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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无神论”运动在美国兴起【阿根廷《21世纪趋势》周刊7月28日一期报道】在美国，“新无神论”运动给出版商带来了巨大的商机。据美国媒体报道，12个月来已经卖出了近100万册有关无神论的书。 美国市场上销量较好的无神论著作有：理查德·道金斯的《上帝的骗局》，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上帝并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化一切》，萨姆·哈里斯的《给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信》，丹尼尔·C·丹尼特的《破除魔咒：作为自然现象的宗教》和维克托·J·斯滕格的《上帝：失败的假设—科学如何表明上帝并不存在》。 “新无神论”者从自然科学，个人自由和人类平等的角度出发，否认上帝的存在。“新无神论”者认为宗教诱导人们作出暴力举动。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的《上帝并不伟大：宗教如何毒化一切》被认为是向上帝猛烈开火的著作，在美国图书销售市场上大获成功，甚至在美国宗教气氛较浓的中部和南部也不例外。出版商起初印刷了4万册，但几周以后又不得不加印了30万册，预计希钦斯凭这本书可以赚到100万美元。 58岁的希钦斯是在美国煤体和政界都小有名气的杂文作家和学者，他生于英国，但在美国生活，是位多产作家。他先后撰写了22本书，经常为杂志写专栏。在电视节目上的频频露脸，也使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 甚至保守派人士也会来买他的书，因为他们想知道他都写了些什么，以便日后找到攻击他的方法。 希钦斯对宗教提出强烈批评，他写道：“文学是比宗教书籍更好的道德和思想源泉。” 所有的“新无神论”者的著作都有一个共同观点，那就是上帝并不存在，宗教是一种欺骗。 “新无神论”运动在美国引发战争论，批评者认为“新无神论”者并没有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式，而仅仅是对宗教进行攻击性的批评。 “新无神论”者认为，年轻人不应该接受宗教教育，他们甚至建议政府保护未成年人不要受到父母宗教信仰的影响。（参考消息） 亚洲传教士反思海外传教活动无论如何，还是很敬佩韩国基督徒的传教精神。韩国人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25日报道】题：亚洲传教士
在韩国，萨满教、佛教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但它却向全球173个国家派出了1万多名基督教传教士，在人数上仅次于美国。如今，几乎半数韩国人都是基督教徒。 据说韩曙的传教士会走遍天涯海角，寻找那些最不愿意皈依基督教的人。几十年来，基督教在韩国逐渐扎下了根，各个教会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激烈。向国外派出传教士已经成为教会扩大声誉和吸引成员最便捷的方式之一。传教士去的地方越动荡，传教使命就越神圣，一些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将遭到绑架的传教士称为殉教者。 目前，韩国民众在互联网上就这一现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韩国总统卢武铉是天主教徒，他于24日发表声明，请求博客写手不要在文章中批评传教士让韩国陷入困境。韩国泉水教会不得不向全国人民道歉，表示不应该派准备不足的信徒去完成这样的使命。然而，没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曾经因儒家思想而被称为“寂静晨曦之地”的韩国，怎么会如此迅速地脱胎换骨成为世界上最狂热的基督教国家? 韩国人反思海外传教活动 【韩联社首尔7月26日电】在塔利班武装分子处死一名韩国人质的消息今天传遍全国之际，韩国基督教团体围绕其到伊斯兰国家积极传教问题展开了反思和讨论。 内部人士指出，韩国基督教徒充满激情，但缺乏策略。一些基督教徒缺乏经验、准备不充分，往往不了解当地的规定和习俗。 在阿富汗遭绑架的韩国人大多二三十岁，来自首尔附近的泉水教会，他们利用暑假到阿富汗进行为期10天的援助活动。韩国官员指出，这些人忽视了许多重要问题，如果他们对问题加以重视，就不会遭遇这样的劫难。 他们从喀布尔前往坎大哈，却没有向当地警方报告。