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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杂志:美国在向“左”转?由于一系列悲剧性错误,布什这位近期历史上最保守的美国总统,很可能要让位给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但是,有媒体认为美国的向“左”转并不那么值得庆贺:一个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也许要可怕得多。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1日一期刊发一篇题为《美国会向左转吗?》的文章,要点如下:
对布什来说,总统任期正在变成一个由意外结果组成的悲剧故事。在外交政策上,布什试图改变伊拉克、中东和美国的名声,而且的确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却不是他所追求的那种影响。如今,国内政坛似乎在重演这一幕。布什曾试图将自己在2000年和2004年取得的胜利变成共和党的霸权。但这位近期历史上最保守的美国总统,很可能会把西方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机器开下悬崖。
在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这台机器七次让共和党人入主白宫。布什和他的战略家卡尔·罗夫曾梦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不让民主党人上台,但现在他们的期望值要低很多。在去年夺回国会控制权后,民主党人正朝着在2008年夺回总统宝座的方向前进。在民意调查中,共和党人里面只有鲁迪·朱利亚尼看起来有竞争力,但他的竞选活动又没有希拉里·克林顿和贝拉克·奥巴马那么老练。目前,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选民要远远多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即使在国家安全这样传统的保守主义问题上,民主党人也更得选民的信任。他们还为年轻人、独立人士和拉丁美洲裔人士提供了一条广阔的出路。
布什本人很容易被当成替罪羊。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卡特里娜飓风、拉姆斯菲尔德、阿布拉莫夫、关塔那摩监狱、利比成了无能、极端和任人唯亲的代名词。然而,这位布什总统可不是一只好替罪羊。他没有背叛右派,而给了右派想要的一切,包括大幅度减税和任命保守派法官。布什许多最严重的错误都得到了保守派选民的支持。外交政策中的一些傲慢做法来自于纸上谈兵的新保守派斗士;“拯救”植物人特丽·夏沃的倒霉尝试则是由基督教右派人士推动的。就连布什所信奉的“大政府保守主义”实际上也得到了大多数共和党议员的认同。
就外交政策而言,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欧洲盟友现在就开始庆祝是不明智的,原因有两个。首先,一个更加“民主党化”的美国所带来的一些变化并不得人心。民主党人不光在医疗问题上逐渐左倾,在贸易问题上也是如此;一个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很快就会让全世界的穷国为布什的离任感到惋惜。同样,许多欧洲国家也许渴望看到一个不那么喜欢干涉他人的美国;但一个奉行孤立主义的超级大国也许要可怕得多。
其次,即使向左转,美国仍将是国际舞台上的一股保守力量。希拉里也许会被堪萨斯州的脱口秀节目说成是共产主义者,但假如把她和法国的萨科齐、德国的默克尔、英国的卡梅伦或其他任何所谓的欧洲保守派人士摆在一起,在几乎所有重要问题上,希拉里都比他们更加右倾。与欧洲的一般主教相比,她提到上帝的次数更多。至于外交政策,民主党的主要候选人都同样坚定地支持以色列,没有一个人排除过攻打伊朗的可能性,奥巴马也许会把矛头指向巴基斯坦,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把权力拱手让给多边组织。
在民意调查结果中很引人注目的一个发现是,大多数美国人都很不信任政府。40年前,他们曾反对一名左倾的领导人牵着他们的鼻子转;如今,他们不得不忍受同样的情况,只不过这次是右倾。在民主国家里,政治变革通常只在人们回顾它的时候才变得显而易见。1968年,当美国陷入另一场费力不讨好的战争时,没有哪位自由主义者认为尼克松的“南方战略”是长期右倾路线的一部分。当这一切变得一目了然时,大多数美国人才迫切希望改变方向。现在也是如此。(来源:新华网) 亚洲传教士反思海外传教活动无论如何,还是很敬佩韩国基督徒的传教精神。韩国人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25日报道】题:亚洲传教士
在韩国,萨满教、佛教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但它却向全球173个国家派出了1万多名基督教传教士,在人数上仅次于美国。如今,几乎半数韩国人都是基督教徒。 据说韩曙的传教士会走遍天涯海角,寻找那些最不愿意皈依基督教的人。几十年来,基督教在韩国逐渐扎下了根,各个教会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激烈。向国外派出传教士已经成为教会扩大声誉和吸引成员最便捷的方式之一。传教士去的地方越动荡,传教使命就越神圣,一些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将遭到绑架的传教士称为殉教者。 目前,韩国民众在互联网上就这一现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韩国总统卢武铉是天主教徒,他于24日发表声明,请求博客写手不要在文章中批评传教士让韩国陷入困境。韩国泉水教会不得不向全国人民道歉,表示不应该派准备不足的信徒去完成这样的使命。然而,没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曾经因儒家思想而被称为“寂静晨曦之地”的韩国,怎么会如此迅速地脱胎换骨成为世界上最狂热的基督教国家? 韩国人反思海外传教活动 【韩联社首尔7月26日电】在塔利班武装分子处死一名韩国人质的消息今天传遍全国之际,韩国基督教团体围绕其到伊斯兰国家积极传教问题展开了反思和讨论。 内部人士指出,韩国基督教徒充满激情,但缺乏策略。一些基督教徒缺乏经验、准备不充分,往往不了解当地的规定和习俗。 在阿富汗遭绑架的韩国人大多二三十岁,来自首尔附近的泉水教会,他们利用暑假到阿富汗进行为期10天的援助活动。韩国官员指出,这些人忽视了许多重要问题,如果他们对问题加以重视,就不会遭遇这样的劫难。 他们从喀布尔前往坎大哈,却没有向当地警方报告。坎大哈以前是塔利班的据点,安全一直很成问题。通过他们驾驶的汽车款型,当地人就知道他们是外国人。韩国外交通商部和国家情报院曾告诫他们不要去那片危险的战乱地区,但他们未予理睬。 媒体报道绑架事件后,网上出现了大量批评他们的信息。 韩国基督教协会前主席朴钟纯(音)说:“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反省一下我们目前的状况,重新考虑我们将把传教工作引向何方”。 他指出:“韩国传教士充满热情,但缺乏策略。做传教工作要为人谦逊,要学会倾听当地人以及在那里的其他传教士的想法……我们使用‘精神战’一词,但这并不是说对当地居民发动战争。我们在传达上帝的话语时不能像搞斗争一样。 虽然许多基督教徒没有指责泉水教会,但他们普遍认为,志原者应当遵从政府的指示。韩国许多基督教会都向动荡地区派遣了志愿工作者和传教士,泉水教会只是其中之一。 首尔汝矣岛福音堂发言人金奎源(音)说:“政府禁止基督教会做一些事件,教会应当遵规定。”(参考消息) 一个法西斯式的意识形态幽灵正在全世界出没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文章:“发展主义”应被送进死亡意识形态博物馆——让穷国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美]威廉•伊斯特利/编译 朱捷) 我们必须意识到,强行让世界的穷人接受一个刻板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尝试,已经悲惨地失败了。
一个黑暗的意识形态的幽灵正在全世界出没。它几乎同上世纪惨淡收场的旧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一样具有致命危害。它助长了我们时代一些包括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在内的最危险的趋势。这就是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发展意识形态。
发展并非只有惟一答案
同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发展的意识形态试图对解决从贫困和文盲到暴力和暴君的所有社会问题,提供一个面面俱到的最终答案。像一般意识形态会有的特征那样,它表示只存在惟一一个正确答案,而且不能容忍任何分歧。它从一个普遍理论为每个人推导出了这个惟一答案。这个普遍理论据称适用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地方。发展的意识形态甚至拥有它自己的知识界。这个知识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专家组成。
这个“正确答案”开始时意味着“自由市场”,而且对贫困世界来说,它被定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告诉你要做的任何事。但是非洲、中亚、拉丁美洲、中东和俄罗斯的反应,却是抵制自由市场。
抵制的情绪如此严重,以至于让其他意识形态在这些地区开始获得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在阿根廷金融危机期间的行动带来的结果是,委内瑞拉领导人乌戈·查韦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热烈欢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玻利维亚苛刻的规章制度,为该国新社会主义总统莫拉莱斯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在中东,1980年~2001年间1540亿美元的外国援助、45项结构性调整货款和“专家”建议,造成了人均GDP的零增长。
