破坏美国政治的局面。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好像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取得了胜利，但是当市场对自由企业开放后，太过频繁的是他们屈服于潮水般的消费品和廉价的娱乐以至于盖过了民主理想的传播。保守派和自由派对于这种紧张关系争斗了多年，提出诸如下面的问题：当政治政策忽视文化上对变化的抵抗时，如何取得成功？当一个社会的文化产品否定了其宗教价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当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鼓励破坏性的不虔诚的行为的时候，它怎么能繁荣呢？在每个月都要产生新的货色来加速大众文化的泛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阻止大众文化的狂轰烂炸？
但是迪索萨巧妙深刻地从美国和穆斯林的遭遇重新审视了这些问题，他避免了过去的智慧。不是回头看遥远的知识遗产希望从中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充分的养料，他是回头看最近的政治背景，也就是1990年代的文化战争。结果，他发现了真正的和让人担心的困境被减弱为战役上的策略。保守派知识分子再次被学界欺骗了。
这些书的每本都让保守派传统的命运更加暗淡，当然不是因为作者们的无能。迪索萨是个聪明的知识分子坚定地迎接来自学术界左派的污蔑的大合唱。伯鲁比是个有才华的机敏的学者面对保守派的挑战，愿意和霍洛维茨打交道或者忍受批评自家人的痛苦。萨利文把学术水平和公共参与结合起来，在为了鼓舞人的知识分子的示范性的模式，在他的博客上展现在网络日常菜（The Daily Dish）。
但是，三者都忽视了对保守派传统的全面表现。没有一个人认为它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因此，他们低估了对手，忽略了被长期以来思考和讲解的最好东西，或者错过了自身观点的复杂性。不错，今天的保守派思想已经在政治环境下出现了让人泄气的偏离，不错，它威胁了学术界自由派的正统地位，不错，它误判了中东的文化差异。
但更重要的是，保守派传统仍然是观点和理论的重要源泉，是获取世界胜利不可缺少的遗产。为了取得全面的胜利，在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聪明办法时，除了保守派出版家和思想库，电视上和博客上需要更多的保守派学者。学术界需要对保守派思想进行全面的分析，既有批评也有欣赏，让保守派的著作和观点进入大学校园，进入课堂。如果课程设置扩大范围，如果保守派的传统得到巩固成为让人尊敬的一门学问，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也就是希望哈耶克能得到福柯十分之一的重视程度。
译自：“How Academe Shortchanges Conservative Thinking”by Mark Bauerlein

作者简介：马克鲍雷林（Mark Bauerlein）埃默里大学（Emory）英语教授。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id=ncqzp5rrrqg0wvq9x221nnnrv3z9mbw9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月14日报道】题：新保守派家族左右政策

原文提要〓在影响伊拉克战争的进程上，没有什么新保守派人士有卡根家族三位学者那样大。

36岁的弗雷德里克·卡根是《选择胜利》的作者，这是布什总统采纳的增兵伊拉克计划的蓝图。就在人们开始认为新保守派在白宫失势的时候，和蔼可亲、圆胖脸庞的弗雷德里克给那些坚强的知识分子注入了新的活力。

去年6月在戴维营，作为军事历史学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的弗雷德里克，向布什及其战争内阁阐述了向伊拉克增兵的建议。

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不感兴趣，但是在布什寻求避开贝克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提出的看上去像是失败主义的建议时，弗雷德里克再一次向布什说明了他的观点。据说布什听了以后欣喜地说：“哇，你是说我们还能打赢这场战争?”

弗雷德里克的父亲唐纳德·卡根是耶鲁大学的古典文学艺术研究者，也是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专家。同许多早期的新保守派人士一样，现年74岁的唐纳德年轻时属于左派，但是因为越战而转向右翼。

1997年，唐纳德与切尼和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的沃尔福威茨一起在新保守派的《新美国世纪计划》上签字，这个宣言要求采取“里根时期军力增强和外交明确的政策”。在9·11事件前一年，唐纳德与弗雷德里克合写了《美国在沉睡》一书，驳斥美国坚不可摧的廖论。

唐纳德说：“和平不能自我维持。尽管现在这样说已经不流行了，但是世界需要警察。”

弗雷德里克的哥哥罗伯特·卡根认为，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个麻烦。在克林顿总统时，他曾撰文要求推翻萨达姆。48岁的罗伯特现在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