坎大哈以前是塔利班的据点，安全一直很成问题。通过他们驾驶的汽车款型，当地人就知道他们是外国人。韩国外交通商部和国家情报院曾告诫他们不要去那片危险的战乱地区，但他们未予理睬。 媒体报道绑架事件后，网上出现了大量批评他们的信息。 韩国基督教协会前主席朴钟纯(音)说：“在这个时刻，我们应当反省一下我们目前的状况，重新考虑我们将把传教工作引向何方”。 他指出：“韩国传教士充满热情，但缺乏策略。做传教工作要为人谦逊，要学会倾听当地人以及在那里的其他传教士的想法……我们使用‘精神战’一词，但这并不是说对当地居民发动战争。我们在传达上帝的话语时不能像搞斗争一样。 虽然许多基督教徒没有指责泉水教会，但他们普遍认为，志原者应当遵从政府的指示。韩国许多基督教会都向动荡地区派遣了志愿工作者和传教士，泉水教会只是其中之一。 首尔汝矣岛福音堂发言人金奎源(音)说：“政府禁止基督教会做一些事件，教会应当遵规定。”（参考消息） 皖浙边界争端百年难决山的这边是浙江，山的那边却是安徽。多少年来，这里的老百姓可以谈婚论嫁成为亲戚，也可以为争夺一棵树、一分地而大打出手。很多时候两地政府也束手无策，甚至因此而产生隔阂。如何实现边界稳定，当地老百姓和政府都期盼解决。 昨日，浙江的临安、淳安、安吉和安徽的宁国、歙县、绩溪六县(市)的政法委书记，以及来自公、检、法、司各部门的一把手会聚临安，他们的任务就是签订一份“打造平安边界协作意见”，目的是通过综治协作，联手解决边界稳定难题。据悉，这种直接由各地党委出面，签订边界协作意见的做法，在全国尚属首次。 有专家认为，浙皖六县(市)“边界综治协作模式”对我国其他地区打造“平安边界”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边界矛盾：一个延续百年的老话题 现在的浙川村和永来村完全连成一体了，一条小溪从村中蜿蜒而过。村民们依稀记得，这条小溪曾经是两个村的分界线。小溪北边是浙江，小溪南边是安徽。 村口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杭徽古道”从这里起步。很多年以前，桥上原来有一块“界碑”，这块界碑是这里分隔浙皖两省的唯一标志。 村民们永远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争斗，这块“界碑”就是在那场争斗中，永远地沉入村口的水库。 陈怀辉老汉是浙川村的老支书，就是发生争斗的那年，他第一次当上了村里的支部书记。 “浙川村和永来村都有三百多年的建村历史。几百年来，不管哪朝哪代，老百姓的争斗从没平息过，相互争得最多的是山权和地界。”陈怀辉说。 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等因素，自古以来，村民们基本上靠“族长联调制”来调解。要是遇到难以调和的矛盾，往往就由各自“族长”出面，这是当地最高级别的调解，纠纷双方不得不接受。但如果连族长都谈不拢，一场族人与族人之间的械斗就在所难免。 “唯有依靠官方建立长效的边界维稳机制，才能确保长治久安。”临安市政法委副书记程炳贵说。 接边维稳：村民自治走向官方协作 安徽省的歙县、绩溪、宁国与浙江省的临安、淳安、安吉六县市的边界线相互交接。为有效调解边界矛盾，去年7月份，浙皖六县(市)的政法委负责人就坐下来商量，怎样联手推出统一的、全方位的协作机制，维护接边地区的稳定。 经过近一年的商讨，今日，浙皖六县(市)的政法委书记在《打造平安边界协作意见》上郑重地签了字。由此，浙皖六县(市)“边界稳定工作联合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临安市政法委成为该委员会的第一个轮值单位，该市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卞吉安成为该委员会第一任主任，任期一年。 根据协作意见，轮值单位除了召集每年一次的联席会议外，在遇到群体性事件或涉及接边稳定的重大问题时，还得随时召集临时联席会议。 临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卞吉安说:“签订协作意见，成立联合指导委员会，目的就是想从根本上，淡化各职能部门和老百姓心目中‘地方保护’的主观意识，使大家在工作中形成一个有效的协作整体。‘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联合化解接边地区的矛盾纠纷、预防和打击该地区的犯罪，做到优势互补、齐抓共管。” 安徽省政法委副书记马大伟则认为：“浙皖两省唇齿相依，签约的六县(市)在地域特征、人文环境、地方民俗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在协作中完全能够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对于浙皖两省来讲，是一项双赢的举措。” 