发展专家将贫困视为纯粹技术问题
发展主义的专家们将贫困视为一个纯粹技术性的问题,认为有待于通过工程学和自然科学来解决,而忽视了诸如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些混乱的社会科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明星经济学家萨克斯计划以数百个专家干预行动为特征,以解决穷人的各种问题——从绿色肥料、哺乳教育、自行车到太阳能系统、艾滋病孤儿的学校制服和风车。富国对世界贫困悲剧的关心,结果是喂肥了国际援助机构。
发展主义还拥有另一个特征:它渴望是科学的。为贫困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被看成是一个科学问题,能由专家来解决。他们总是确信自己知道答案,强烈地排斥不同意见,而到后来行不通了再改变他们的答案。在精神病学中,这被称为“边缘性人格障碍”。对发展主义的专家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答案首先是财政援助性投资和穷国的工业化,然后变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政策改革,然后是整顿腐败这类老一套问题,然后是全球化,然后是“减少贫困战略”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不幸的是,发展的意识形态帮助任何国家获得实际发展的记录,相当令人沮丧。该意识形态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最具影响力,但是这些地区的情况却最差。而那些不理睬发展主义者的地区,则发现了本土特色的通往成功的道路。在过去40年中最成功的国家所走的道路,经常明显违背了当时专家们所说的东西。例如东亚的小老虎们在上世纪60年代选择了外向型的道路,而当时的专家一般都认为应该对自己的内部市场进行工业化。中国并不是上世纪80年代自由市场的杰出代表,但它在25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迅速增长。
穷国要走自己的路 很少有人意识到,1776年的美国人同今天的非洲人(平均来说)有同样的收入水平。然而,同所有当今的发达国家一样,美国很幸运地在发展主义者出现之前就逃脱了贫困。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安妮·克鲁格的话说,发展在富裕国家中“刚刚发生”。乔治·华盛顿不用同援助伙伴打交道,不用接受他们的结构性调整,或者为他们准备减少贫困的战略论文。
历史证明,个人自由地进行选择,并为他们自己的选择负担成本和收获利益是多么的好。这些个人包括寻找更自由道路的政界人士、活动家和商业人士。
应该把这种发展的意识形态打包起来装进箱子,并送到死亡意识形态博物馆里去,放在法西斯主义的展位之后。我们必须意识到,强行让世界的穷人接受一个刻板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尝试,已经悲惨地失败了。幸运的是,很多贫困的社会正沿着它们自己的道路走向更大的自由和繁荣,真正的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文章来源: 青年参考)
关于美国的新书扫描 1、《沙漠黄昏——即将来临的沙特石油危机与世界经济》,[美]马修·R.西蒙斯,华东师大,2006.11,39.00元
2、《这就是纽约》,[美]E.B.怀特,上海译文,2007.01,20.00元3、《重游缅湖》,[美]E.B.怀特,上海译文,2007.01,22.00元 4、《杰弗逊先生的学堂》,[美]盖瑞·威尔斯,河北教育,2006.11,22.00元 5、《托克维尔:民主的政治科学》(“思想与社会”第六辑),上海三联,2006.12,39.00元 6、《生活之道》,[英]威廉·奥斯勒,广西师大,2007.02,39.60元 7、《一个美国人的少林之道》,[美]史蒂夫·德玛斯科,当代中国,2007.01,24.00元 8、《低价不是法宝:零售骄子塔吉特如何分庭抗礼沃尔玛》,[美]劳拉·罗利,上海远东,2007.01,27.00元 9、《对冲基金风云录》,[美]巴顿·比格斯,中信,2007.01,42.00元 10、《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加拿大]马修·弗雷泽,新华,2006.12,29.80元 11、《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美]弗朗西斯·福山,社科,2007.01,15.00元 12、《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回忆录》,[美]贝内特·瑟夫,人民文学,2007.02,30.00元 13、《美国与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英]巴里·布赞,上海人民,2007.01,25.00元 14、《五月花号: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美]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新星,2006.12,35.00元 15、《布什战争内阁史》,[美]詹姆斯·曼,北京大学,2007.01,39.00元16、《集体暴力的政治》,[美]查尔斯·蒂利,上海人民,2006.12,24.00元 17、《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美]赫伯特·D.克罗利,江苏人民,2006.12,25.00元 18、《哲学俱乐部:美国观念的故事》,[美]路易斯·梅南德,江苏人民,2006.12,25.00元 19、《构建美国:美国的社会与文化》,[美]卢瑟·S.路德克,江苏人民,2006.12,32.00元 20、《自相矛盾的民族:美国文化的起源》,[美]迈克尔·卡门,江苏人民,2006.12,18.00元 21、《老钱:富人的精神起源》,[美]尼尔森·W.奥尔德里奇,重庆,2007.01,32.00元 22、《法律的尊严: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思考》,[美]桑德拉·戴·奥康娜,法律,2006.12,30.00元 23、《雅致的精神病院:美国一流精神病院里的生与死》,[美]艾克里斯·宾恩,上海人民,24.00元 24、《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1933-1945)》,张振江,人民,2006.11,25.00元 25、《美国的困局与出路:新世界的无序状态与谎言》,[美]邝本德,文汇,2006.10,38.00元 26、《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王金虎,人民,2006.10,30.00元27、《五月花号》,[美]克里斯托弗·希尔顿,华夏,2006.09,29.00元 28、《“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美]W.布莱福特,华东师大,2006.06,12.00元 29、《美国总统全书》,[美]威廉·A.德格雷戈里奥,社科文献,2007.01,99.00元 30、《贪婪的智慧——从为人不齿到受人尊敬的投机史》,[美]查尔斯·R.盖斯特,上海财大,2006.10,38.00元 31、《市场、群氓和暴乱——对群体狂热的现代观点》,[美]罗伯特·门斯切,上海财大,2006.10,30.00元 32、《嗜书瘾君子》,[美]汤姆·拉伯,上海人民,2007.01,20.00元 33、《扫起落叶好过冬》,林达,三联书店,2006.10,38.50元 34、《美国的激情、权力、政治——乔治敦女士俱乐部》,[美]大卫·海曼,东方,2007.02,34.00元(文章全文) The Clash of EmotionsDominique Mo?si 世界感情冲突 多米尼克·莫伊西 (吴万伟 译) 13年前,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说“文明冲突”将主宰世界政治。从那以后的事件已经证明亨廷顿的观点正确比错误多。不过,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感情的冲突。”西方世界表现出了恐怖文化,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则陷入羞耻文化,而亚洲许多地方则表现了希望文化。 关于反战新华社一篇文章,评论上周末美国华盛顿、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方举行的反战游行,《伊战促成反思 反战再掀浪潮》:
1973年1月27日,美国与越南就结束越南战争签订巴黎协定,美方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越方已故领导人黎德寿当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戏剧之处在于,基辛格不及反思,领取了诺贝尔奖;黎德寿不屑,拒绝领奖。34年后的同一天,即今年1月27日,大约10万美国人在首都华盛顿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城市同时举行集会和游行,要求结束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思,部分因循着对越南战争的反思。从普通平民到娱乐界人士,从职业政客到现役军人,昔日反对越战的道义力量,在如今反对伊战的进程中得以再次显现。伊战和越战,同样触动美国人的良知。(文章全文) 而一个月前Slate.com的主编Jacob Weisberg于《金融时报》发过一篇关于反战运动的文章《反伊战示威者都哪儿去了?》: 在越战时期,许多学生激进分子不只反对战争,同时还同情敌方,支持他们眼中的越南解放运动。但后来的事件动摇了这种激进观点。1975年美国退出后发生了镇压,这种观点更是变得大错特错。相信美国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对道德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一次,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理想化,没有现代版的简•芳达慰问“救世主军队”活动。(文章全文) 难道这么快反战势力就如此升涨了吗? 邪恶时代的一个好人作者:Patrick J. Buchanan 翻译:Charles Chow
