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林's profile四人行舟：未克琉的家BlogLists |  Tools  Help |
10年后，再一次想读文艺书一、 长时间的忙忙碌碌之后，突然想读些文艺书，突然想去逛逛书店。 前一个想法似乎有些奇怪。都记不清自己到底有多长时间没读文艺书了。应该是在大二之后吧——在那之前还有系统地看过些小说啥的，之后就主要读知识类、历史类和学术类等杂七杂八的书了。到了近两年，则诸种俗事都多了起来，更是连什么书都很少翻了。 直到最近这两天，或许是因为心烦意乱之事多了，觉得生活殊无乐趣吧，过去看知青文学的感动和沉思，读唐诗宋词的惊艳和愉悦，一下子就在脑海里重现了出来。伤感之下，顿觉昨是而今非，生出一种强烈的要重新阅读文艺书的冲动来。 算起来，这人生第二次的“欲读文艺书结”距离第一次出现，已经过去将近10年了…… 二、 既然已做了决定。脑子马上开始全力运行，思索自家藏书中到底有那些文艺书。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苦思冥想后，发现自己的文艺书实在是屈指可数啊，经典中的《诗经》、《易经》——《易经》的语言是如此之美，我实在不忍心不将它归入文艺书，据说是我国最早的文艺书合集的《文选》、还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还有李白、杜甫、苏轼等大家的集子，还有钱钟书的《宋诗选注》，还有无语JJ送我的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除了最后两本外，都是不那么好读的东西呀。自己又不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搬起那些大部头来读，岂非自不量力，滥竽充数吗？ 很显然，如今的尴尬证明了我当初莫名定下的买书原则——多买资料性、工具性或学术性强的图书，不买或少买文艺书，尤其是现代小说；因为前者即使现在读不上，也可一直留以备后用，因为它们是很少会过时，很少会贬值的——是错误的，至少是短视的。以至于搞得现在——忙碌之余难得起了读书欲的时候，竟然找不到本书看！连部《唐诗三百首》都没有！真不如一头撞死得了。 三、 恼怒归恼怒，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千万不能让之白白就浪费掉了。不如周末逛书店去好了。对，逛书店去。三联，都快有两年没好好逛过了。 只是三联前几个月匆匆去过一次，似乎大大不如从前了。商务的翰芬楼倒似乎不错。潘家园自从胡同等人贩上书后已经变得象块鸡肋。去哪儿好呢？ 倒是个困难的抉择…… 唉，还是到时再说吧。 保守派美女作家安·库特和她的“自由主义教”说《不要上帝：自由主义教》（Godless: The Church of Liberalism），安"库特（Ann Coulter）著，皇冠论坛公司（Crown Forum）2006年6月6日出版，精装本320页，定价27.95美元。
保守派畅销书作家、专栏作者安"库特之所以闻名全美、甚至闻名全球，恐怕应归因于如下两点：其一，她是个名副其实的美女作家，即便是她的论敌，虽然对她厌恶万分，却也不得不承认她是标准的金发靓女；其二，自称“公共知识分子”的安"库特，其人其文极富攻击性，骂人尖刻到体无完肤－－她崇拜“麦卡锡主义”的创建者麦卡锡参议员，主张美国回到麦卡锡时代；她称克林顿“从阿肯色州一路手淫到白宫”；还将保守派眼中自由派大本营的《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小索尔兹伯格斥为“从小患有诵读困难症的小白痴”；“9"11”事件后，她第一个摇旗呐喊“我们要进攻他们”…… 杀气腾腾的库特 库特在过去几年推出的畅销书也同样是杀气腾腾： 《重罪和轻罪：控告克林顿的罪案》（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The Case Against Bill Clinton，2002年）向当时的“自由派首脑”、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开火； 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横行”很久的《诽谤：自由派关于美国右派的谎言》（Slander：Liberal Lies About the American Right，2003年）指出，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尤其是在知识阶层，存在着一种傲慢的“自由主义偏见”（liberal bias）； 《叛国：自由派从冷战到反恐的变节》（Treason: Liberal Treacher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ism，2004年）指责自由派总是与敌人站在一边，共同侵害美国的利益； 《如何同自由派说话（如果你必须的话）》（How to Talk to a Liberal (If You Must): The World According to Ann Coulter，2004年）则呼吁保守派不用害怕占据主流地位的自由派，要针锋相对地与他们战斗。可以说是步步为营，步步紧逼，试图给自由派以致命的打击。 库特的新著《不要上帝》更是将她一直以来对自由派的战斗提升至“理论化”、“系统化”的高度。她认为自由派虽然总是以世俗和开明标榜，但实际上他们对某些自由派教义的膜拜和神话，他们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出的固执和迂腐，并不稍逊于真正的教徒，因此从本质而言亦算是一种宗教了－－一种无神的宗教，是名“自由主义教”。 “美国人的国教是自由主义教” 库特在书里这样写道，假如火星人来到地球，思索美国人的国教为何的话，他们一定会得出那一定是自由主义教，而非基督教或犹太教的结论，因为后两者在法律上实际上已经被禁止了。库特指出，这种情况不仅仅表现在这种情况不仅仅表现在麻省剑桥（MIT及哈佛大学所在地）等自由派气氛浓厚的东北部地区，而是遍布全美皆如此：在这个国家中，纳税人的钱被强制用来资助那些充满了流产婴儿、对十字架的亵渎和同性恋色情画面的所谓艺术展览，同时，若是人们试图在圣诞节里展示一下基督诞生场景，或者在公共场所树立十诫（Ten commandments）碑刻，却会被宣布成违宪的行为。 只不过，库特进而指出，“自由主义教”在教义上和基督教是截然相反的：基督教认为人类的进步来自于人类心灵中具有的神性，“自由主义教”则认为人类的进步来自于性和死亡；基督教相信发明创造及人类本身的创造繁衍，“自由主义教”则不满于人类逐渐稀缺的资源，要求人类停止消费；基督教的信念来自于《创世记》，“自由主义教”则信奉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该书是环保主义者－－自由派里最极端的一派－－的思想源头，它清洗了几代人的头脑，使得他们真诚地相信滴滴涕（DDT）的使用将会给这个世界的鸟类带来末日，仅仅出于这个原因，即使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因为疟疾死去，而滴滴涕能阻止这一悲剧，他们仍然反对使用滴滴涕，因为他们担心那样会伤害到鸟类。 库特认为，保守派－－以及其他信仰宗教的人－－长期以来对自由派对待宗教的态度深感愤怒，但反击起来总是难以得心应手，更甭提淋漓尽致了。个中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自由派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无神的宗教。因为自由派虽然号称排斥上帝和信仰，但却拥有宗教的一切特征－－更重要的是，自由派有着强大的势力，控制了从政界、教育界到媒体、娱乐界等几乎所有软硬实力部门，因此，如果说自由派是宗教的话，完全称得上是美国的国教了。 库特列举了自由主义“不要上帝”的所有“罪证”：堕胎是“自由主义教”之圣礼；“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即1973年最高法院判决支持妇女选择堕胎的权利）是其圣书；从苏联间谍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到杀害警察的凶手阿布贾迈尔（Mumia Abu-Jamal）等自由派心目中的偶像则是其殉教者；“布什是说谎者”之类的口号是其诅咒语；公立学校的教师们是其忠实的传教士，公立学校则是自由主义者的教堂，因为这里禁止祈祷的同时却又允许避孕套的使用，在这里孩子们接受了系统的“自由主义教”训练；“自由主义教”的“教皇永不犯错”（doctrine of infallibility），教义则体现在从反战母亲辛迪"希恩（Cindy Sheehan）到越战老兵麦克斯"克里兰（Max Cleland）等人的绝对道德权威上。 库特认为，自由派虽然口口声声称自己崇拜科学，但一旦此科学与他们的“信条”相斥时，就会选择毫不犹豫地将之丢弃。例如，自由派就死不承认有IQ（智商）一说，认为核能是可怕的，认为隆胸会造成相关疾病等等，这些看法在科学上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库特因此提出，实际上在自由派那里，所谓科学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罢了，只要能证明他们所称的“人是大自然中最无意义、最无足轻重的一种生物”信条就足够了。更为可怕的是，库特指出，环保主义者甚至希望通过灭绝婴儿、通过人口零增长率、通过降低生活水平、通过素食主义来达到他们的实现环保之目的，因此，从本质上而言，环保主义者是一群人类痛恨主义者。 