罗伯特的夫人是美国驻北约大使。他在9·11事件后又写了一篇题为《美国人来自火星》的文章，引起人们对大西洋两岸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的激烈辩论。（参考消息）
 

这两天突然起了念头，想浏览一下《读书》杂志二十年的文章大概情况。于是在网上下载了来看。用鼠标快速滚动的话，一天工作之余只需抽出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看完一期，倒也不耽误事。

作家·文学代理人·编辑·书店：一个复杂的四角关系

    美国记者普通被派驻华二年，便被调回。由于中国局势近来颇能引起人们的兴趣，驻外记者将北京的职位视为“肥缺”。他们不但可以因发表有关中国的实地报道而在国际新闻界成名，而且又可在完职归来后写书赚钱。现在欧美的所谓“中国通”多的是。在北京驻了二年，更成“专家”。甫于年底被调回的《纽约时报》记者福克斯·勃脱菲尔德(Fox  Butterfield)，也正在着手著作一部题名《中国人》的书，定一九八二年出版。
    一九八○年底勃脱菲尔德一出中国国境后，即在《时报》发表连篇的危言耸听的夸张性的批评中国的文章，引起极大注意。这种新闻报道作法，英文名称“Sensationalism”，目的不过是在激起读者的情感；作者也因受注意而扬名，报纸更可多销几份。以严肃自命的《纽约时报》竟然也采取这类非正统的作法，曾使有识之士喷有烦言。《时报》新派驻北京的记者詹姆斯·斯特巴(James  P.Sterba)是否会走勃脱菲尔德的旧路呢？这倒值得注意。
    勃脱菲尔德并不是唯一的靠卖中国噱头写书的外国记者。在这方面，他至少迟了一年有余。今年一月刚刚出版的一本题名《中国人》的书，是加拿大记者约翰·弗雷泽(John  Fraser)  所写。这书已被美国的“每月读书会”选为一月份的推荐书，因此很有被列入畅销书书林的希望。
    弗雷泽的书对中国的官僚习气作剧烈批评，但对中国平民表同情。我在这里并不是对此书作评价，而是要借此书出版的经过，将美国文学代理人(Literary  Agent)的性质及任务作一个更详尽的介绍。我曾于本刊第八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写过一篇《初作小说家与文学代理人》。在这里，我想借弗雷泽的书为例，再进一步地解释欧美的文学代理人在出版界的势力、影响及其作法。
    弗雷泽原是在多伦多《环球邮报》(Globe  ＆  Mai1)写舞蹈评论出身，后来是剧评家，并非政治记者。他于一九七七年被派驻北京，为期二年。当时中美尚未复交，美国诸大报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之类尚未派有记者驻华，因此加拿大报纸上的从北京所发出的新闻报道在美国很是吃香，常予转载。一九七九年五月，多伦多一家文学代理人公司的老板名叫考尔伯特(Colbert)的美国籍夫妇，突然心血来潮。他们知道中美复交后《纽约时报》所派的记者准备于二年内著作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为了要抢先一步，他们认为不久即将返回加拿大的《环球邮报》记者弗雷泽也可一试。考尔伯特夫人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的弗雷泽，问他有没有意思著书，对中国作一个总结的报道。弗回答说，不但他本人有意写书，连他的妻子也有足够材料写一本书。他同意请考尔伯特夫妇作代理人。
    考尔伯特第二步就是要找一个出版商；他就与纽约的高峰书店(Summit  Books)接洽。书店的编辑把弗雷泽过去的北京新闻报道研读了后，觉得此书有盈利可能，立即与文学代理人订立合同。考尔伯特本人同时也是加拿大电视广播公司的制片者，因此也要以弗雷泽的书及其夫人的经历为根据摄制影片。