福特是好人,他忠实地服务正在经历危机的国家。 1974年8月9日当他在就任时说,“我们国家漫长的噩梦已经过去,”福特(Gerald R. Ford)实在没有完全意识到那些制造噩梦的主要人物仍然在那里。因尼克松压倒性49州大胜而蒙羞的那个势力体制 ,刚刚完成政变,现在又钻进政权中心了。
那个势力体制,它早已因希斯(Alger Hiss)间谍案件憎恨尼克松(译注:Hiss是罗斯福身边的共谍,暗中主催雅尔达秘密会议出卖中华民国,后被当议员的尼克松抓到),它厌恶那猛烈攻击左派媒体、大得民心的阿格纽副总统(Spiro Agnew),支持福特并昵称他“Jerry”,亲热得无以复加,因为福特提升他们的自己人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当副总统。
1974年8月是美国左翼自由派快乐的时刻,当时媒体惊奇的发现,福特在去白宫上班之前自己在厨房里烤英式点心(English muffins),自己在上面涂奶油。这情景时多么美妙啊。
但是福特总统任期中烤点心的甜蜜时光在他宣布赦免尼克松任期内一切违法行为的那个周日早晨一去不能复返。
赦免尼克松使全城全国变得疯狂。福特每天每日被报纸臭骂,每夜每晚被电视新闻怒咒。他的民意赞同率跌掉40点。毒气弥漫,竟然诬控福特当总统是一场“交易”,代价是赦免控告尼克松。
在8月12日对国会的演讲中,福特说“我不想只和你们有一个蜜月,我想有一个美好而长久的婚姻。”
但是,因为尼克松的辞职而无法享受弹劾、控罪以至最终把他赶出白宫的国会,根本没有浪漫的心情。华盛顿也是一样,它也失去了经年累月公开审判丢脸的前总统的大好机会。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Criminal Justice分会要福特去国会山解释他赦免的理由。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国会早把福特也弹劾了。当时那个城市的味道就是这么臭烘烘。
部分由于赦免,共和党在十一月选举中痛失众议院48席。1975年一月,一个激进的国会宣誓就职,决心要结束给我们东南亚盟友的一切援助,让他们被打败,然后撕裂CIA和FBI。
同年四月,有大量苏联援助的河内发动全面进攻侵略南越。福特走去众议院恳求给我们的西贡盟友援助。他的请求遭到否决。有两个民主党议员甚至从议会中走出去。
几个星期后,南越和柬埔寨双双沦陷,波尔波特的大屠杀开始。到夏天,数以万计的越南人被处以极刑,不计其数的人被送进“劳教营”,被逼出海的几十万人的第一批已在南中国海漂流,许多人溺死,其余人则将命运交给泰国海盗。
接着,国会就来对付CIA了,借助Pike委员会及Church委员会来控诉中情局为了打赢‘冷战’所作的坏事。
福特向左翼自由派的大本营纽约市建议说,他们自己或许对城市的破产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对工会提出的荒唐要求表现懦弱,因此他没有义务资助他们,结果他被无情的攻击。
“福特对纽约市说:见鬼去吧!”(Ford to City: Drop Dead!)是《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的头条新闻。
于是福特迫于压力大规模资助纽约市。
到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沦陷,苏联在非洲展开扩张之时,保守派已经形成一股绥靖的势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国务卿基辛格(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自由派共和党副总统洛克菲勒也在那里。提名John Paul Stevens(译注:John Paul Stevens被认为是左翼自由派法官)就职最高法院也不是让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里根(Ronald Reagan)参加的初选,并且差点获得提名。他虽然支持福特,但拒绝和他联手竞选。即便这样,福特依然把和竞选对手卡特的差距从30点缩小到3点,假如他没有在福特-卡特辩论中宣称“东欧不是在苏联控制之下”,他没准会像1948年杜鲁门1948年那样反败为胜。可惜那没有发生。
虽然完全不是他的错,福特当总统时期,美国遭遇历史上从杜鲁门伤失中国以来战略上最大的失败。
福特是一个在专讲意识形态的年代不讲空论的人,一个肮脏时期的好人。他执政时,美国严重分裂,一如杜鲁门-麦卡锡时代开始的破裂。当他在1977年离职时,刚好是美国统一的“独立宣言”两百周年纪念。
英文原文:A good man in evil times By Patrick J. Buchanan Friday, December 29, 2006
http://www.townhall.com/columnists/column.aspx?UrlTitle= a_good_man_in_evil_times&ns=PatrickJBuchanan&dt=12/29/2006&page=1 当前时局(中文版)看到这篇《参考消息》翻译的文章,讲的大体和昨天那篇《THE WEEKLY STANDARD 》文章相同,只是角度完全不同,《THE WEEKLY STANDARD》是新保守派,而美联社是自由派观点。 美联社: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空前孤立
当前时局Bush Stands Alone Defying Congress, the press, and the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by Fred Barnes THE WEEKLY STANDARD 01/22/2007, Volume 012, Issue 18 There's a simple reason the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Democrats, and the press hate President Bush's new strategy in Iraq: He spurned their advice. He ordered a troop increase, not the first phase of a withdrawal. He didn't echo Democrats like Senator Joe Biden and suggest the war in Iraq is lost. The thrust of his nationally televised speech last week was that we can still win. He mostly rejected the findings of the Iraq Study Group. And he refused--in fact, he's emphatically opposed--to engage Iran and Syria in talks. Nor did he go along with calls to abandon democracy a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his foreign policy in Iraq and elsewhere in the Middle East.
This was a major snub by Bush, a big-time thumbing of his nose at his critics and even at some of those who have advised him. It was the contrarian Bush in action again, much as he was in his first term--only he's less popular now. But he's still willing to go it alone as president. Republicans on Capitol Hill, normally his allies, are "nervous," a Bush aide says. "They're skittish," says another aide. Democrats, of course, are opposed to the president's plan with a fury and indignation that comes with knowing that public opinion is running their way on Iraq.
In embracing a new counter insurgency plan in Iraq that calls for an additional 20,000-plus American troops in Baghdad and in Anbar province, Bush took a step he'd hoped to avoid. He publicly disagreed with his generals. The president is especially fond of General George Casey, the commander on the ground in raq. He invited Casey and his family to a meal at the White House last year, partly to size him up by seeing how he interacted with his wife and kids. In September, he told conservative journalists he was totally confident in Casey's advice. "If Casey is wrong, I'm wrong," he said.