至于被自由派长期奉为圭臬的达尔文进化论，库特则认为正是所谓“自由派是奉守自由探索和科学方法的理性主义者”的说法纯属虚伪的最好例证。库特提出，达尔文进化论其实是一种伪科学，因为从达尔文进化论诞生150多年来，它的许多证据至今没有得到证实，不但如此，一些曾被假定为正确的证据后来反倒被证明是虚假的，比如皮尔当人（Piltdown Man，1912年在英国皮尔当发现的头盖骨，当时认为是史前人类的化石，1953年经鉴定为伪造）。但自由派却对此视而不见，仍然奉之不误，由自由派主导的学校更是至今将达尔文进化论奉为教义，严格禁止与之相抵触的学说进入教室。 制造仇恨的“蛇蝎美人”还是“妙语成珠”的“迷人的安小姐” 《不要上帝》一书对自由派的批驳和抨击可谓酣畅淋漓，故而赢得了许多保守派的褒奖。著名保守派博客“右翼新闻”（Right Wing News）的站主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甚至从书中搜集了一些他喜欢的语句编成《库特妙语选》进行传播。在此不妨展示几个例子：一棵树被砍倒比一个婴儿被打胎更让左翼自由派伤心；民主党无法理解对基督徒的“仇恨言论”，因为在他们的眼里，那永远是基督徒应得的对待；记者皮特"布赖姆洛（Peter Brimelow）所定义的“种族主义者”是和左翼自由派争论获胜的人。 库特这种激烈的言说方式使得她在一个“分裂的美国”（参见2004年第45期《华盛顿观察》周刊关于《大分裂：乡郊美国v.s.城市美国》一书的介绍）中处于旋涡的中心，自由派认为她是“仇恨制造者”，是“疯子”，是“蛇蝎美人”，是安"“纳粹母狗”"库特（Ann "Nazi Bi-tch" Coulter）；《时代》周刊称，没有人能够像库特那样，拥有如此巨大的制造分裂、引发对立的能量。读《纽约时报》“十年如一日”的董鼎山老人在一篇题为《反美的根源，骂人的美妇》文章中，更是将库特这样的人当作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反美主义”的根源所在。但在喜欢她的保守派眼中，库特却是“迷人的安小姐”，她既漂亮又能干，在与他们的敌人自由派的斗争中，每每能击中其“七寸要害”，让他们如此解气，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人到哪儿去找呢？ 有评论家认为，库特是一个极端两极化的新时代的反应。在这个新时代里，人们变得急躁，变得偏执，不再有耐心去倾听别人的观点；在这个极端的新时代里，人们只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视相反的事实如无物，甚至想方设法地去消除相反的事实－－在反美主义者眼里，美国做的任何事都是邪恶的，说的任何话都是虚伪的；在亲美主义者看来，则美国做的、说的任何事情都是绝对正确的，即使“虐俘”也是情有可原的。 其实，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兼顾各种观点平衡行走的社会。自由派应该认识到，一味地、没有任何条件地主张所谓“宽容”，主张和平主义，将会变质为绥靖主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武力是必须的；同样，对保守派而言，环保主义虽然理想色彩过浓，但没有它的存在，那些绿色能源的应用又怎会有可能呢？ 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28期，2006/07/26 关于小说的回忆这两天突然起了念头，想浏览一下《读书》杂志二十年的文章大概情况。于是在网上下载了来看。用鼠标快速滚动的话，一天工作之余只需抽出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看完一期，倒也不耽误事。
《读书》是我国重要的人文杂志，在知识界有着广泛的读者群和影响力，浏览其二十年来的文章，大约可以感受我国知识分子在才此期间发生的思想变迁。
另外，准备看到什么好东西，就顺便拷贝了，贴在这里，也算是给自己留存一份资料。
《小说的回忆》这篇文章读来很温馨。不过他说的“鲁迅不西喜欢夏目漱石”却可能有误，因为我知道夏目漱石，知道《我是猫》，就是通过读鲁迅文章的。
小说的回忆
每一个爱小说的人都有他自己看小说的有趣的经历。上了年纪的小说爱好者或许更是这样。因为小说对于他就如同良朋旧友一样，时时要勾起他的怀思。当我们读小说时那一度引起的激情消失之后，余下的也同样是更多的回味和忆念。这种回想比起初读时的感受，可能意味更加深长。 我第一次碰上的外国小说就是英国狄福的《鲁滨逊飘流记》。这或许和许多人童年的经历都相同，因为《鲁滨逊飘流记》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是一部家<SPS=0847>户诵的小说。但我第一次接触它却不是自己读，而是听大人讲。至今不能忘的是画着满脸胡子背着枪的鲁滨逊的插图。其次是鲁滨逊的仆人礼拜五，这也是听故事时最觉得津津有味的一个人物。有人说鲁滨逊对待礼拜五就象一个天生的主人公，这一点似乎反映了作者的殖民主义思想。但我以为鲁滨逊和礼拜五的相处还是不错的，在一个荒岛上出现了礼拜五这个人物，故事情节就容易展开了。如果说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们也应当钦佩作者那种冷静的有层次的叙事才能。他描写一个独处无人荒岛的人能够这样从容应变和重建生活，正是这一点才使鲁滨逊这个形象赢得了无数青年读者对他的喜爱。在今天一个人若果住在荒岛上，他所能掌握的应付自然的能力远远不是鲁滨逊所能梦想得到的。可是鲁滨逊的坚毅、冷静和勇敢却使他永远成为小说中的一个成功的典型。我国早在光绪三十一年即公元一九○五年，这部小说就有林琴南的译本，今天沿用的《鲁滨逊飘流记》就是根据他的翻译。不过鲁滨逊的故事究竟不适合于用文言文传译，所以它在林译中就不很出色。 有一个时期英国迭更斯两部小说：《双城记》和《大卫·科波菲尔》曾经作为学校学习的课本。虽然《双城记》这部小说很有名，情节也热闹，但是正因为这一点使我觉得它的感情不是很深沉，而倒有点象“闹剧”的味道。至于《大卫·科波菲尔》，我以为这是一部我们最应该在年青时读的小说。迭更斯的作品，当你进入晚年以后，你可能不会再想去读。可是你如果年青时读过，它将在你一生中留下难以遗忘的印象。《大卫·科波菲尔》最吸引人的不是它的主人公大卫，而是围绕着大卫出现的那许多人物。谁能忘记那个好心肠永远乐观的米考贝先生？无怪乎米考贝这个名字也上了英语字典，成为专门的词汇了。还有那个小爱弥丽，她的轻盈、天真、活泼也真讨人欢喜。可惜小说偏偏让她的结局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悲剧。这样我们在为她感到惋惜、同情的时候，又总是记起她那最初出场时的天真的形象。我这样说是要说明迭更斯正因为出于对下层人物的爱，和对他们生活中快乐和不幸的深刻的了解，所以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总是温暖的感觉。这很有点象高尔基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最早有林琴南名为《块肉余生》的译本。它和林译的头一部外国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同样有名，为老一辈读者所熟悉的。师承桐城义法的旧文家林琴南，在那个还不相信西洋也有文学艺术的时代，他自己通过别人的口译开阔了眼界，而当时许多中国的读书人也由于他的介绍而增长了见识。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桐城派的古文家，颇有点不伦不类地把迭更斯比之于写《史记》的伟大史家司马迁。不过林琴南有些见识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的。他在迭更斯另一部小说《孝女耐儿传》的译序上说：“余尝静处一室，可经月，户外家人足音颇能辨之了了，而余固未之接也。今我同志数君子，偶举西士之文字示余，余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亦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这说的还有点道理。可是他历举文章的各种手法之后，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独未若迭更斯文字之奇特。”这种对于迭更斯的评价显然不是很恰当，不过我们不能苛求林琴南，因为他的见解自然是受了他所处的时代的限制，而他和他的合作者介绍外国小说到中国的功绩却是不可抹煞的。 鲁迅先生离开仙台再回东京后参加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虽稍后于林译但也列入晚清时期的翻译作品中。我没有赶上这时代，直到三十年代我才读到，此外还有用白话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后者是商务出版的，那时还容易得到。《域外小说集》有上海群益书社民国九年的重版本，三十年代也有出售，不过若保存到今天也就很珍贵的了。《域外小说集》中，鲁迅先生只有三篇译文。我所喜爱的王尔德的童话小说《快乐王子》却不在这三篇之内。可是《现代日本小说集》中，我喜欢的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和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这两篇，却都是鲁迅先生翻译的。这两篇中的前者，我相信爱读和受感动的决不止我一个人。大约后来还选入语文课本里。