四个协作机制 为保证联合协调委员会的战斗力，该协作意见确立了四个协作机制：一是警务协作机制，二是检务协作机制，三是司法协作机制，四是联排联调协作机制，分别由各县(市)公、检、法、司四个部门负责落实。通过这四个机制，六县(市)在预防打击接边地区犯罪、联排联调接边矛盾等方面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同时，协作意见还明确，各县(市)必须把接边协作工作纳入各责任单位的综治考核，对防范措施不落实、责任不到位、发生情况不报告或协调不得力、处置不妥当，而导致边界地区发生重大群体性纠纷或重大治安问题的单位，在综治考核中予以扣分，并追究责任人的相关责任。 (杭州日报 记者 胡岚 管光前 杜方云） 山东文献集成 山东历史上产生的著述在一万种以上，数量庞大，具备选编地方文献丛书的优越条件。2005年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王学典院长、杜泽逊教授提出编纂《山东文献集成》的计划，山东省人民政府特批立项，成为山东省政府重大文化工程。《山东文献集成》由韩寓群任主编，朱正昌、展涛等任副主编，王学典、杜泽逊任编纂处主任、副主任。全书计划搜集山东先贤著述1000种，主要收入流传未广而又价值较高的稿本、钞本、刻本等，影印出版。非山东人士所撰关于山东的重要书籍，亦酌予收入。共分四辑，精装十六开本200册。 2006年12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辑50册，收书179种，以名家未刊稿本、钞本为主。其中经学著作有清卢见曾《读易便解》（清钞本）、清牟庭《周易注》（钞本）、清张尔岐《书经直解》（清钞本）、清牛运震《尚书评注》（清钞本）、清宋书升《尚书考》（稿本）、清王守训《诗毛传补证》（稿本）、《春秋地理补考》（稿本）。语言文字学著作有清王维言《方言释义》（稿本）、清时庸劢《单县时氏音学遗著》三十八种六十二卷（稿本）。金石学著作有清刘喜海《古泉苑》一百卷（清稿本）、清翁树培撰、刘喜海补注《古泉汇考》（稿本）、清许瀚《许印林先生吉金考释》（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钞本）、《攀古小庐砖瓦文字》（王献唐钞本）、《攀古小庐古器物铭释文初草》（稿本）、《捃古录金文考释》（王献唐钞本）等。史部著作有清李文藻《恩平程记》（稿本）、《长途备忘录》（稿本）、清杨以增撰、杨绍和辑《杨端勤公奏疏》（清稿本）等。集部有清高凤翰《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斅文存稿》（清刘喜海藏精钞本）、清孔广栻辑《海岱人文》三十三种（稿本）、清蒲松龄《聊斋文集》（清抄本十一册、稿本一册）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些珍贵的稿本、钞本，大都未曾刊印过，学术界难得一见。 济阳张尔岐是清初著名经学家。顾炎武曾说：“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对张尔岐评价很高。但张氏教授乡里，生前著述多未刊行，今影印其《书经直解》清钞本，对《书经》之诠释，深入浅出，细致入微，显示出张氏深厚的经学功力。诸城刘喜海为金石学大家，久负盛名，其《古泉苑》一百卷，系清稿本。又大兴翁树培《古泉汇考》，从未刊行，刘喜海在书眉作了详细批注考释，是计划刊印而未成的原稿本，书中还保存了著名金石学家利津李佐贤、福山王懿荣的手批，更加珍贵。王献唐先生曾说：“大兴翁氏《古泉汇考》与刘氏《古泉苑》、李氏《古泉汇》并为泉学巨制，李书已刻行，此与《泉苑》迄未付梓，学者以不见为憾。”刘氏《古泉苑》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翁著刘批的《古泉汇考》原件保存于山东省图书馆，今将二书一并影印，可谓中国古钱币学史上的一件大事。音韵学大家时庸劢，曾是著名金石学家吴式芬的门人，对清代音韵学家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人的成就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提出独到的古音体系。王献唐先生认为：“他的功力和新颖见解，在清代二百六十年内，具有山东全省的代表性，同时也有全国的代表性。”但时氏音学遗著沉埋一百多年，几乎不为人知，此次全部影印问世，将为研究中国音韵学提供一大批崭新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全面认识有清一代的音韵学成就提供更为广泛的可靠依据。