    合同签订后，考夫人立即向多方面交涉，俾有更多赚钱的机会。她将此书在英国与加拿大的版权售与柯林斯书店，她又说服了“每月读书会”将此书选为今年一月份的推荐书。同时，加拿大电视广播公司也出巨价购取此书之使用权。这么一来，弗雷泽夫妇便一举致富。文学代理人的佣金是弗氏夫妇收入的十分之一。
    美国文学代理人行业的流行，不过是近五十年来的事。在过去，出版商不屑与代理人做交易。目前的情形恰恰相反，出版商反而坚持要与代理人交易，有时甚至替初出茅庐的作家介绍一个代理人。这有二个原因：一是出版业变为极度商业化，出版一本书不但牵涉版权问题，而且也可能牵涉电影制片权，平装本再版权，杂志长篇连载权等等，所谈的生意数目甚至可达到数百万元之巨。二是因为可将讨价还价的头痛事件留给代理人做，作家便可专心于创作，与书店方面的编辑保持友好关系。做生意谈交易往往要起争端，作家可以避免这类令人不快的琐事。
    在当前时代中，文学代理人几乎已成为作家们一个非有不可的伴侣。但是这类代理人并不是人人可做。他应有三个条件：一、有能力鉴赏文学作品，并会鉴别一件作品的大众化吸引力；二、有做生意人的讲交易能力；三、有耐心，能够体谅作家的苦衷，鼓励作家写作。
    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文学代理人名保尔·雷诺兹(PaulReynolds)，于一八九二年开始营业。但那时文学写作还是被目为不受商业污染的纯洁的行业，作家们不要代理人，出版商也力免有剥削之嫌。八十余年后，文学代理人已变为一件规模巨大的企业，有的甚至专门化；也有的是律师充任，使作家在法律上也受了保护。但是正如其他行业一样，文学代理人中也免不了混有不学无术的不正规分子，有的甚至行施骗术，未替作家(初出茅庐的)找到出版商之前，先向作家伸手要钱。这类人物唯一目的是赚一笔外快，根本没有上面所述的三个必需的才能。正统的同行也根本瞧不起他们。
    真正有才能的代理人对各书店的编辑在文学上的嗜好与习惯有相当的认识，因而可替作家找到一个合适的编辑与出版者。他的任务主要是保护作家的利益，引起出版商互相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作家的身份。
    代理人的佣金是作家收入的十分之一。为了增添自己的利益，他当然要尽量争取一件作品的其他(如电影制片等)版权方面的进益。对新书装帧、宣传广告方面他也参预意见，有时甚至干涉编辑方针。印书的合同本身也越来越复杂：出版商尽量争取自己的权益，而代理人则尽量争取作家的权益，直到双方同意各点，签订合同。这类合同，有时可以长达数万言。
    成名文学代理人已是一个大企业，并不是由一个人单独代表。例如“国际创作管理公司”在纽约、伦敦、罗马、迈阿密等城市设有分处。它所代理的不但是作家，也包括影星、电影制片商、导演与电影脚本作者。这个大公司设有文学、电影、电视、摇摆音乐各部门，每一部门都有专家处理代理人的任务。名作家如约翰·契弗、汤姆·沃尔夫等就是由它所代理。每个作家派给一个特定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便与作家维持密切的关系。由于出版事业近来的变化，作家与个别代理人间的关系也逐渐有变化。在过去，作家往往忠于编辑，如果编辑离职他就，他也跟了这个编辑而换出版商。现在，作家已慢慢转而忠于代理人，因为编辑常常换职，作家认为只有代理人才是长久的伴侣。
    可是最近的形势又有不同。这是因为作家们也学乖了，有的被利所诱，也在更换代理人。美国出版事业已变成一个极复杂的企业，作家、编辑、书店、代理人四者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美国文学代理人中最著名最成功者之一是司各脱·梅雷迪斯(Scott  Meredith)。他的每年总收入在付了税之后是三十万元以上(付税之前的数目至少百万金)。他的公司共有五十名雇员，代表了二千多个作家与艺术家，其中最出名的是大作家诺曼·梅勒。梅雷迪斯此公是一个很精明的生意人，他除了做作家代理人以外，也设了一个“评读”部门，在各杂志登广告，招徕未成名的作家投寄小说稿件给他公司阅读评断，每次取费一二百元。美国梦想做作家的男男女女多得不得了。梅雷迪斯的公司每年在这方面收到的稿件至少有五千件。这些稿件当然都是糟得不得了，普通一般编辑或代理人不屑一读的。可是梅雷迪斯在这方面也赚了不少钱。他的出名的巧诀是自我宣传，从不拒绝电视谈话节目的邀请。