有岛武郎用着象遗书的形式，对他幼小的儿子说他们亡故母亲的事情，这真是一篇文情并至感人至深的文章。我不能忘记作者写他的小儿子怎样每天早上走进书斋，对着他们母亲的遗像天真快活地说：“亲娘，早上好！”谁读到这里不被感动得想掉下眼泪？可是作者带给他的幼小者的并不只是悲伤，他给他们爱和希望，这就是表现在文章最后那一句话：“去罢，奋然的幼小者呵。”我们中国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千载以下传诵人口，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名篇，后来袁枚的《祭妹文》就显得做作不真，因为他是在做文章。日本文学中缺少这样的传统，所以象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所表达的就是真情，它的感人的地方也全在于真情。《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这个短篇我初读时对它的历史背景是不理解的。可是这个古怪的武士形象，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个本来应当以身殉职的武士，不顾四周的辱骂和耻笑只是顽固地要活下去，手砍了，脚也砍了，一次一次问他，还是回答“要活。”作者本来是抱着悲观思想看待人类，可是他却借着三浦右卫门这个奇特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人对于生的坚强执着。这是小说写得最成功的地方，所以这个历史产生的怪物却也有它的典型意义。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鲁迅先生还翻译有夏目漱石的两个短篇。其中《克莱喀先生》是我以后才注意去读的。克莱喀(W.J.Craig)是英国著名的莎士比亚学者，本世纪初主编亚覃版莎士比亚(ArdenShakespeare)极负盛名。克氏死后亚覃版继续修订出版，在新版上还保留着作为创始者的克氏的名字。夏目留学英国期间曾经是克莱喀的私人学生，在这篇小文里，他用他独有的清新幽默的笔调，给这个可爱而又有点古怪的老学者勾勒出一幅神态逼真的肖像。文章的格调就象作者的长篇名作《我是猫》。当鲁迅先生在东京的时候，《我是猫》正在报上连载发表。不过我们没有看到鲁迅先生再提起夏目漱石，看来他不是很喜欢他的作品。 早期用白话翻译的外国小说中，伍光建译的《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是一部有着独特译文风格的译本，在当时和以后都很有名。伍光建好象还是严复的学生，他翻译这部小说用的是君朔这个名字。后来沈雁冰先生为商务印书馆给译本加上注。三十年代沈先生又在鲁迅先生主编的《译文》月刊上撰文评介。沈先生对照英译本，指出伍译有删节，不过据说所省略大半是修饰辞句。伍译的最大特色是文字简洁利落，他又善于继承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语言风格，用这样的文字翻译三个火枪手的故事自然最合适也最能传神。我曾两次读过，现在一些情节是记不起了，可是小说中有一些场景却至今历历如在眼前。譬如月夜寻访比东刽子手那一节写得阴森怕人，几十年后回想还有点毛骨悚然。现在这部小说有全译本了，可是我想念的还是我读过的《侠隐记》。实在说，象这样有特色的译本是不怕重复，还是有重印重读的价值。 在那时只要是读小说，几个英国女小说家的作品总是要读到的。这些作品中有：金·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查洛特·布朗蒂的《简·爱》和爱弥丽·布朗蒂的《呼啸山庄》。我一度曾是奥斯丁小说的热爱者。她的精湛的小说艺术和技巧，我觉得竟可以媲美于莎士比亚的喜剧。她的小说也是最经得起重读的，你读一次有一次新的发现。查洛特·布朗蒂的《简·爱》从气质上说跟奥斯丁又大不相同了。这部小说三十年代由李霁野译出，连载于郑振铎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库》上。现在电影《简·爱》还是沿用李先生的旧译。著名的《天演论》译者严复曾说：“一名之立岁月蹉跎”，这说的是翻译家的甘苦。象简·爱这个译名正因为译得好，所以就能长久流传。对于认真的译者“岁月蹉跎”不是没有收获的。在这部小说里简·爱的困苦的幼年和她那永不屈服的性格赢得了许多读者的同情。布朗蒂姊妹的离群索居、忍受孤寂和不幸的生活对她们塑造的典型有很大的关系。但在查洛特则塑造了一个桀傲不驯的简·爱，而在爱弥丽却又迸发出象卡塞琳和希思克利夫那种几乎难以理喻的感情。在这一点上，爱弥丽·布朗蒂在这些女性小说家中也许更具有诗人的气质。因为她不是以超特的小说艺术吸引你，她使你赞叹的是象风暴一般的激情。因此她更象是一个诗人的小说家。 古人说名誉生于朋友，这是句有意思的名言，但是我在这里却要借它打一个比喻。我想说：好书也是靠朋友的传播。这种传播不必是长篇大论，它往往只是在咳唾片语之间使你默然受了感示。这比起从文学史上按图索骥一本一本地读要有意思得多。当然文学史也有它的用处，也是不能少的。我特别要说的一次经历就是我怎样开始读现代英国作家阿·赫胥黎(Aldaus Harely)的小说。有一个时期好象觉得没有什么可读的了。一个朋友说：“可以读一读阿·赫胥黎的《旋律和对位》(Point And Counter Point)。阿·赫胥黎就是严译《天演论》著者托玛斯·赫胥黎的孙子。他是一个诗人、小说家、批评家，跟生物学家的兄弟玖·赫胥黎同负盛名。当资本主义走过它的上升阶段之后，西方文明迅速出现了危机。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在英国的上流社会中，特别是在伦敦的上流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一种<SPS=0362>徨空虚的思想。人们对生活感到厌倦，人们更加沉溺于感官刺激。他们想借此逃避现实，可是得到的往往是更大的痛苦。科学和现代文明没有给人带来幸福，近代的心理分析学说教人们学会了反省自己，但是这也没有使他解脱，而是象恶性循环一样使烦恼日益加深。在《旋律和对位》中，作者精心描摹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们甚至也自我嘲讽地会想到大英帝国的富强繁盛是建筑在对殖民地印度的残酷压迫和掠夺上。但是这种内心的反省并没有使他们怀疑到制度本身——资本主义的贪婪本质。这样，这些伦敦上流社会中有着高度文化教养和精致艺术趣味的人物，在一刹那的自我嘲讽之后，依然心安理得地躺在从海外掠夺回来的财富上面，过他们的寄生生活。生活对他们又厌烦到即使音乐厅里正精彩演出的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也未能使他们的灵魂感受震荡。作者以他锋利的笔调和时时出现的妙趣横生的篇章，使小说如此之引人入胜。可惜的是他所呈现的却是一幅连他自己也无法解答的日趋没落的文明社会的图景。 赫胥黎在小说艺术上也有创新，但无论是小说主题或是小说技巧较之今天西方盛行的各种流派都大不相同。今天人们通过意识流这样的艺术手法，从对自我的探索中所反映出来的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是更加深化了。在这个意义上，三十年代的赫胥黎就显得温和得多，而且几乎有点近于“古典”的了。这样，我们可以说我们阅读小说的历程同样地也反映出由于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趣味和对小说的认识理解跟时代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今天青年读者中，有三部外国小说是广泛流行的。这三部小说是：《红与黑》、《基度山伯爵》和美国小说《飘》。对于这一倾向，一些老年人感到困惑，因为他们觉得这跟他们自己阅读小说的历程是这样的不相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以为这主要是“四人帮”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和禁锢政策造成的后果。青年人迫切地要求读物，但是由于多年来的知识荒，他们的视界受到了限制，他们也缺乏准确的鉴赏和辨别的能力。这三部作品中，《红与黑》是一部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也决不只是追欢逐爱之作。《基度山伯爵》我则同意一些同志的分析，只是一部通俗小说，至多不过二流吧。至于《飘》在美国文学中将占怎样的地位，还有待于时间的证明。如果我们的青年不仅能看司汤达、大仲马，同时也读托尔斯泰、高尔基、塞万提斯，以至狄福、迭更斯、巴尔扎克；那么他们的视野就会扩大了，他们就会从历史的、时代的和文学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作品。更重要的还有教育家、文艺批评家来帮助和引导他们。只要这种辅导是有说服力的，恰如其分的阐释作品，就易于为青年人所接受。并且青年通过他们自己的实践，也终会摸索出一条正确地对待古今中外古典名著的途径，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服务。时间将会证明目前在青年读者中存在的这种比较狭窄的爱好只不过是短暂的现象而已。（鲲西） 全国部分图书馆善本书来源情况这两天突然起了念头，想浏览一下《读书》杂志二十年的文章大概情况。于是在网上下载了来看。用鼠标快速滚动的话，一天工作之余只需抽出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看完一期，倒也不耽误事。