Now he's decided Casey and Centcom commander John Abizaid were wrong in their reluctance to deploy more troops and change the military mission in Iraq, particularly in Baghdad. They favored a "small footprint" by American troops whose chief assignment was to train the Iraqi army to take charge. This, in turn, would allow American soldiers to begin coming home. Instead, Bush has changed to a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with American troops more visible, more involved in combat, and assign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secure the Iraqi capital.
Historical analogies are inviting here, but the removal of Casey and Abizaid was not quite the same as President Lincoln's firing of General George McClellan in the Civil War. Casey will become Army chief of staff and Abizaid was about to retire anyway. But there is one strong similarity: Casey and Abizaid weren't winning. So Bush has brought in new commanders, notably General David Petraeus, the Army's top counterinsurgency expert. Petraeus's job is to be Bush's Ulysses Grant.
Some Republicans were disappointed in the president's speech. They wanted a rousing address that would electrify the public, spur support for victory in Iraq, and ease the war's political drain on Republicans. But Bush spoke to a camera in the White House library and, as an aide says, he "doesn't deliver good speeches in that forum. . . . There was some deflation with it." Besides, the speech was designed to explain the president's change of plans, not stir passions.
Bush was more outspoken and forceful in private sessions with more than 130 members of Congress in recent weeks and in a briefing for TV anchors on the day of the speech. Many members weren't convinced by Bush, but Mike Pence, a conservative leader among House Republicans, was persuaded to back the Bush plan. "I went in biased against a troop surge," Pence says. "What I heard was that it wasn't simply a troop surge" but also a change in strategy and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As he and other House members met with Bush in the Cabinet Room, Pence pointed to a portrait of George Washington on the wall, noting that Washington was chosen by Congress as commander in chief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at military operations were assigned to him alone. Today, Pence said,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at military strategy be left to Bush. Pence quoted Bush as saying, "We don't need a plan to redeploy. . . . I want to redeploy, just not right now. We need to win. . . . I've decided not to fail. We're not going to fail."
Chris Shays, a moderate Republican from Connecticut, needed no persuading. He took umbrage when another Republican recounted for Bush the skepticism of many of his congressional colleagues. "He took it personally," a White House official said. Shays had stuck to his support for the Iraq war during a tough reelection fight (while urging a timetable for withdrawal). "Wait a minute," the other Republican said. "I'm just passing on what I've heard." Shays is advising Republicans to stick with Bush. "We've finally got a policy that has a chance of success."
At the White House, Shays is regarded as one of what a Bush aide calls "the smart ones." These are members of Congress who survived the 2006 election when Iraq was a drag on Republicans. They understand they're free, in effect, to continue supporting the war in Iraq. The White House view is that other Republicans should feel the same.
Bush was especially vigorous in his meeting with television anchors, whom he impressed with his candor and fervor. He denounced the way Iraqis handled the execution of Saddam Hussein. That much of his off-the-record remarks became public. In that and other sessions, Bush made clear that he had told Iraqi prime minister Nuri al-Maliki in no uncertain terms that he must keep his promise to deploy the Iraqi army, as never before, against both Sunni insurgents and Shia death squads in Baghdad.
With Bush's decision to intensify the war in Iraq, a striking feature of his presidency emerges once again. He is willing to reject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endure sharp attacks for a policy he believes in. His foes regard him as stubborn to a fault and in denial about the poor prospects in Iraq. Something like that was said of Lincoln during the Civil War. Okay, Bush isn't Lincoln. But he is a president with courage and remarkable stamina, a president who, after six years, Washington still doesn't quite get.
Fred Barnes is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WEEKLY STANDARD.