    文学代理人在出版事业方面的权势的日渐增大，过失其实是在于出版商。出版商只图省事，责任就转移于代理人身上。在过去，书店编辑往往是一个作家的“终身良伴”。但是现在编辑既常常更换雇主，作家失去依靠，便找代理人为依靠。
    出版事业越是庞大，版税合同诸方面的问题也越是复杂，文学代理人不但要懂得文学与生意，也要懂得法律。因此，律师兼当文学代理人已不是一件罕见的事。
    另一种奇特的代理人是好莱坞代理人。在纽约的代理人要将一本小说的电影制片权出售时，往往交由好莱坞代理人代理，然后将盈利对折。可是好莱坞代理人也已在慢慢地直接代表作家，这样一来，取佣金便可直接。由于美国社会情况的转变，文学代理人也慢慢变为“传播业”代理人，所代理的不但是在出版方面，而且也包括电影、电视、广播、录音、唱片各方面的生意。
    麦克斯威尔·柏金斯(Maxwell  Perkins)时代已成过去。柏金斯在世之时，曾在斯克里勃纳(Scribner)书店当了三十三年编辑，扶植了不少名作家，包括海明威、菲兹杰拉德、汤麦斯·沃尔夫、詹姆斯·琼斯等。在当时，作家是忠于编辑的，而编辑既不换雇主，便等于作家忠于书店(出版商)。文学代理人出现后，作家们的“忠诚”的意义便有变更。作家目前所忠的是钱，这可由出版界最近一个故事证明：
    美国近来有一个很吃香的天文学家，是康乃尔大学教授名卡尔·萨冈(Carl  Sagan)，曾与兰登书屋订有合同，出版了几本通俗易懂的有关宇宙的科学书。由于美国人民一般对飞碟故事的迷醉，这些书销路很好。萨冈因而也在电视节目上出现，讲解天文学、飞碟和其他星球有没有人类可能性这类题目，很受欢迎，也增加他的著作的销路。
    最近萨冈与另一个书店西蒙和舒斯特(Simon  ＆  Shuster)订了一个价值二百万元的小说合同。这事使兰登书屋很是不快，认为萨冈不够“忠诚”，但是萨冈的代理人说，新的合同是小说，兰登书屋的合同是“非小说”，因此二者没有冲突。
    萨冈的代理人便是上面所述的精明生意人梅雷迪斯。他又指出，作家的更换出版商完全应视他的收益多少而定，作家们不应忠于编辑或书店，而应忠于代理人，因代理人可替作家赚钱。
    近年来，许多成名的大作家也与他们已合作了多年的出版商脱离关系，另找能够增添收益的门庭，由代理人领路。这里试举几个例子：
    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尔温(James  Baldwin)  曾在日晷出版社(Dial  Press)  出版了十六部小说，但最近改与麦克劳一希尔(McGraW－Hill)书店订一小说合同，取费三十五万元以上。年已八十岁的通俗小说女作家泰勒·卡德威尔(Taylor  Caldwell)最近与道布尔戴书店脱离多年关系，而与普特南姆(Putnam)书店订立两本书的合同，取费三百九十万元。《第二十二条军规》作者约瑟夫·海勒也离开了兰登书屋而投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女作家乔哀斯·卡洛思·奥茨脱离了有十五年关系的先锋出版社(Van－guard  Press)而投德顿(Dutton)公司。《富人，穷人》作者欧文·肖也换了出版商。
    但是作家的更换出版商也有其他原因。有的是因为书店拒绝出版已完成的稿件。有的是因为个别的编辑在感情与脾气上合不来。也有的是因为怕个别书店的声誉逐渐低落(不少在文学界有声望的书店近年来被企业机构收购，变为专门以盈利为目的的纯粹商业化机构，这使有学者气度的作家们不满)。