《读书》是我国重要的人文杂志，在知识界有着广泛的读者群和影响力，浏览其二十年来的文章，大约可以感受我国知识分子在才此期间发生的思想变迁。
另外，准备看到什么好东西，就顺便拷贝了，贴在这里，也算是给自己留存一份资料。 一、南京图书馆藏书。
南京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都建立于清朝末年，来源很早，所藏图书基础极为雄厚。早在清朝末年，杭州丁丙八千卷楼的藏书都收集到该馆中。馆址在南京龙蟠里，叫做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征先生曾编有馆藏宋元佳本《<SPS=1230>山书影》和《书目》，并影印了大量的文史图书。蒋帮政府改名为中央图书馆，解放后定名为南京图书馆。馆藏图书五百万册，善本书约两万部。蒋帮政府统治时期运到台湾去的宋、元以来善本书籍共有十三万册。目前存在朝天宫的书籍有八十万册，从解放以来，就没有动过。该馆善本书籍补充的来源，就是没收了汉奸陈群所办泽存书库的书籍，现在颐和路收藏线装善本书籍的分馆，就是泽存书库的旧址。在土改期间，苏南文管会收辑了大批书籍，都归到该馆。文化大革命以后，明清史学家朱希祖先生所藏研究明清史尤其是南明史的重要史籍文集也归到该馆中收藏。该馆所收的宋、元佳本书籍既然运送到台湾，可是自解放以来新收进了东南各地的文献，自从元、明以来的典籍，尤其是南明野史，以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的杂史笔记。所藏的史迹资料种类尤为繁多，较胜于前。近代史研究所罗尔纲同志曾据以编成《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在中华书局出版。还有明清时代未刻过的诗文集，朱希祖所藏研究明末清初的史乘象明张岱《石匮书》前后集为凤嬉堂稿本，陈再生《启祯遗诗选》，吴钟峦《十愿斋集》(清康熙初刻本)，彭孙贻《流寇志》等，为研究明史及明末清初历史和明末农民起义的最重要资料。现在该馆正在赶快编出目录，整理爬梳，供科学研究的应用。
二、杨州图书馆。 维扬与苏杭并称，为东南人文繁盛之区。杨州马氏(曰<SPS=0911>)的玲珑山馆，为清康熙乾隆间文史学家万鹗、全祖望、杭世骏等讨论学问的地方，流传有《邗江雅集诗选》，久已盛称于世。可是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维扬、苏杭经济文化的繁荣，已被上海取而代之。如今谈东南江浙文化的，多谈到苏南，而很少涉及到苏北。象明末清初的文史学家宋曹、黄云、吴嘉纪、吴敬梓的遗著，流传的就较少。但调查苏南、江浙的文献就应该访问苏北盐城、山阳、海州一带的文物，可惜我没有能够去，深以为憾。就是以式微的杨州城而论，我参观了杨州图书馆，馆中所藏的线装和平装书籍共有十一万册，善本书约五百多种。馆藏的善本书籍，有《续清文献通考》著者刘锦藻的藏书，刘氏在清朝曾做过内阁中书的职位，颇得到内阁大库的藏书，多以出售，余留下来书籍归到该馆，仍不乏善本。我翻阅了该馆的藏书目录，见其中有明李言恭著《青莲阁集》十卷，明万历二十年刻本。李言恭还著有《日本考》(有北京图书馆善本藏书影印本)，他的文集极为罕见，记述日本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字，来往的禁约和阅件，为研究明代中日交通的重要资料。又有清高邮王心谌著《缶林文集》二卷稿本，心谌为颜李学派北平王源的同宗兄弟，是书记载宋季、明末遗事甚详，尤其记明末新乐小侯刘文炳的事迹颇多，与地理学家刘献廷所著的《广阳杂记》极有关系。还有清乾隆年间的禁书，仅流传下来的孤本，如清郑庆<SPS=1286>纂《休园志》八卷，是乾隆年间绘图写刻，用白纸精印。由这部书中可以看见杨州园林原来的面貌，为考求杨州园林建筑必须参考的。杨州古旧书店聚集了清末聚学轩、嘉叶堂、积学斋、宁波张氏四明丛书的木刻版片，复制和传钞了罕见的书籍，亦有可观。
三、苏州图书馆。 苏州藏书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苏州图书馆；一个是苏州文物保管会，即苏州博物馆。如今单说苏州图书馆的藏书，共有六十余万册，线装书二十万册。馆藏的善本书分为两种：一种是馆中的善本书，约一千八百余种；一种是够得上全国重视标准的善本书一千一百余种。苏、松是在我国文化上有名之区，自明清以来，没有受到过大的损坏。可是在太平军兴以后，清朝政府守苏州的李统领为了抵御太平军进入苏州城，退出之前，放了一把大火，把虎丘七里山塘繁盛之区悉化为灰烬，所以在道光前后所刻的书籍，如讲苏州工艺美术的顾禄著《桐桥倚<SPS=0589>录》仅成了孤本；道光、咸丰时间所刻的书，流传的都很少。其次是到解放以后，“四人帮”摧残各地文物，苏州也不能例外，苏州图书馆里的工作人员，象旧书店中黄老师傅以及叶瑞宝等等同志到造纸厂中检查书物，当时市价线装书是七分钱一斤，他们以四分钱抢救出来明汲古阁毛氏影钞宋蜀大字本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孝经、论语言义》等三种，字大悦目，纸张雪白干净，用绛色洒金绢面装订，精美绝伦，不但是一部艺术品，也是研究我国语言文字学的重要的典籍。同时还抢救出来清徐达源编纂的《吴郡甫里人物考》十五卷稿本，《吴郡甫里诗编》十二卷稿本，是研究苏州地方文献的重要资料。还有明安福胡永成编《香泉志》，是明嘉靖十七年刻本。这是宋代诗人秦少游在香泉写的诗词，为《淮海集》中所未收，是研究宋代文学的珍品。还有记载十六世纪欧洲耶稣会士东来事迹的明高一志述《天主圣教圣人行实》七卷，明崇祯二年武林超性堂刻本。经过这些同志苦心孤诣保存了这些珍贵的书籍，当时苏州的“四人帮”余党说他们保护四旧，甚至要加以揪斗。现在这些是苏州图书馆镇库之宝。这几年来，在苏州旧书店收进的有宋建阳精刻本的《杜陵诗史》十六卷，宋嘉定五年章贡郡垒刻本宋洪迈《容斋随笔》初二笔各十六卷。这些书安然无恙保存在苏州图书馆里。同时在这动荡时期，还锻炼了奋发有为的整理古典文献的中年人才。
四、浙江图书馆。 馆址设在湖滨孤山山坡上，久以藏文澜阁四库全书著名于世。藏书约二百多万册，线装书一百万册，善本书七千种。解放后，图书主要的来源，为刘氏嘉叶堂藏残余的书籍，收归馆内，仍保存在南溽，作为分馆。馆中刘慎旌等同志勤于搜辑浙江地方文献，如清罗以智著《诗苑雅谈》四卷稿本，明末来集之的《倘湖手稿》二十二编稿本。又杭州古旧书店严宝善同志到浙江各地去采购书籍，如绍兴祁氏淡生堂和远山堂抄藏的书籍。祁彪佳一生的著述，文集、日记、奏稿、揭帖，均是当时的实物，约四、五十种，为研究明清史和江南奴仆暴动的重要史迹，今分藏于北京、南京各图书馆，尤以浙江图书馆所藏为主。其次还有清平步青的手稿多种，约五十多册。我在浙馆看到的书籍，以清湖州郑元庆著的《湖录》稿本，仅存《经籍志》部分一厚册，其中著录明茅元仪编《全唐诗》一千二百卷的目录，超出了清杨州诗局刻的《全唐诗》，为研究唐代文学必须参考之书。清代名画家新罗山人华岩著《离垢集》先后二集的稿本，这是讲述清代美术书画家的重要文献。还有清代学者管庭芬编《海隅遗珠录》不分卷稿本，为记述浙江海昌地方的乡土历史。尤其我所注意的是清代余姚黄澄量编纂《今文类体》一百三十八厚册，原稿本。黄氏是余姚的藏书家，编有《五桂楼书目》。这部书是效法黄宗羲《明文海》的体例而编纂的。他选辑明代诗文集和奏议等书，用原来的明代刻本，把它剪裁下来，分门别类把它编整起来，汇录成编。就保存明代四百多家文集奏议这一点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余姚僻在山区，很少受到兵燹，此书一直保存到解放初期尚没有损毁。在一九五五年浙江图书馆请杭州大学张慕骞副教授到余姚取出了这部书籍，存到图书馆里。一九七二年上海图书馆顾廷龙同志到杭州访书，才发现这是一部稀有的好书。我建议社会科学院是应该复制一部的。该馆尚藏有晚清沈曾植所藏汉、魏以来旧拓碑刻，以及浙中赵之谦、魏家孙、傅以礼手校的碑版，也是置之高阁，行将糜烂，都应该加以整理。
五、宁波天一阁文物保存所的藏书。 天一阁是明嘉靖年间宁波范钦所创立的，是距今四百五十多年前，世界闻名的藏书楼，也可以说是一座私家设立的图书馆。范氏的藏书，不是收藏宋元的珍本名刻，而是收藏有明一代的典册书籍，象明代的地方志书、诏令、制诰、登科录、邸报各项文件，以及明代杂史和诗文集，又收藏明代新拓的汉、魏以来碑刻拓片。屡经变乱，遗失的很多。据近人冯贞群先生所编印的《鄞县范氏天一阁劫余书目》四卷，留存下来的不过四分之一。至于他和丰坊合刻的《神龙本兰亭序》，以及所藏碑刻拓片，如整张的四明本《汉华山碑》拓片，已经是海内外的孤本，稀有的奇珍。自粉碎“四人帮”以来，当地文教局又收藏了冯贞群所捐献黄宗羲、全祖望诸家的著述，又没收了律师朱赞卿所藏号称万斯同著的《明史稿》以及其他罕见的珍本秘籍。据目前统计，天一阁所藏的书籍共有一万三千多卷，四千多种。如果扩充起来，可以开辟为研究浙东学派和研究浙东地方文献的图书馆。其中图书，就我见到的有明蓝丝格抄本《三才广志》二百八十三卷残存卷二六九到二九○，是有明一代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有汲古阁毛氏影宋抄的宋丁度著《集韵》十卷，是研究语言文字必要的书籍。又如明蓝丝格抄本《明永乐圣政记》三册，是研究明代靖难之役直接的资料。其他的嘉靖刻本《郭勋招供》和《刘东山招供》，这与历史研究所所藏明白棉纸蓝丝格抄本谢贲著《后鉴录》，记载了明正德间农民起义赵疯子(名燧)的招供同样，为研究明代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可是天一阁所藏的明代抄本图书，久经虫蛀霉损，务必赶快把它修补，不然就要化做蝴蝶飞了。