刘擎:2006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刘擎的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已经连续写了好几年了。 1. 拉美政局与左翼思潮的复兴 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振奋人心的激励来自中南美洲的政局变化:近年来具有鲜明左派或中左翼倾向的政治领袖在大选中获胜或连任(包括巴西的鲁拉,厄瓜多尔的柯利亚,智利的巴切蕾特,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虽然美国的主流舆论对拉美的这场“红色革命”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认为这是“政治强人”煽动民粹主义所导演的选举闹剧,会将拉美的经济发展引向灾难。但左翼力量终于突出重围,开始在主流媒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去年 11月《时代》周刊和《洛杉矶时报》等就曾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布什当局在拉美国家推行的政策。今年4月《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更为激烈地抨击主流舆论对拉美局势的妖魔化,指出拉美的“左转”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标志着过去二十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拉美的失败。著名“世界体系”理论家华伦斯坦在《新左派评论》(2006年7-8月号)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认为美国霸权在2001-25年间进入了不断衰落的时期,而布什的国际政策加速了这一的衰落。托派社会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办的“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SWS),今年1月在澳大利亚召开“国际编委会”会议,编委会主席大卫·诺斯(David North)在开幕发言中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获得了全球性的扩张,但其危机在不断地加深。美国最大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会议“社会主义学者大会”(SSC)在历经了2004年的分裂之后,似乎在今年获得复苏。分裂出的一支“左翼论坛”(The Left Forum)于今年3月在纽约举行主题为“全球抵抗与帝国的衰落”大会,从开幕式的“挑战帝国”到闭幕式的“前进”主题,显示出高歌猛进的势头。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左翼思潮与社会运动曾面临严峻考验,也一直在探索中寻求突破的契机。2006年左翼力量似乎聚集了新的能量,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转机。但是,“新自由主义”遭遇的挫败并不天然地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对于西方社会主义的复兴而言,当下的转机仍然还是朦胧的曙光。
2. 纪念阿伦特百年诞辰
今年10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伯林的“阿伦特的思想空间”现代艺术展开幕,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播出了对阿伦特的学生、传记作者和研究者杨-布鲁艾尔(Elisabeth Young-Bruehl)访谈。而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早在年初已经开始,学术界重要的演讲与国际会议迄今有30多次。歌德学院预告了明年1月召开的研讨会日程,表明相关的活动还在持续……。这样广泛而隆重些纪念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仪式,而是最近20年以来阿伦特的思想影响持续增长的结果。正如杨-布鲁艾尔新著的书名(Why Arendt Matters)所提示的那样,阿伦特对于我们的时代仍然至关重要。作为20世纪极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家,阿伦特的作品蕴含着多重阐释的可能。比如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一书中认为,狂热极端的意识形态俘获了处于孤独焦虑之中的病理性“大众社会”,从而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兴起。而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艾克曼的那种“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于是,面对今天的世界风云,许多人借用阿伦特的思想对当下极权主义的可能做出不同的诊断。有人在谈论所谓“伊斯兰极权主义”,比如德国前外交部长(哈贝马斯的弟子)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将此称作(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极权主义”。而另有作者,比如拉宾(Corey Robin)最近在《伦敦书评》发表的文章却认为,当今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具有极权主义的危险,这恰恰源自阿伦特所说的那种“仕途主义” (careerism)的平庸之恶。拉宾还提醒我们,阿伦特对于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忧虑。她在60年就指出,犹太人从几个世纪“不惜代价求生存”转向了 “不惜代价维护尊严”,但“在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背后潜伏着对一切的绝望而准备自杀的心态”,她看到了许多犹太人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妥协。因为生怕妥协会将他们带回到那些在欧洲沉默受难的屈辱日子。阿伦特的许多洞见(比如她对“阿拉伯问题”的关切)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的探讨。的确,阿伦特之于我们的时代仍然重要,她的思想遗产也将继续在争议性的阐释中给予我们启迪。
3. 福山再度成为焦点人物
1989年以 “历史终结论”闻名世界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06年再次成为公共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人物。他为今年再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末人》新写了后记《“历史终结”之后》,试图澄清人们对 “历史终结论”的误解,并回应17年来有关这一论题的争论。但这篇“再版后记”引发出新一轮的争论。批评的重点仍然在于质疑历史终结论是否成立,以及福山自己的立场是否前后一致等。今年8月“开放民主”网站汇集了10多篇相关文章,组织一次(网络)专题研讨会,福山为此撰写了《对批评者的回应》,试图再次澄清自己的观点,并解释自己观点的变化。而更受人关注的是,福山在3月出版的新著《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其中严厉批评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宣告了与 “布什主义”的决裂。由于福山当年曾支持布什当局对伊拉克开战,并长期与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高层官员与智囊人物交往从密,这本著作被看作是福山政治立场的“戏剧性转向”,在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从福山自己的论述逻辑来看,他的变化与其说是他告别了新保守主义,还不如说是“布什主义”背叛了新保守主义。福山自己所主张的基本论点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是(黑格尔-科耶夫意义上)“历史终结”的现代性形态,认为这个终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最终将获得普世性的胜利。他所做的修正只是“时间表”意义上的:认为自由民主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边缘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实现,而实现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于迅速而和平的“东欧模式”。福山与布什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通过使用外部武力来强迫完成。在福山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工程”。而新保守主义的传统(在其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留下的一个重要思想遗产就是反对这类社会改造工程。实际上,福山是主张以经济发展和渐进改革为前提,促成对于民主的内在需要,从而实现走向民主的“和平演变”。而与此相比,布什推行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以及武力变更政权的政策恰恰是一种激进的霸权主义。不幸的是,“新保守主义”这个名称已经被滥用了,福山也就不再愿意以此自称。
4. 漫画引发的文化战争
去年9月,因丹麦《日兰德邮报》刊登了几幅将穆罕默德描绘成恐怖分子的漫画而引出一场风波。这场“漫画风波”在今年愈演愈烈。1-2月,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多份报纸相继选登了部分漫画,加剧了穆斯林的不满,示威游行、暴力冲突不断发生。《日兰德邮报》编辑的回应是,丹麦有着自由表达的传统,对于任何宗教都一视同仁。而转载漫画的相关欧洲报纸编辑则表示,他们只是在捍卫言论自由。虽然丹麦首相在阿拉伯电视台发表讲话,就漫画引起的冒犯向穆斯林致歉,但他同时强调,政府无权干涉报社的言论自由。欧洲境内的伊斯兰教徒的抗议示威不断升级,英国政府担心此事引发一场“新圣战”。2月8日法新社报道,一名塔利班高级指挥官宣称:塔利班将悬赏100公斤黄金追杀那个把先知画成“炸弹客”的漫画家;对于任何杀害丹麦人、挪威人或德国士兵的人,塔利班也会奖赏 5公斤黄金。这一消息使美国首次对漫画风波公开表态。布什说,美国主张新闻自由,反对因强烈不满而采取的暴力活动。国务卿赖斯直接指责叙利亚和伊朗借漫画事件煽动穆斯林对西方的仇视。在公共知识界中,有评论者指出,西方“自由社会”可以容忍或接受类似于“炸弹客穆罕默德”的自由表达;而穆斯林的暴力抗议暴露出他们守旧专制的宗教理念。另一些评论则认为,西方的言论自由从来就有其限制与边界,许多国家都有禁止种族歧视与“仇恨言论”的相关法律,漫画以言论自由为名冒犯了宗教情感,是一种西方霸权的体现。
5. 国际知识界声援贾汉贝格鲁
伊朗著名哲学家与作家贾汉贝格鲁(Ramin Jehanbegloo)在4月27日从印度讲学回国时,在德黑兰机场遭到逮捕,随后被关入德黑兰Evin监狱。贾汉贝格鲁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目前担任德黑兰文化研究局当代研究部主任。他曾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兼职教授,拥有加拿大和伊朗的双重国籍。贾汉贝格鲁发表过二十多种著作(其中《伯林谈话录》有中译本出版),论及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甘地、泰戈尔、伯林、萨伊德等。他对西方哲学和现代性的研究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之间建设性对话的可能。5月6日伊朗情报部长对外确认了贾汉贝格鲁被捕的事实,暗示原因在于“他与外国人的接触”。在学术同行看来,贾汉贝格鲁是“政治上极为温和”的学者,他的被捕令人感到意外,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5月15日欧盟委员会发表新闻,表示对此事件的“严重关注”。5月 24日世界各地432名学者与作家联合签署一封“致伊朗总统内贾德的公开信”,公开信中高度评价贾汉贝格鲁的学术贡献及其国际影响,指出对他的关押未经过任何司法程序,违背了伊朗共和国的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敦促内贾德总统亲自干预此事,尽快释放贾汉贝格鲁。公开信的签署名单几乎囊括了当今最为著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得主艾芭迪和库切,以及不同专业领域和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诺姆·乔姆斯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安东尼·内格里,恩内斯特·拉克劳,查塔尔·墨菲,斯拉沃热·齐泽克,尤尔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希拉里·普特南,罗纳德·德沃金,理查德·罗蒂,齐格蒙·鲍曼,安伯托·艾柯,莱兹克·柯拉科夫斯基,迈克尔·沃尔泽,理查德·伯恩斯坦等。另有“国际伊朗研究协会”(ISIS)等学术团体也为此发表了公开声明。8月30日贾汉贝格鲁被释放。他随后在接受“伊朗学生通讯社”的采访中解释说,他在国外讲学期间,有来自“敌对国家”的情报人员参加了他的研讨会,试图将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东欧与伊朗市民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计划)用作颠覆伊朗政权的目的。他对此感到遗憾,并建议伊朗学者应该在国内举办学术活动,以免在出国访问的活动中学术成果遭到滥用。他还表示自己在监狱中得到了完全人道的待遇。目前,贾汉贝格鲁的个人网站已经关闭。