日照许瀚为清中叶著名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和校勘学家，龚自珍《己亥杂诗》称赞他“北方学者君第一”。但一生潦倒，著述多未刊行。王献唐先生作为日照后学，曾努力搜访借钞，在1931年前后集为《许印林遗书》，计21种，一大函。在七十余年后影印问世，实现了老一代文献学家的宿愿。 对山东文献的系统搜集整理工作，前人早已开始。以诗歌而论，乾隆间卢见曾辑刻《国朝山左诗钞》六十卷，收入清初山东诗人620余家的诗作，同时宋弼辑《山左明诗钞》三十五卷，乾隆三十六年李文藻刻印，收明代山东诗人431家，张鹏展辑刻《国朝山左诗续钞》三十二卷《补钞》四卷，上继卢氏，收山东诗人747家的诗作。道光间余正酉又辑刻《国朝山左诗汇钞后集》三十九卷，收入山东诗人389家的诗作。合计以上四种，共得近五百年间山东诗人2187家，每人都系有小传。其中绝大部分人物没有别集传世，其姓名亦不见经传，因此这四种前后蝉连的地方诗歌总集，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对研究山东古代文学史、古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历史，都堪称资料渊薮。此次将四种总集配齐影印，有着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 有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著述，尽管曾经印行，但流传仍十分稀少。例如莱阳姜埰、姜垓兄弟，在明末清初都有重要影响。姜埰《敬亭集》有光绪十五年山东官书局刻本，尚不难得。其弟姜垓在崇祯间曾建言除掉题名碑上奸臣阮大铖的名字，南明弘光间阮大铖得势，欲杀姜垓，垓乃变易姓名，逃到宁波，明亡后隐居苏州。姜垓的集子《流览堂残稿》六卷，经其后人四处搜集，于宣统二年由莱阳通兴石印馆石印。这个普普通通的石印本，十分罕见。值得指出的是，该书有王懿荣在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作的序言，三个月后八国联军进北京，王氏就以身殉国了。这篇序言《王懿荣集》没有收录，其子王崇焕作的《王文敏公年谱》也只字未提。该序对研究王懿荣显然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山东文献集成》有三个特点，一是规模大，收书1000种；二是选择未刊稿本、抄本多，而且质量高，其学术价值因而也较高；三是影印出版，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古书原貌，对读者十分重要。由《山东文献集成》的影印出版，笔者联想到近二三十年间地方文献整理工作的状况。笔者发现，许多地方文献整理出版工作缺乏总体规划，规模很小，零打碎搞，质量更是参差不齐。笔者认为，《山东文献集成》的这些做法对新时期地方文献整理工作具有示范意义。 （程远芬 中华读书报 2007年7月25日）
一个法西斯式的意识形态幽灵正在全世界出没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文章：“发展主义”应被送进死亡意识形态博物馆——让穷国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美］威廉•伊斯特利/编译 朱捷） 我们必须意识到，强行让世界的穷人接受一个刻板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尝试，已经悲惨地失败了。
一个黑暗的意识形态的幽灵正在全世界出没。它几乎同上世纪惨淡收场的旧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一样具有致命危害。它助长了我们时代一些包括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在内的最危险的趋势。这就是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发展意识形态。
发展并非只有惟一答案
同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发展的意识形态试图对解决从贫困和文盲到暴力和暴君的所有社会问题，提供一个面面俱到的最终答案。像一般意识形态会有的特征那样，它表示只存在惟一一个正确答案，而且不能容忍任何分歧。它从一个普遍理论为每个人推导出了这个惟一答案。这个普遍理论据称适用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地方。发展的意识形态甚至拥有它自己的知识界。这个知识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专家组成。