六、常熟县图书馆。 常熟是东南文化之区，也是一个将开放的城市。图书馆设立在石梅的山坡上，风景颇为幽美。是一个县立的图书馆，藏书约二十万册。其中清朝人文集有一千多种，讲常熟地方文献之书颇多。在清末民初有一位徐兆玮，是前清的翰林，家居读书，专治明末清初的史事，手抄乡邦掌故如翟式耜、钱谦益、柳如是的遗事等，种类很多，约三百多种。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在上海编印《明季稗史》、《荆驼逸史》等明末的野史。在辛亥旧民主革命前夕，颇多有心人士如孙静庵著《明遗民录》，黄鸿寿著《清史纪事本末》，沃丘仲子著《近代名人传》，以及蔡东蕃所编《甘二史演义》，在近代史学史上应该占一个地位。常熟原设有工艺美术厂，现改名为常熟画苑，培养了一批青年书画家，复制古代文物，印刷雕刻均颇为精美。最近在常熟罟里铁琴铜剑楼旧址发现了大批瞿氏所藏两汉以来的铜印五、六百枚。瞿镛曾编有《集古印存》。目前该画院正在复制，用印泥打印原来的印章，绸面锦装，装订的极为美观，是可以向国内外作文化交流的。
七、上海图书馆。 最后我要谈的是上海图书馆，解放以来汇合了上海合众图书馆、科学图书馆、徐家汇天主教藏书楼等八个图书馆的藏书而形成的，是我国东南最大的图书馆。藏善本书的目录共有十厚册，著名的善本要比南京图书馆增多一倍，馆长顾廷龙先生懂得版本目录之学，熟于东南乡土文献，编制目录极有条理，保护书籍尤为矜慎，是各馆可以取法的。馆藏的目录，我曾翻阅一过。古书珍本而外，尤其是明清的野史稗乘，清鸦片战争前后的日记、杂记有数百种之多。这些零圭断羽散失极易，都是珍贵的资料，我看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中华书局都可把它纂辑起来编成资料汇编。就我走马观花也得到一个概念。我所注意的，如馆藏的南宋刻本宋张金兹编《皇朝仕学规范》四十卷，中有残缺，雕刻极为精美，取“学而优则仕”之意，举古人嘉言懿行，作为鉴诫；也保存颇多的唐、宋以来人物遗事。但是由这种书行世以后，就发展而为明末王仕茂所编的《仕学悬镜》。他把有明一代的讼狱、理财户口、丁役各种形式及行之既久而遗留下来的各种弊端，都详细地罗列出来，不但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情况，也可以说是当时做官的途径。其次是清南浔镇人张鉴著《蝇须馆丛话》五十二卷稿本，是一部记述明末清初以迄乾、嘉文人遗事尤其是清代文字狱的重要资料。还有上海古籍书店库藏的张怡著黄虞稷校订的《玉光剑气集》稿本三十厚册。在清初孔云亭谱《桃花庙》，就去访问号称白云老人的张怡，询问明末清初的遗事。此书负胜名已久，人们认为久已失传，最近又发现于世。以上两书，我盼望赶快把它整理印行。
八、四川省图书馆。 七九年三月下旬，我趁着到成都开史学规划会之便，曾到四川省图书馆去看书。成都是西南文化荟萃之乡，就是在清末也出现了如廖季平、宋芸子、赵尧生等不少人才。在解放初期，蒙文通先生曾做过馆长，搜辑了不少的地方文献。这次承馆中沙铭璞同志盛情招待，出示了颇多的好书，如明嘉靖元年成都刘大昌刻白棉纸印本晋常璩《华阳国志》，是海内罕见珍秘之本。清张澍著《蜀典》稿本，也是研究西南文献必要之书。佚名著《五马先生纪年》，记大西军领袖张献忠入川之事。彭延庆著《当阳县避难记》，记清嘉庆初年川陕楚三省教军起义之事。赵熙手写本《赵尧生日记》，为有关蜀中文献之书。我将在江浙采访阅读之书与成都所见到的书，择其要者，每种略作题识，说明其内容和使用的价值，以供读者的参考，并请加以指正。
——摘自1979年第8期《读书》杂志谢国桢先生《访书观感》一文 百分之一主义：美国自9·11以来的反恐内幕《百分之一主义：美国自9·11以来的反恐内幕》（One Percent Doctrine: Deep Inside America's Pursuit of Its Enemies Since 9/11），朗"萨斯金德（Ron Suskind）著，西蒙与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2006年6月20日出版，精装本384页，定价27美元。
我们已可以下这样的定论：发生于2001年9月11日的那次恐怖袭击事件就象60年前日本突袭美国的珍珠港事件那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虽然其更深入、更广泛的影响还在继续发展变化而难于作定性的描述。在这场历史变革中，处于冲锋陷阵中的则无疑是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高级助手们。原本以倡导“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入主白宫的布什正是因为“9"11”的发生，改而奉行“咄咄逼人”的新保守主义，在“先发制人”和单边主义理念的驱动下，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些局部热战旷日持久，但是反恐战争离结束看来却遥遥无期。在这种攻势下，二战后构建起来的世界秩序几乎呈现出一种崩溃的态势。 对于美国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反恐战争，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此中之缘故，有着不同的说法：支持布什的人认为主要是出于“保守秘密，赢得战争”的考虑使然，毕竟，反恐战争是一场特殊的战争，需要特殊的手段。然而，反对布什的人则认为主要是因为当局秘密的决策风格和行事方式所致，他们担心，如果什么都不让公众知情的话，又怎么能保证政府不会借反恐之名行扩张行政权力之实，甚至侵害公众的自由和权利呢？因为后者有着强大的话语权，类如“布什政府是一个秘密的政府”这样的说话更是深入人心。 双方的说法孰是孰非，我们在此姑且不论。问题在于，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所谓“秘密”是很难永远地保守下去的。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揭密者总会前仆后继地出现， 这些揭秘者或者出于纯粹的揭密目的，如揭发了“水门事件”而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名记伍德沃德撰写《进攻计划》一书，为我们揭示伊拉克战争决策出台的过程。《纽约时报》记者詹姆士"李森通过《战争状态：中情局和布什政府秘史》一书揭开了中情局和布什政府之间为反恐而进行的“秘密交易”。揭密者中也有出于保护公众自由目的而挺身而出的，如《纽约时报》先后揭露了政府窃听美国境内“可疑人士”的国际电话和电子邮件的“窃听门”事件，和秘密监控全球金融体系的“监控门”事件，布什甚至为此大为恼火，称《纽约时报》的行为“无疑是可耻的”。可能更复杂的揭秘者是那些完全出于党派政治之目的，如著名的“布什痛恨者”——拍摄了记录片《华氏911》的迈克"摩尔（Michael Moore）。正是在这些人近乎宗教性的不懈努力下，布什政府的内幕得以一个一个地被展现于公众的视线之前。萨斯金德的《百分之一主义》一书正是这种努力的最新表现。 普利策奖得主萨斯金德通过对中情局的官员，包括前局长特内特的采访，以及与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国防部和财政部官员的对话，描述了从2001年到2004年，即布什的第一任期内美国一系列反恐行动是如何秘密展开的，其中包括许多属于首次公开的内幕。比如，《百分之一主义》一书透露，中央情报局通过卧底获知，在美军2003年3月进兵伊拉克前的一个星期，基地组织曾打算在45天内以毒气攻击纽约地铁系统，但该计划最终却因为某个至今仍不被美国调查人员明了的原因，由基地二号人物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下令放弃。 与这种内幕相比，书中更大的篇幅是对布什及其高级助手们的性格和意识形态的描写。因为在萨斯金德看来，这些关键人物的性格和意识形态对美国的反恐战争起了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搁下布什，先来看副总统切尼－－该书书名“百分之一主义”这一典故即出自切尼之口。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2001年11月，时任中情局长的特内特（George Tenet）向切尼和赖斯报告了一些新情报，以判断基地组织是否会发起第二轮袭击，这些情况至今仍属于首次公开的内幕：两名此前帮助利比亚制造了核武器的巴基斯坦科学家曾与本拉登会面。切尼对此的反应是：巴基斯坦科学家帮助基地组织制造核武器这件事，即使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美国也应该以确有此事的态度加以对待。 萨斯金德认为，自此以后，“百分之一主义”便成为布什政府进行反恐战争的一项秘密而默认的原则。于是，那种先进行充分详尽的分析和辩论，再给出结论和进行行动的传统决策过程，从此简单化了。现在的决策过程是：不需要充分的证据，而是仅仅凭借自己的怀疑，就可以对敌人发动攻击了。至于中情局之类的情报机构，对布什政府而言，也不再具有政策咨询的作用，他们要做的只是为布什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提供“有利的信息”，能让美国公众觉得信服就可以了。 再回过头说布什。萨斯金德是最早提出“布什的治理方式具有宗教色彩”说法的人之一。在萨斯金德看来，布什政府有两大特征，一是布什有着非常虔诚的宗教信仰，而且习惯于将之带入政治决策中。另外，布什对其属下的忠诚极其看重。萨斯金德在他上一部著作《忠诚的代价》（The Price of Loyalty: George W. Bush,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对此曾进行过深入的描述。