6. 反击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
近年来,西方报刊(包括在知识界声誉良好《卫报》、《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国家》、《纽约客》、《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发表许多文章,“发掘”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的思想与美国极右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结果是施特劳斯已被公众看作是“美国新保守派的教父”,是反自由民主的精英,鼓励政客用谎言来欺骗大众。在许多严肃的学者看来,这完全是对施特劳斯“妄想狂”式的妖魔化。的确,施特劳斯的不少弟子(或隔代弟子)在布什当局的高层或智囊机构担任要职。但政界“施特劳斯派”的立场并不等于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也并不为学院中的施特劳斯派所认同。今年,施特劳斯学院派的弟子们相继推出三部著作:史密斯(Steven B. Smith)的《解读施特劳斯》(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潘格尔(Thomas L. Pangle)的《施特劳斯导论》(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egac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以及扎科特夫妇(Catherine and Michael Zuckert)的《施特劳斯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这些著作通过对施特劳斯作品的严肃解读和阐释,致力于探索施特劳斯真正的思想遗产。三部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是: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史密斯教授解释说:“朋友”意味着施特劳斯本人并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对现代自由民主最有益处,因为他“理解政治的方式不是出于左的或右的立场,而是来自俯瞰的上方”。如果说有什么“施特劳斯的政治”,那么这种政治更接近于他同代的以赛亚· 伯林和雷蒙·阿隆等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当时任何一个保守主义的主将。扎科特夫妇认为,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深刻洞察,正因如此,他才是自由民主清醒冷静的辩护者,能够同时意识到它的力量与弱点。而潘格尔的著作探索了施特劳斯的哲学思考对民主公民的复兴以及对我们文化批判性的自我理解所做出的贡献。这三部著作的出版已经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在客观上反击了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解释。
7. 英国“思想战役”开辟新的公共空间
2006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政界、商界、学界和传媒的近200名“重量级人物”汇聚位于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就当代“紧迫而重大的思想问题”,面对近千名听众展开公开和激烈的交锋。这个名为“思想战役”(The Battle of Ideas)年度活动是一种新颖而特殊的跨行业、跨学科的文化节,由英国独立的“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of Ideas)于2005年创办。今年第二届“思想战役”更为引人注目,发言者争论之尖锐激烈,现场听众参与之热烈踊跃都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活动的形式也精彩多样(从正式的“主题争辩”,到半正式和“沙龙辩论”和自由随意的“咖啡对话”,以及影视展映等等),涉及的主题包括文明冲突与西方文化危机,二十一世纪的认同,环境保护与反环保话语,心理治疗工业与教育问题,艺术创造自由与大众消费等等。活动受到参与者与观察家的极高赞誉,被认为是一次绝对令人难忘的、罕见的“思想盛宴”。
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思想战役”的诉求与潜力。三位召集人当中,有的以社会评论家为职业,有的是牛津大学的青年教师,但都是活跃于公共领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共同感到,在传媒机制和学院规训的制约下,当代的文化氛围变得越来越因循保守。这种“遵从主义” 压抑了真正的民主讨论,封闭了政治想象与文化创造的空间。由此,他们致力于“打破一切思想禁忌”(包括所谓“政治正确”以及“顾忌直接的现实后果”所造成的限制),提倡“无限制的自由讨论”。正如“思想研究所”在其创建宗旨中明确告白的那样,他们继承的是(康德式的“大胆而公开地使用理性”的)启蒙主义精神传统。他们声称,在“思想战役”中每个人都具有“完全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没有免于被冒犯和批评的权利”。他们的诉求不是要以“达成共识的名义”来寻求时代的“镇痛剂”,而是要以开放而强劲的思想交锋来反思时代的大问题,为创造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间开辟新的道路。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英国这些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创新与活动能力,他们往往兼备作家、学者、编辑家和活动家的品质,具有罕见的跨行业、跨学科的知识和交流才能。这使2006年“思想战役”得以筹集足够的民间资金,汇集具有公共影响力的著名人物,并获得BBC,《泰晤士报》、《卫报》和著名网络媒体Spiked的全程报道。活动之后及时出版多种文集,同时在学院刊物中发表讨论专辑。他们远大的抱负和卓越的才能,蕴含着重新塑造欧洲公共文化的巨大潜能。
8. 格拉斯迟到的自白
小说《铁皮鼓》使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成为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评语是:“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了历史被遗忘的面孔。”然而,今年8月12日,格拉斯公开揭示出自己曾是纳粹党卫军人的身份,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德国、欧洲乃至全球的黑色风暴。德国联邦议员要求收回格拉斯的一切荣誉奖赏,包括诺贝尔文学奖。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委婉地指责格拉斯坦白得太晚。许多批评者认为,格拉斯年轻时的选择可以原谅,而不可饶恕的错误在于其“长达61年之久的缄默”。最激烈的抨击来自格拉斯的出生地,现属波兰的格但斯克(原名但泽)。格但斯克市议会决定要求格拉斯放弃“但泽荣誉市民”的称号。此外,《纽约时报》也刊登评论,题为“格拉斯:一个非常的德国耻辱”。与此同时,格拉斯的作家同行们纷纷为其辩护。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在《卫报》上刊文赞扬格拉斯的勇气与道德。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怀疑那些批评者在没有扪心自问的前提下表达了“伪善”的想法。《法兰克福汇报》则提供事实证据:二战一结束,“格拉斯在战俘营中就向美军方承认自己是纳粹党卫军人,相关材料现存于柏林国防军问讯处。”更有力的辩护在于格拉斯的作品本身。合称为“但泽三部曲”的《铁皮鼓》《狗的岁月》及《猫与鼠》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深刻反映了纳粹时期社会的扭曲与荒谬,其中也蕴含了对自身经历的反思与忏悔。格拉斯的自传体新作《剥洋葱》于8月16日出版。
9 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
美国国会图书馆11月15日宣布,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2006年度“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每人各获得50万美元的奖金。“克鲁格奖”于2003年创立,由慈善家约翰·克鲁格(John W. Kluge)资助,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评审。该奖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并期望在将来能够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与地位,年度奖金为100万美元。候选人由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推荐产生,评选标准是,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杰出贡献、对其它学科具有跨学科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以及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获奖者不限国籍,不限写作语言。2003年,时年76岁的波兰裔哲学家柯拉科夫斯基独自获得首届“克鲁格奖”; 2004年,80岁的美国历史学家嘉斯拉夫·帕利坎和91岁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分享了第二届克鲁格奖。2005年该奖空缺。今年的克鲁格奖授予华裔与非洲裔的历史学家,似乎表明克鲁格奖对不同文化族群的开放取向。余英时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1956-1961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余英时的主要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士与中国文化》、《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现代儒学论》以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富兰克林今年91岁,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专门研究美国黑人历史。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黑人》《从奴隶到自由》《解放宣言》和《二十世纪的黑人领袖》等。