这个“正确答案”开始时意味着“自由市场”，而且对贫困世界来说，它被定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告诉你要做的任何事。但是非洲、中亚、拉丁美洲、中东和俄罗斯的反应，却是抵制自由市场。
抵制的情绪如此严重，以至于让其他意识形态在这些地区开始获得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０１年在阿根廷金融危机期间的行动带来的结果是，委内瑞拉领导人乌戈·查韦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热烈欢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玻利维亚苛刻的规章制度，为该国新社会主义总统莫拉莱斯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在中东，１９８０年～２００１年间１５４０亿美元的外国援助、４５项结构性调整货款和“专家”建议，造成了人均ＧＤＰ的零增长。
发展专家将贫困视为纯粹技术问题
发展主义的专家们将贫困视为一个纯粹技术性的问题，认为有待于通过工程学和自然科学来解决，而忽视了诸如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些混乱的社会科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明星经济学家萨克斯计划以数百个专家干预行动为特征，以解决穷人的各种问题——从绿色肥料、哺乳教育、自行车到太阳能系统、艾滋病孤儿的学校制服和风车。富国对世界贫困悲剧的关心，结果是喂肥了国际援助机构。
发展主义还拥有另一个特征：它渴望是科学的。为贫困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被看成是一个科学问题，能由专家来解决。他们总是确信自己知道答案，强烈地排斥不同意见，而到后来行不通了再改变他们的答案。在精神病学中，这被称为“边缘性人格障碍”。对发展主义的专家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答案首先是财政援助性投资和穷国的工业化，然后变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政策改革，然后是整顿腐败这类老一套问题，然后是全球化，然后是“减少贫困战略”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不幸的是，发展的意识形态帮助任何国家获得实际发展的记录，相当令人沮丧。该意识形态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最具影响力，但是这些地区的情况却最差。而那些不理睬发展主义者的地区，则发现了本土特色的通往成功的道路。在过去４０年中最成功的国家所走的道路，经常明显违背了当时专家们所说的东西。例如东亚的小老虎们在上世纪６０年代选择了外向型的道路，而当时的专家一般都认为应该对自己的内部市场进行工业化。中国并不是上世纪８０年代自由市场的杰出代表，但它在２５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迅速增长。
穷国要走自己的路 很少有人意识到，１７７６年的美国人同今天的非洲人（平均来说）有同样的收入水平。然而，同所有当今的发达国家一样，美国很幸运地在发展主义者出现之前就逃脱了贫困。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安妮·克鲁格的话说，发展在富裕国家中“刚刚发生”。乔治·华盛顿不用同援助伙伴打交道，不用接受他们的结构性调整，或者为他们准备减少贫困的战略论文。
历史证明，个人自由地进行选择，并为他们自己的选择负担成本和收获利益是多么的好。这些个人包括寻找更自由道路的政界人士、活动家和商业人士。
应该把这种发展的意识形态打包起来装进箱子，并送到死亡意识形态博物馆里去，放在法西斯主义的展位之后。我们必须意识到，强行让世界的穷人接受一个刻板的发展意识形态的尝试，已经悲惨地失败了。幸运的是，很多贫困的社会正沿着它们自己的道路走向更大的自由和繁荣，真正的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文章来源： 青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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