该书提出，布什的首任财政部长奥尼尔就是因为“不够忠诚”才被迫离职的，在该书中，布什被描述为“一屋子聋子当中的瞎子”。萨斯金德指出，布什的这种将宗教信仰引入政治决策的做法，使得他行事只凭借自己的某种信念，或是自己的本能和直觉，一旦有人靠近鼓吹更为透明的、以辩论为基础的传统决策过程，就会被布什认为这是对他不忠诚。 当然，萨斯金德的定论并非完全不受挑战。萨斯金德在抨击布什及其助手们时往往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得近乎偏执。罗伯特"帕洛克（Robert L. Pollock）在《华尔街日报》对本书批评说，萨斯金德批评布什的方法实际上正类似于他笔下布什的做法，即萨斯金德为了说明布什如何如何，常常视事实和材料的有用与否，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或忽略。比如，在有关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尽管已经有两份出自两党联合调查（bipartisan inquires）的报告指出，布什政府并未给情报机构施压或歪曲事实，但萨斯金德却完全不顾这些报告，仍然一遍又一遍地指责布什政府就是施压和歪曲事实了，似乎那些报告从来就不存在一样，这样的做法岂非等同于他所描写的“布什不顾事实如何，就是认定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做法？又和他笔下的那个“偏执狂布什”有什么区别呢？因此，帕洛克的这篇书评认为，萨斯金德的《百分之一主义》一书称不上是伍德沃德式的，而是迈克"摩尔式的－－只要认定了某种想法，就不管事实如何，即使有不想要的东西，也可利用一切蒙太奇手法将之删掉。 《纽约时报》日前曾有一篇独家报道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彼得"胡克斯特拉（Peter Hoekstra）不久前致函布什，称中情局内部存在一个“刻意破坏政府及其政策”的团体，他们对布什政府不满，因此一有机会就故意设置障碍，和政府大唱反调；从中情局女特工普莱姆身分遭曝光案，以及多起泄密事件都可以看出这个团体运作的痕迹，而采取“有选择性地泄露情报”正是他们的通常做法云云。倘如此的话，在党派之争日益激化的今天，即使是政府官员透露的所谓内幕本身是否值得信任，也应该值得怀疑了。那么，历史的真相要大白于天下，就只能等到多年后相关档案的公开之日了？ 注：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的《进攻计划》（Plan of Attack）详见2004年第18期《华盛顿观察》周刊的新书介绍；詹姆士"李森（James Risen）的《战争状态：中情局和布什政府秘史》（State of Wa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CIA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详见2006年第6期《华盛顿观察》周刊的新书介绍。 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27期，2006/07/19 《读书》杂志1979年目录1979年第1期,总第1期 - 目录
２ 读书无禁区 ８〔笔谈〕解放“内部书”（雨辰８）——制止“侵吞”（辛山８）——海关这一关（黄仑１０）——借书难（黄克１０） １２ 马克思恩格斯写的书评 仲民 １４ 作家与书评（纽约航讯） 董鼎山 ２０ 探索现代化的中国风格 张慈中 于麟 ２５ 解放思想，突破禁区 卞哲 ——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问题漫谈之一 ３１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应当改革 子起 ３５ 怎样正确理解生产关系 吴学灿 ３９ 读马雅可夫斯基《列宁》诗的断想 良化 ４１ 略论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 张英伦 ５０ 《根》 ５７ 林肯这个人 邓蜀生 ６３ 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争论》 吴艾军 ６７ 科学和民主的赞歌 郑文光 ７３ “控诉文学”及其他 林大中 ７７ 书讯 81漫谈鲁迅研究 荒 芜
84“幽岩”质疑 陈 江 87鲁迅和章锡琛 振 甫 89《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 王 蒙 93 在汽笛的长鸣声中 艾 青 109《天平之甍》重译记 楼适夷 112 197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艾萨克·辛格 梅绍武 113卡静论辛格(西书随笔) 冯亦代 119人类总会走向大同 苏叔阳 123《论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书摘) 卡德尔(金作善节述) 130彭德怀(《西行漫记》选录) 斯诺(董乐山译) 135胡愈之谈《西行漫记》中译本翻译出版情况 143埃德加·斯诺作品介绍 裘克安 148一个奴才的成长(书摘) 亨利希·曼(傅惟慈节述) 153文史工具书及其用法(一) 武 雷 152编者的话 159一九七九年新书部分目录 封面设计 丁聪 1979年第2期,总第2期 - 目录 2今年的五四和马克思主义 汪子嵩 6科学与民主并重 汪士汉 11“<SPS=2309>”必须四门大开 范玉民 17〔笔谈〕理论不能以“长官意志”为准(子愚)——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斗争(张文起)——当代的也要“拿来” (董衡巽) 20关于“社会主义”一词的通信 于光远、高放 27“按需分配”与“各取所需” 吴学灿 32研究和编写历史必须实事求是 卞 哲 40 黄色，色情，爱情 林大中 44〔书讯〕 《沫若自传》(休)——《李大钊传》(姚维斗)——《前后汉故事新编》(崔文印)——《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灿)——《现代认识论与辩证法(宋益民)——《美国在中国的十字军》(云)——《第三次世界大战，一九八五年八月》(林)等 54喜读《美国短篇小说集》 文美惠 59罗宾汉英雄形象的再现 史 云 62一块小小的计程碑 郁 进 68有志气的女科学家居礼夫人 陈应年 75 内容充实的《汉英词典》 裘克安 77阿瑟·密勒评《丹心谱》、《蔡文姬》、《彼岸》 董乐山译 80 美国1978年度最佳畅销书 董鼎山 86 闻一多的佚诗 陈漱渝 88 闪光的铜板 姜德明 89 鲁迅《哀范君三章》和跋 振 甫 91 记陶行知祝贺《鲁迅全集》出版的一首诗 丁景唐 94 光明的祝颂 永在的情谊 胡从经 97 巴尔扎克谈中国 程代熙 100 《巴金选集》后记 巴 金 105 《再生集》前言 吴晓铃 109 回忆以群 冯亦代 114 大公报文艺奖金 肖 乾 116 批判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家狄更斯 赵萝蕤 124 花草辩 王云缦 梁晓声 131 谈批评与知音 湛 之 134 攻书如捡粪 郭 晨 137 这么办 方 非 144 中国古籍装帧的优良传统 黄 可 147 照相排字 丁 一 151 文史工具书及其用法(二) 武 雷 155 〔读者·作者·编者〕关于韩素音女士 (陈思明)——赵家璧同志的计划 1979年第3期,总第3期 - 目录
2给青少年写好通俗的政治读物 吴 木 9〔笔谈〕资本主义有什么可羡慕的？(子起) 10《真假皇帝》前言 叶君健 14喜读《外国文学家的故事》 刘半九 19引人入胜的一本科普读物 褚庆林 23永不凋落的艺术鲜花 钱 梅 29莎士比亚戏剧的启蒙读物 高烈夫 35为什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际是一个问题？ 董薇园 39通往“汽车销售大王”的道路 李 丹 43《外国历史小丛书》是“香花”，不是“毒草” 丘 权 48谈谈康德的《导论》 王树人 56 书讯 66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序跋 仲 民 72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经典著作 卞 哲 78《永乐大典》漫话 张忱石 87奔突的地下火之歌 胡从经 90 重读《清代文字狱档》 韦庆远 94图书馆见闻 盛巽昌 101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 汪家熔 102鲁迅的求书治学 高进贤 104“襄王枕上原无梦” 杨牧之 108 1978年美国出版的几种畅销小说 施咸荣 108“不发表就发霉”(纽约航讯) 董鼎山 113法国在读书 肖 曼 117“八重洲书籍中心”及其他 刘德有 119论翻译书 傅 雷 124知识的播种者 倪 平 129忆武库街 舒 芜 134延安(书摘) 王安娜 150鲁迅与书籍装帧 黄 可 152文史工具书及其用法(三) 武 雷 158一九七九年部分新书目录 1979年第4期,总第4期 - 目录