10. 2006年辞世的学者与作家
11月16日,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世长辞,享年94岁。他被称为与凯恩斯、萨缪尔森齐名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教父。他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倡导依靠个人责任感的自由竞争,认为控制货币供应是政府唯一可以使用的经济杠杠。他在理论上有三大贡献,即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以及自然率假说理论,著有《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自由选择》等。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的课堂上结识了罗斯·戴瑞克特,六年后两人结为终身伴侣。1998年他们合著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问世,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回顾了弗里德曼的三次访华经历。他曾近距离地观察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向中国介绍关于自由市场的思想,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特殊而富有争议的影响。
9月15日,享誉世界的记者兼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在家乡佛罗伦萨去世,终年77岁。作为记者,她以罕见的尖锐犀利采访了霍梅尼、基辛格、邓小平和布托等世界政坛最为重要的领袖人物。法拉奇说,她每次采访经历里都“倾注了心和灵魂”,一如她对于一生仅有的一次爱情(与希腊抵抗运动领袖帕纳古利斯)和她那未出生的孩子。《人》与《给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两书满载着她对生命的礼赞和热爱。在2001年9·11灾难之后,沉默已久的法拉奇发表八万言的《愤怒与自豪》,猛烈抨击伊斯兰文化的“野蛮”,由此招致“种族歧视”的指控。而她的回答是:“你们想对我做什么?你他妈就做你的,我就是要说出我想说的。”无论人们对她的言论有多少争议,她的离去让世界少一个桀骜不逊的女性声音。
10月30日,文化人类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因病骤逝,享年80岁。格尔茨从1970年开始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他在社会文化理论上贡献卓著,不仅体现在他的符号人类学理论,而且延伸到地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他的《文化的解释》《爪哇的宗教》《地方性知识》等著作影响深远,被公认为20世纪学界的一位“具有原创力和刺激力的前沿人物”。
4月29日,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于98岁高龄逝世。除了《1929年大崩盘》《富足社会》等经济学名著之外,他还留下了包括自传、小说在内多种文体的50余种书。曾获得美国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
8月1日,著名政治学家、“差异政治”理论的主将艾里斯·马里恩·杨(Iris Marion Young)于家中病故,年仅57岁。她2000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政治学,在女性主义理论、正义理论、民主理论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而使她获得国际声誉的著作是1990年出版的《正义与差异政治》。杨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草根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对妇女、劳工等弱势群体有切实的关怀,著有《包容与民主》《论女性身体经验》等。
7月1日,社会学家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辞世,终年84岁。早在1950年,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讲师的瑞夫与苏珊·桑塔格闪电结婚,并维持10年婚姻。多年来,桑塔格的声誉似乎遮蔽了瑞夫的光芒。而瑞夫是20世纪不容忽视的一位弗洛伊德研究者,著有《弗罗伊德:道德主义者的头脑》和《治疗主义的胜利》,并富有洞见地提出,西方文明从罗马时代到20世纪初先后受到“政治人”“宗教人”和“经济人”的统治,如今则由“心理人”主宰,接受一些精神领袖关于“自我”的信念。
6月16日,《纽约书评》二主编之一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死于肺癌,终年77岁。爱泼斯坦毕业于哈佛大学,曾负责编辑轰动全球的《安妮日记》。1963年加入《纽约书评》之后,她负责文学、文化方面的组稿与校订,与这本刊物一同走过了43年。如今《纽约书评》已成在知识界声誉卓著的书评期刊。本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把“终身成就奖“授予《纽约书评》的两位创始人和两位联合总编。
4月30日,法兰西学院院士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ç ois Revel),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2岁。他也是一位政论家,曾担任法国《快报》社论作者15年,后又成为《观点》周刊的专栏作家。在他一生出版的30多本书中,最著名的有《无马克思,无耶酥》《极权趋势》以及《和尚与哲学家》。其中,《和尚与哲学家》一书是他与皈依佛教的儿子马蒂厄·里卡尔在山顶上的一场西方哲学与佛教之间的对话,拷问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 “一二·九”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观察》上看到黄河清的文章《如何评价“一二·九”——何家栋余英时歧见浅析》,里头引述何家栋的文章说: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家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代人:世纪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的一代。
……与“五·四”一代思想纷呈、流派林立的情况不同,“一二·九”一代的思想相当一致。由于时代的原因,虽然如费孝通、钱锺书这样的一流学者产生于党外的学术殿堂,多数具有思想家气质和抱负的知识分子都汇聚到了中共党内。……
“一二·九”一代的阅读面是相当狭窄的,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国民党的“党义”读物,而是《铁流》、《毁灭》、《母亲》这样的苏联文学译著和艾思奇《大众哲学》一类的马克思主义简易读物。
“一二·九”一代的思想追求包括三个主要目标:对外是独立自主、伸张国权,对内是通过计划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在政治民主的轨道上实现国家统一。由于中日战争、国共对立的残酷性,由于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一二·九”一代在延安整风中修正、降低了自己的自由民主追求,接受了以“新民主主义”为特色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新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这样,也就延后了“一二·九”一代思想家的产生。
这一点在最近读《上学记》时,也有强烈的体会。“一二·九”学生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左转和激进化已成大势所趋了,自由主义等其他的思想只能被边缘化,只至最后被改造、消灭或逐离。
的确,“一二·九”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被重视是好事。
为布什辩解1月23日布什向国会报告国情咨文之前,将公布自己新的伊拉克政策,面对已经火烧眉毛的伊拉克局势,布什能不能拿出一个万全之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向不爱看书的布什最近苦读华盛顿、杜鲁门的传记,希望能从这些先贤伟人的经历发现政策灵感。同时,布什也在戴维营频频召集自己的得力干将,密商应对之计。美国媒体也为布什着急,积极为他出谋划策,《洛杉矶时报》就请4位历史学家撰文,畅谈历史上的“战争领袖”——恺撒、成吉思汗、华盛顿和林肯,换了他们,会怎么处理伊拉克问题。(详见“牛新春:史上4位"战争领袖"谁能拯救布什?”) 但这里所谓的“一向不爱看书”却有值得商榷之处,布什比较爱看历史之类的书是众所周知的,他每年度假都会带上几本书。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布什想从杜鲁门的经历中寻找慰藉”的文章是这样写的:“众所周知,布什是个博览群书的人,对历史和传记尤其感兴趣。近几个月来,杜鲁门的经历和经验引起了他的注意。”(详见全文) 布什每年度假的书单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一些专栏作家老是拿此对其进行冷嘲热讽,白宫发言人还因此介入此事。布什有一年的书单是: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的《论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乔治·华盛顿》(His Excellency: George 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为何知识分子(包括我们中国的与布什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知识分子)一提到布什,就会不分情况,不问理由的攻击他,嘲讽他。 2007年将要发生的 邓小平逝世10周年