    今日的编辑也与旧时代的编辑不同。以已故名编辑柏金斯为例，他全力关注作家的作品，往往向作家提出各种意见与建议，换字改句，删除增添，好象是一个合写者。兰登书屋曾有一个名叫萨克斯·克敏斯(saxe  Commins)的总编辑，牙医出身，不但亲自编订辛克莱·刘易斯、W.H.奥登(W.H.Auden)、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等作家的原稿，而且曾亲自替剧作家尤琴·奥尼尔的原稿打字。他甚至请威廉·福克纳住他家，用他的办公室写作。这类编辑与作家间亲切关系目前已罕有，但是听说法拉、斯特劳斯、吉罗(Farrar，Straus，Giroux)书店的劳吉·斯特劳斯(Roger  Straus)  及劳勃特·吉罗(Robeft  Giroux)  仍维持他们与名作家艾萨克·辛格、伯纳·马拉默德、菲利普·劳恩(Philip  Roth)等等间的个人亲切关系。
    至少有两个名作家，由于经济拮据，不得不时时更换出版商。一是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索尔·贝娄，一是诺曼·梅勒。二人都是因离婚后要津贴前妻赡养金，造成经济拮据状态。贝娄的最初二部小说由先锋出版社出版，后来转到海盗(Viking)书店，出了九本书，于一九七八年又转到哈柏和罗书店(Harper  ＆  Row)。而梅勒自从著书以来，至少已换了六七个书局。
    作家不但更换出版商，而且也在渐渐开始更换文学代理人，原因也与他们要更换书店一样，不过是希望能够多获一些进益。著名作家很少是没有代理人的。科学小说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sac  Asimov)与波兰裔作家约西·柯辛斯基(Jerzy  Kozinski)只是罕有的例子。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艾萨克·辛格多年没有代理人，只于最近才开始由人代理。
    当然也有一批作家忠心耿耿的多年来只与一个书店发生关系。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吉(Arthur  Schlesinger  Jr.)，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小说家路易·奥金克罗斯(Louis  Auchin  closs)都是由霍夫顿·密夫林书店(Houghton  Mifflin)  出版，都已有三十年至四十五年的历史。欧文·斯东(Irving  Stone)  自从于一九四○年开始由道布尔戴书店出版，四十年来仍维持良好关系。
    文学代理人并不全是已变成大企业公司。这里且谈一个仍保持原始状态的代理人。这位女代理人原在大学中教授美国文学，于一九七四年初当代理人，只代表了六个作家，工作辛苦，收入不多。不过她的兴趣不减，至今她所代表的作家已有七十五个，都是售书量平常的青年作家。她的作家中尚未有一个畅销书的作者。但是她与作家们保持个人间的亲切关系，虽然进益不大，她觉得她的职业很给她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情绪。
    另一个怀恋过去的文学代理人，叙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某次，他代表诗人W.H.奥登与法国大富翁罗斯却尔德伯爵(BaronPhilippe  de  Rothchild)谈判一项交易。伯爵要邀请诗人到他的乡下别墅居住一时，并写诗留念。这个代理人开始与富有的伯爵讲价，结果所谈成的报酬是六十一箱(每箱十二瓶)罗斯却尔德名酒(按，伯爵以酿酒闻名)。这位代理人说，他至今还没有取得十分之一的佣金(以酒为例，至少每箱一瓶)。他说了颇有遗憾。好奇者要问，难道这七百余瓶的名酒都给诗人奥登喝光？奥登以嗜酒闻名，但他已躺在地下，不能作答。
    　
    一月二十五日于纽约
纽约通讯
董鼎山