2共产党人应该讲修养 李洪林 9谈党史编写工作 胡 华 15解放思想 走向胜利 乔 淑 21诬陷变不成真理 丁 诺 26书讯 32读《西方美学史》 程代熙 40晚清社会的照妖镜 王俊年 46科学家传记的优秀作品《法布尔传》 公 盾 51《英语学习》帮助我们更好更快地学习英语 傅惟慈 55笔谈 67 关于读书种种(一) 华君武 59劝君莫要乱买书 汪家熔 62 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会观后 郁 风 68漫话三十年代书籍广告 辛 雨 73《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稿本 高 放 79译余偶拾 杨宪益 84郭沫若——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上) 卞 哲 98十八世纪英国最杰出的作家菲尔丁 濮阳翔 107忆一多兄 闻家驷 113沈镛与美学出版社及其它 冯亦代 120《梦溪笔谈校证》五十年 胡道静 126书的故事 黄 裳 131知识分子与美国读书界(纽约航讯) 董鼎山 132社会名流和他们的作品 彭 灏 137日本的推理小说及其代表作家 叶渭渠 141白修德的《寻找历史》 原书简述 马清槐 书摘 董乐山译 155读者·作者·编者短简——从《稿约》想到的——电子音乐不能否定 158一九七九年部分新书目录 1979年第5期,总第5期 - 目录
2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苏绍智 9记述朱德同志生平的一本好书 廖盖隆 23《朱执信集》读后 陈 铮 27读《美国文学简史》 周珏良 31《简·爱》——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 朱 虹 41简论《红与黑》 辛未艾 47《战争风云》，一部新型传奇小说 何满子 52书讯 62列宁写的书评 仲 民 66 笔谈 72买书不看成补壁，不如画个大书柜(漫画) 华君武 79可望不可及(漫画) 甘周仁 68 祭文·悼词 叶圣陶 71画龙不点睛 傅惟慈 73余悸病患者的噩梦(漫画) 丁聪画 罗扬句 74话说想当然 苏 晨 80《西谛题跋》序 吴晓铃 81印度的绘画六支和中国的绘画六法 金克木 85 有赠 荒 芜 90宋代散文的杰出代表苏轼 95郭沫若——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下) 卞 哲 102从袁世凯看报说到韬奋办刊物 舒 <SPS=1613> 106忆吴晗 顾家熙 111李政道教授谈读书·治学·育人 林 溪 118尼姆·威尔斯谈《西行漫记》及其他 王福时译 122我们的著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沈明国 127词义·文体·翻译 王佐良 135 1979年度美国文学奖金(纽约航讯) 董鼎山 138一九八五年八月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书摘) 钟宜山节述 159一九七九年新书部分目录 1979年第6期,总第6期 - 目录
72 两本珍贵的共产主义小组刊物的装帧 黄 可 1979年第7期,总第7期 - 目录
1979年第8期,总第8期 - 目录
1979年第9期,总第9期 - 目录
改革开放之初国人读书欲望之强烈1979年的《读书》杂志上一篇小短文，蛮有意思。从中大约可见改革开放之初国人读书欲望之强烈。
图书黑市
据我耳闻目见，到现在为止，“书荒”并没有真正缓和。无论是文、史、哲也好，数、理、化也好，都是供不应求，各种工具书尤其如此。按常理说，小小的《新华字典》应当象副食商店的油盐、百货商店的牙膏一样，天天有卖才好。现在呢？却是一天畅销，十天缺货。 由于老是供不应求，所以书籍的“自由市场”也就应运而生。最近，我在北京、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的几家新华书店门外，总是看见大批的人在买卖图书。经过仔细观察，其交换方式大体有四：1.原价出让，不讲任何条件；2.原价出让紧俏书籍，但要搭配滞销、陈旧或作废了的图书；3.书换书，等价计算，找补差额；4.乘机牟取暴利，成倍加价出售。 这种书籍“自由市场”，据说京、沪两地在发出治安通告后，曾经有所收敛，但为时不久，又照样兴旺起来。在长沙，省、市也发出过有关的文件，公安部门和新华书店也出动过人员劝止，但总是费力很大，收效甚微，结果是禁而不止。 八月下旬，我因公到上海，福州路的上海旧书店便去过几次，但见该店门外的生意比门里的还要热闹。牟取暴利者公开索价之高，使我听了不能不瞠目结舌。比如：《世界之窗》原价四角，索价八角；《文化与生活》原价五角四分，索价一元；《儒林外史》原价一元四角，索价二元五角；《说岳全传》原价一元九角，索价三元……。不特此也，而且“一言堂，无二价”。《古文观止》自重版发行一年半来，我到处求之而不可得，这次在上海书店门前侥幸碰到一套，花了三元五角(原价一元九角)。刚刚成交过手，别人又主动愿出四元求我让售，当然我没有答应。 上海是我国出书最多的一个地方，缺书尚且如此严重，到了边远城镇，更可想而知。 长沙目前的情况是：《英汉小词典》原价一元六角，黑市要二元五角；《辞海——语词部分》，原价十元八角五分，黑市要二十五元；《基度山伯爵》国内版原价四元七角，黑市要八元，香港版的更高达二十元；《三国演义》黑市价六元，高出原价一倍以上。 图书黑市交易之风决不可长，应该刹止。我以为唯一有效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多出好书、快出好书。苟能如此，则黑市图书交易的“土壤”和“条件”自然消失。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九百句——汉译注释》，初版时原价四角六分，长沙黑市卖到了一元五角；上海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共十七本，原价十一元七角三分，黑市上花三十元还不易凑齐。今年湖南将这两种书重印了，书店里大量供应，结果是两书的黑市交易就绝迹了。 出版社何不顺民意、体群情，检查一下自己的出版计划，缓出或不出那些可能积压的书，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比较地集中到脱销的书上来，统一造好纸型，由各省、市、区分散印行呢？（吴应林） [美国知识界素描]初作小说家与文学代理人这两天突然起了念头，想浏览一下《读书》杂志二十年的文章大概情况。于是在网上下载了来看。用鼠标快速滚动的话，一天工作之余只需抽出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看完一期，倒也不耽误事。
《读书》是我国重要的人文杂志，在知识界有着广泛的读者群和影响力，浏览其二十年来的文章，大约可以感受我国知识分子在才此期间发生的思想变迁。
另外，准备看到什么好东西，就顺便拷贝了，贴在这里，也算是给自己留存一份资料。 美国有一种奇怪的职业，叫做文学代理人。这种人专门代表作家向出版商推荐稿件，向报章杂志代为投稿，交涉稿费，谈判合同。他们的取费标准通常是稿酬的十分之一。这种职业之应运而生，有它的特殊社会背景。 原来美国的出版业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商业性企业。全国大约有一千多家出版社，每家出版社都接到大量书稿，虽然雇有编辑层层审读，但是实际上不是人力之所及的。比如说双日出版社(Doubleday)这家大出版商，除了正式编辑以外，雇有大批初读、二读人员，审读书稿，但它平均每年收到作家投寄的书稿约有一万部，编辑部人员再多，也无时间一一审读，一般就丢在“废稿堆”(slush file)中完事，由低级工作人员用印就的退稿信逐一寄还，很少有经初读、二读的两道关，而到编辑手里的。只有通过文学代理人推荐来的稿件，才有可能受到编辑的重视，因为这些文学代理人多半都是编辑出身，眼光敏锐，有识别有价值——不仅是文学价值，尤其是商业价值——的作品的能力，使出版社的编辑部可以省去不少时间和精力。另外一方面，不仅是无名作家为求作品能得到出版机会，必须仰仗文学代理人代他出力，即使是文坛有地位的名作家，也多半通过文学代理人为他办理交涉出版、稿费、合同等等事务工作，自己可以专心从事写作，所以愿意出这百分之十的代理费。 既然美国出版业是一项大企业，文学代理人也是一项获利甚丰的买卖，有不少代表著名作家的代理人自己也已成了团团的百万富翁。考虑到畅销书销路动辄以数十万、数百万计，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般精装本的版税(稿费)标准是初售量五千本为零售书价的百分之十，其次二万本是百分之十二，二万本以上是百分之十五(请注意是递增，而不是递减)。如果一本小说零售书价每本十元(目前书价一般在十元至十五元之间)，初售量五千本的版税就是五千元，其次二万本是二万四千元，以后每本抽一元五角。一本书若能销二十万本，作家的版税至少二十五万元。文学代理人的十分之一代理费就是二万五千元。 一本书若能销二十万本，已是畅销书，文学代理人即可向平装本出版商、读书俱乐部、电影或电视界推销版权。这样一来，各方面加起来的版税可达百万以上。文学代理人的十分之一收费就非常可观，尤其是如果他手头有十来个这样的名作家的话。 但若是一个无名的新作家，要找到一个文学代理人为他效劳，却比登天还难。上面已经说过，无名作家直接投寄到出版社的书稿，所遇到的命运百分之九十九是丢在“废稿堆”里，因为出版商的主要目的是赚钱。最吃香的是既有文学价值又能畅销的大作家，其次是能够为他们赚钱的通俗小说作家，如果遇到大作家的作品，即使不能赚钱，只要不至于亏本，他们也愿意出版，因为这样可以抬高出版社的声望。但是对于无名新作家一般都是敬谢不敏。文学代理人当然也是这样，他为你去奔走交涉，好不容易出版了一本初作，即使销了五千本，版税也不过是五千元，文学代理人才得五百元，这区区收入，连充他办公室开支还不够，他何苦为你效劳呢。 因此，无名作家就常常遇到这样一个难题：没有文学代理人，出版商不接受你的书稿，而没有出版过书，代理人义不屑为你代理。这就是无名作家的Catch—22。即使有个别幸运儿的初作经过这重重阻力，幸获出版，但如不能畅销，以后休想再出第二部、第三部。