香港回归10周年
亚洲金融风暴10周年
恢复高考30年
“反右”50周年
基督教传入中国200年。1807年是西方传教士首次来华传教。
十月革命胜利90周年 雷颐:50年来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 回顾2006,展望2007经济学人周刊: THE WORLD IN 2007
经济学人周刊的2007年大事表:DIARY FOR 2007
亚洲周刊2006年度风云人物:中国网民
中国网域外评说:外国眼里的中国2006
南方周末:2006中国网络观察
经济学人周刊:Books of the year 2006
中华读书报:2006年年度图书之10佳
中华读书报:2006年年度图书之100佳
新京报:2006年度好书
万圣书园:2006年度图书侯选书目 [转载]为和平主义下葬:以色列开始战后反思点击张平 2006年8月18日 于特拉维夫 谈起刚刚停火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不少以色列人都心情沉重地说:“这是一次奇迹。”这是句没法翻译的话,因为希伯来文里的“奇迹”一词的含义是“神的干预”,人无论做出多大的业绩都跟“奇迹”无关,这一点跟中文截然不同。当然这次的“奇迹”不是以色列在战争中的表现,而是这场战争给在和平主义梦想中沉睡了二十多年的以色列人当头一棒,仿佛神用其巨掌抽打了每一个以色列人的面颊,让他们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开始严厉反省自己的错误,清算和平主义给以色列国家和民族造成的严重损害。从国防观念的改变到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回归,以色列社会正在开始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 停战几天来,无论是在街头巷尾还是在报刊电视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反思的普遍性和严厉性。以色列政治和军事领导层在战争中软弱无力的表现甚至在停火之前就已经遭到了严厉批评。公众舆论和抗议示威都在要求政府下台。各类调查委员会正在组建之中,以追究这次作战不力的原因和责任,并考虑大幅度的清理和改组。而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这种反思的第一个政治结果:靠“单边撤退论”当选上台的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宣布放弃约旦河西岸撤退计划,这标志着以色列和平主义理念的最后一笔政治财富的破产,也标志着十多年来的中东和平进程正式盖棺下葬。而与此相关的一个小问题是:以色列的现任“单边撤退政府”何时下台?或者何时进行彻底改组? “单边撤退”理论并不是奥尔默特或者其前任沙龙的专利,而是以色列和平主义领袖、人称“奥斯陆设计师”的约西·贝林的发明。他在九年前创立了“撤出黎巴嫩运动”,鼓吹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单方面撤出黎巴嫩。“单边撤退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对“善良人性”的盲目迷信,一厢情愿地相信“只要以色列尊重国际边界,以色列的敌人也就会尊重国际边界”,完全无视阿以冲突几十年来“只要犹太人不把战火烧到阿拉伯人的土地上去,阿拉伯人就一定把战火烧进犹太人的土地上来”的基本法则。“单边撤退理论”的军事基础是所谓的“以色列的军事威慑力”,这种理论相信以色列的敌人因为害怕以色列强大的报复能力,因而不敢对以色列发动越界攻击,或者在遭到以色列报复时将很快屈服。这种理论在军事上的反应是近年来在以军指挥层甚嚣尘上的“空军制胜论”,认为有限战争可以在空军层面解决问题,认为地面战已经过时,占领土地已不重要,甚至认为“陆军的唯一任务就是行军”。 刚刚停火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就是这种“单边撤退理论”跟“空军制胜论”结合而产生的怪物。从加沙的“夏雨行动”开始,以色列就显示出一边倒地依靠空军作战的特性,陆军成了空军的附属品,很少出战,即使出战也是一战即退,毫无全面作战的计划和决心。这是单边撤退论者指挥战争的必然结局:如果现在需要派出地面部队大规模占领敌人的土地的话,那么当初何必要撤出来?如果现在需要牺牲大量士兵的生命来重新夺取战略要点的话,当初就守在那里不放岂不更省事?单边撤退论者的困境在于以色列必须靠“威慑力”而不是脚踏实地的战斗来取得这两场战争的胜利,所以一直在要不要进行地面行动,在何种规模上进行地面行动,容许地面行动带来多少损失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致使以色列陆军在这场历时33天的战争中白白浪费了20多天宝贵的作战时间,大批地面部队集结在黎以边境的狭长地带无所事事,眼睁睁地看着敌人的火箭弹打进自己的国土。事实证明以色列和平主义者幻想中的“威慑力”根本就不存在。以军的强大力量只能对叙利亚这样正常的国家和政府产生威慑力,对于那些巴不得以色列摧毁自己的国家、大规模屠杀自己的人民的恐怖主义组织来说,“威慑力”根本就是一个笑话:你拿什么去“威慑”一个疯子? 和平主义给以色列战争理念带来的另一个严重损害就是把战争的意义缩减为尸体数目的清点。和平主义者的眼中看不见战争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只看见死亡人数,而且习惯于把敌人的死亡数目也算在自己头上。奥尔默特在战争结束时自我表扬的第一句话就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的伤亡都不大。的确,跟1982年的第一次黎巴嫩战争相比,以色列的人员损失只有上次战争的七分之一,黎巴嫩的损失只有几十分之一。这是以色列政府在战争过程中严格约束空军轰炸目标和陆军地面行动的直接后果。然而和平主义者显然不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没人喜欢战争,没人喜欢伤亡,但如果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统帅部的首要责任是把敌人打垮,打到敌人不敢再轻易发动下一场战争,而不是首先害怕清点尸体。毫无疑问,由于以色列统帅部的这次软弱表现,阿拉伯世界的激进分子已经把以色列的和平主义表现看作以色列国虚弱无力的迹象,新一轮大规模反以暴力活动正在酝酿发展之中。以色列将不得不在不远的将来打一场甚至几场更大规模的、更加血腥的中东战争,而那些战争中的数量惊人的死亡者将在很大程度上被算在和平主义的头上。 和平主义给以色列军队带来的硬件损失也是惊人的。以色列的军费预算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连年削减,国家安全赖以生存的预备役部队已经连续六年没进行常规训练。这次被征召上战场的两个预备役旅武器陈旧,装备军需都严重不足,甚至连钢盔的带子都已经扣不上了。与此相对应的是真主党六年来从伊朗手中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修筑了大量地下工事。一边是磨刀霍霍,一边却是倒头大睡。 盘算一下破产的“中东和平进程”,不难看出以色列除了丢失大片土地之外一无所得,白当了十多年的“冤大头”。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让以色列开门揖盗,千里迢迢地把恐怖主义请回来,让人肉炸弹把自己炸得血肉横飞;2000年从黎巴嫩撤军使真主党的势力迅速坐大,给以色列造成了严重的北部边患;2005年从加沙撤军,使哈马斯建立了一个袭击以色列南方的统一基地。这次战争恐怖组织从南北两方对以色列形成夹击之势,唯独以色列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风平浪静。“不为刀俎,即为鱼肉,”这是中东冲突几十年来一条基本原理。幸亏伊朗受不了国际社会的压力,提前打出了这张隐藏的王牌,使以色列人有机会从和平主义的迷雾中清醒过来;幸亏这次战争的对手还只是真主党和哈马斯,两个对以色列的基本生存构不成威胁恐怖组织,使以色列有时间反省自己,重整旗鼓。如果再等上十年,以色列撤出了约旦河西岸,受到伊朗叙利亚装备的真主党和哈马斯从三面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火箭导弹战,一夜之间把半个以色列炸成废墟,以色列将不得不动用核武器解决问题,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说这次黎巴嫩战争“是一次奇迹”的真正原因。 历史证明联合国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作用向来是“聊胜于无”而已。指望黎巴嫩政府军和多国部队解决真主党武装问题纯属做梦。以色列必须在下一场大规模战争(以色列评论人士的一般预计是几个月到两年)爆发之前作出深刻反省,彻底清算和平主义的危害,厉兵秣马,重建以色列国境的安全前沿。 至于和平,当恐怖分子还在用自己的妻子和亲生婴儿做自杀攻击的武器,拿自己儿子的奶瓶当炸药容器的时候,和平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梅厄夫人曾经讲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我们可以原谅阿拉伯人杀害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不会原谅阿拉伯人逼迫我们去杀他们的孩子,只有当阿拉伯人对自己孩子的热爱超过了对我们的仇恨时,和平才是可能的。” 而在那一天来临之前,以色列人的唯一选择是端好自己的枪! 张平的博客 新浪模式之过在网上搜索资料,偶然发现一个很好的地方http://www.politicaltheory.info/。
越来越发现,国外的网站虽然简洁,但内容丰富且明了,而国内的大多数网站在新浪模式的引领下,都一步步趋于热闹兼杂乱,常常是10篇文章合在一起也顶不上人家一篇报道,真是悲哀。。。 英国宪政史上的又一个具里程碑今年的7月4日成为英国宪政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在这一天,拥有600多年历史的英国上议院(又称贵族院)第一次用选举的方式产生了一位新议长,同时废除了有1400年历史的大法官职务(Lord Chancellor,该职务由首相提名、国王任命,一直兼任上院议长一职)。原工党政府卫生大臣,现为上院议员的女男爵海琳·海曼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选举产生的上院议长,这标志着英国贵族制度的改革又前进了一步。 (全文) [转载]韩国队出局是必然、也是“天谴”输掉与瑞士的最后一场小组赛,看台上的红海洋和球场上的红魔队对裁判的抱怨,不能不让我想起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那届世界杯之所以成为足球史上的持久话题,绝非因为出人意料的冷门迭爆,而是因为足球黑哨的丑陋。在那届丑陋得前所未有的世界杯的背后,是更为丑陋的足球政治和民族主义狂热。 回想日韩世界杯,几乎想不起什么精彩的场次和球星的表演,倒是裁判的丑陋给我留下最深的记忆。小组赛上劣质裁判的多次致命误判,已经令人厌恶,但对韩国队打进十六强,我还是为之欢呼,因为韩国人在小组赛上踢得的确不错。然而,从八分之一决赛开始后,尽管韩国队创造了接连打进八强和四强的“奇迹”,但随着意大利和西班牙被黑哨吹出世界杯,种种丑陋已经让人不忍目睹。(全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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