     这两天突然起了浏览一下《读书》杂志二十年的文章大概情况。于是在网上下载了来看。准备看到什么好东西，就顺便拷贝了，贴在这里，算是给自己保存一份。

   

    美国学术界人士流行一句脍炙人口的话：“不发表就发霉”(Publi－sh or perish或译“不出版就完蛋”，但为照顾原文字面相近，姑作今译)，来形容一部分大学教书匠所处的困境。尤其是在每年评级的时候，你如没有著作发表，不但不能提级，而且有失业的危险。
    那是因为在美国学术界和大学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势利态很重：注重研究工作，而轻视教书才能。往往有广受学生欢迎爱戴的教授，因为久无文章发表，或者发表不多，而被解聘或者被拒提级的。
    这种重研究而轻教书的倾向，造成了出版界的一种特殊现象：大学出版社林立。美国设有研究院颁发博士学位的大学共有三百七十五所(一九七八年统计尚不完全，这是一九七七年的数字)，而大学出版社即达一百家。这一百家大学出版社都是由所属各大学出经费，为教授学者提供出版机会的。因为他们的著作大多学究气重，枯燥无味，没有销路，不能赚钱，商业性的出版社不感兴趣。这也难怪，一般所谓研究成果，多半都是引经据典，表明学问有根底，书后还附了多页参考书目，其实倒是符合中国的一句老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真有价值的并不多。
    我的这种说法，当然也是就大概而言，不免有些过份。但据我个人在大学社会里的观察，不少教授与其浪费时间制作(不是著作)无价值的书，不如专心执教，至少对莘莘学子有个交代。但是“不发表就发霉”这个规律定下了不少教授的命运。
    但话也得说回来，要不是有大学出版社在做亏本的买卖，在唯利是图的美国商业社会，许多重要学术著作就绝不会有问世的机会。尤其是过去几年来，美国一般大学，不论公立私立，大都缺乏经费，各种科系专业都难以维持，不要说出版社了，而许多大学出版社仍能硬着头皮办下去，对于学术界不是没有贡献的。
    大学出版社是个赔本买卖，这在下列的数字中可以看出：一九七七年度大学出版社出书占全美出书总书目百分之十一，不可谓少。但是从收入来说，全美出版界该年总收入四十六亿元，大学出版社只有六千万元，不过是其中百分之一点五多一些。这种相差悬殊现象在近年越来越变本加厉。销路不好一部分固然是因为没有生意眼，另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近年来美国一般经济衰退，图书馆缺乏经费，学者们担忧生计，而这两方面原来乃是大学出版社最重要的主顾。单是在一九七一年，哈佛大学出版社一家就亏本达五十万元。一般而言，大学出版社无论大小，每年平均亏本约十万元。在过去，大学出版社的书，一般可销二千三百本，现在是一千三百本。这种销数与商业性书籍(tradebook)三、四万本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为了补救这种亏本情况，大学出版社也在慢慢的改变方针，不象以前那么道貌岸然了。有的甚至不要学者来主持业务，而向商业性出版界挖角，出书开始注重生意眼。比如在过去，社会、人文的科研书目占全部总书目约一半，但现在有的大学出版社也开始出版诗歌小说，不但如此，有的也接受非学者教授的外界人士的稿件，这样与商业性出版社抢起生意来了。
    另一种倾向是出版专门化。例如韦斯连大学专出诗歌，锡拉丘兹大学专出环境研究书籍，印第安纳大学专出民俗学，俄克拉荷马大学专出印第安人研究等等。凡此种种，无非是希望能扩大一些销路，至少做到减少亏本。
    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的总书目约二千种，大的如普林斯顿、哈佛、芝加哥、加利福尼亚等大学，每年约各出版一百二十五种新书，而小的只不过出二、三十种。这些书虽荣膺不少书奖，但列入最佳畅销书目的却绝无仅有。
    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委员会一般约六人到十二人，都是本校教授。编委会接受外稿，也请外界学者共商选题。一般印数初版不过二千到二千五百本，如果能给五百元或一千元的版税，已算不错了。不过作者可以在书籍的装帧上得到安慰，一般都是用头等纸印，布面精装，甚是讲究。
    自从约翰斯·霍浦金斯大学于一八七八年首创大学出版社以来已有一百年了，它第一本印的是美国数学杂志。在这一百年中，它一共也只出了二千五百种书。就历史悠久而言，在一九○○年以前创办出版社的仅约翰斯·霍浦金斯、康乃尔、芝加哥、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五家。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姗姗来迟。此外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在美国也设有分处，这两家营业倒不错，很少亏本。
    大学出版社出的固然多半是枯燥无味、少有价值的书，但在此一百周年纪念之时，我倒也要为它们吹嘘一下，其中也有爆发冷门的。比如一九五○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由一个年轻社会学家及其两个同事合著的《孤独的人群》。当初出书时因此书太专门，只印了一千五百本，以为足够应付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需求。不料此书竟然畅销一时，历年以来，平装本每年可销五万本，总数已超过一百万本，许多大学选了此书为社会学教科书，作者大卫·里斯曼就成了著名的社会学家了。
    又如一九六○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有关教育学的书，本是一次教育会议的讨论的结果，出时哈佛很勉强，出后却受到书评家的好评，数年来单是精装本就销了七万五千本。书名《教育过程》，作者杰罗美·布鲁纳。
    另外一个例子是注重出版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的拉丁美洲文学的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了西班牙流亡诗人胡安·拉蒙·希门尼斯的诗集《柏拉特罗和我》，同年该诗人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商业性出版社对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看了只有眼红。
    但是这都是个别例子，大学出版社出的书绝大多数都是乏人问津的。这里仅举一端，可见一般：普林斯顿出了一本《日本人口》，作者爱琳·泰伯尔搜集了十三个世纪以来的资料，共有一百四十一个统计表。其销路之少，可想而知，但普大认为这些表有价值，向福特基金会请求补助一千元资金，专家们认为此书乃是权威之作。
    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研究，也是各大学出版社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不是这篇通讯所能包括的，这里只好割爱。       　
    二月十六日于纽约
纽约航讯
本刊特约记者  董鼎山

 

——该文选字1979年3月刊《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