所以在美国要卖文为生，除非是畅销作家，否则靠偶而有几百元或几千元版税收入，没有一个固定职业，是不可能维持生活的。 既是这样，那么每年出现的一些初作小说家是怎么出现的呢？除了极少数幸运儿，盲目投稿，居然给编辑沙中淘金选中以外，有的是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有力推荐的。比如我的一位美国友人葛蕾斯(姑隐其姓)，今年三十出头，已经出版了二部小说，虽未列入畅销书目，但颇博批评界的好评，认为具有文学价值，而不是一般的通俗小说。有二部作品连续得到好评，葛蕾斯在出版界略有名气，在出版商的鼓励下正在写第三部作品，不久即可问世。除此以外，她已被聘担任哈佛大学创作课的教职。读者不免要问，她的初作是怎样被出版商看中的？ 原来葛蕾斯在大学期间，专攻哲学，毕业后找不到实际工作，而要在大学教书，必须先有一个博士学位。但由于社会上对哲学这门抽象的学问兴趣越来越少，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也越来越少，即使一个哲学博士，也很难获得一个教职。因此葛蕾斯为了谋生起见，只好再读了一个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到一个大学的图书馆任职。但她的兴趣是写作。她进入写作生涯的第一步是向图书馆月报(Library Journal)投稿写书评(没有稿酬)。某次她评了一个英国著名作家的新书。这位英国作家开始与她通讯，发现她爱写作，请她把书稿寄他一读，读后大为欣赏，深佩其才，将她推荐给自己的出版商。第一部小说成功，第二部、第三部就不成问题了。这种推荐，只是由名作家代替文学代理人而已，还不是由出版社直接看中的。 还有一种人，根本没有想写东西，当作家，但是因为生活经验特殊，引起注意，以赢利为目标的出版社就会主动来找。即使你不会执笔，出版商也可替你找个“捉刀人”(ghost writer)代写，或用你的名义，或用两人合写的名义，版税对半开或四六拆。比如前一时期尼克松下台后他的几个助手纷纷写书，或写水门事件内幕，或写白宫影射小说，还有许多电影明星写的自传，都用这一办法。 下面是美国最近一本畅销书出笼的经过，读者由此可以窥见美国出版界的噱头手法： 彼得·詹金斯(Peter Jenkins)年方二十八岁，却已有一本著作，《步行全美》(A walk Across Ame－rica)列为纽约时报四月份畅销书目。有趣的是他原来并不想写书，而是经过出版商的再三怂恿，才同意结束他的浪迹天涯的生活，而从事写作的。这个故事带有一点传奇性。 话说五年以前，彼得·詹金斯才只有二十三岁。当时美国仍深陷越战泥潭，一般美国青年都觉师出无名，良心不安，开始对美国社会制度产生疑窦。詹金斯突然心血来潮，决定步行全国，深入基层，了解民情。他于1974年离开美国的东北角康涅狄格州老家，开始步行。此事被《全国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发现，请他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他从纽约步行到新奥尔良一段的经过，发表在1977年四月号上，大受读者欢迎。于是引起许多出版商的注意，四出派人，到处找他，要他写书，但是当时他仍在步行途中，只有纽约的威廉·毛罗(William Marrow)出版社好不容易打听到了他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城一个墨西哥小饭馆中当零工。出版商用长途电话与他谈了四十分钟，终于把他说服，要他辞去饭馆工作，继续步行，周游全国。(他路过密苏里州时遇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女大学生，结了婚，这时已多了一个步行的伴侣。)于是出版社的总经理偕同两个编辑亲自坐飞机从纽约到得克萨斯一个小镇上的小旅馆中来找他们，谈妥合同。他的全美步行在自北至南走了四千八百英里，踏破了三十五双鞋子以后，终于在1979年1月在南方的新奥尔良结束，结果就是这本畅销一时的《步行全美》。 这两口子尝到了发财味道以后，已准备作第二次远行，从新奥尔良走到美国的西海岸，再写《步行全美续集》了。 1979年6月9日 纽约航讯 董鼎山 知识分子与美国读书界：《纽约书评》及其他这两天突然起了念头，想浏览一下《读书》杂志二十年的文章大概情况。于是在网上下载了来看。用鼠标快速滚动的话，一天工作之余只需抽出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看完一期，倒也不耽误事。
《读书》是我国重要的人文杂志，在知识界有着广泛的读者群和影响力，浏览其二十年来的文章，大约可以感受我国知识分子在才此期间发生的思想变迁。
另外，准备看到什么好东西，就顺便拷贝了，贴在这里，也算是给自己留存一份资料。 美国朋友与我讨论时事。他问我，为何在有关中国的新闻中，往往叫中学生为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我解释说，这是两国情况不同所致。中国人所称的“知识分子”，与英美人所称的intellectuals有质的不同，不能互划等号。中国所谓“知识分子”是指识字的、受过教育的、懂得常识的。在解放之前，绝大部分群众未受起码教育，因此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也可称得上一个“知识分子”。而在英美，几乎人人识字，所谓intellectuals就只指社会上层有学术造诣的人士，如教授、学者、科学家、作家、编辑等。单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并不一定是个intellectual。这犹如中国人说一个人“有文化”，指的是此人识字(literate)，而英美人所谓a man of culture是指有文化修养的人，绝不能混为一谈。美国朋友听了，恍然大悟。
我写了这段开场白，是为了在这篇通讯中，我要不时提到intellectuals。如果单纯译为“知识分子”，恐要造成误解，故暂且译为“高级知识分子”(英文中为了强调，也有high brow intelle－ctuals之称)。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读书界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书评主要是为他们服务的，因此书评家或文学批评家，在文艺界的地位也高过剧评家或影评家，因为后者的对象主要是一般的观众。 但书评与文学批评又有不同；前者仅是介绍新书，这本书可能没有价值，但是流行，因此书评有新闻性，有时间性，后者则是对具有文学价值但可能乏人问津的作品作出分析与评论，没有时间性。而且文学批评文章本身就是一篇文学作品。例如美国最有名的文学批评家、前几年亡故的埃德门·威尔逊生前难得写有时间性的书评在报刊上发表。 美国出版界既是一件大商业，书评的毁誉对一本新书的销路和生意有极大影响，因此书评与书评杂志不但在读书界受到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视，而且也受出版界和广告商的重视。 我在本刊创刊号中曾粗略介绍《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它是美国最有权威性的书评杂志，是《时报》的星期日附刊，《时报》另有每日书评，叫《时报书评》(Books of The Times)专栏，与上述那个自己有编辑部的《书评周刊》是两码事。《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接到新书后分寄全国各地(主要是高等学府)请学术界专家评介，而《时报书评》则由该报雇用的专职书评家撰写，两者在业务上并无直接关联。因此，有时同一本书可同时获得不同的评价。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地位所以高，是因为《时报》读者对象是高级知识分子之故。如果说《时报》的日刊主要销路限于纽约一地，星期刊则遍销全国，读者包罗全国各界最有权威的人士，他们都把《时报》当作圣经，每天、每周必读，平时言谈之间，常说《时报》怎么说怎么说的。因此其他各报(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圣路易邮递报》)各刊(如《纽约客》、《星期六评论》、《时代》、《新闻周刊》、《新共和》、《大西洋》，《哈泼斯》)的影响就远远不如《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原来在读书界有地位的《星期六文学评论》，为了迎合年青读者的趣味，几经改组，去了“文学”两字，目前已变成一本综合性周刊，内容包罗万象，有时论、旅游、幽默、影评、剧评、电视节目评论、音乐舞蹈评论等，书评只占极小部分，影响已大降。 然而在美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地位最高的刊物，还不是《纽约时报书评周刊》，而是十七年前才创刊的《纽约书评》(New YorkReview of Books)。它既非周刊，也非双周刊或月刊，每年出二十二期，平时一月两期，暑期一月一期。订户几乎全部是高级知识分子，销路虽不如《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但因读者的质地高，影响反而更大，甚至带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高傲气味。它创刊于1962年冬季纽约各报大罢工之后。那次罢工历时达三个月，纽约各剧院、影院、餐馆、百货公司等因无处刊登广告，营业猛减，生意清淡，特别受打击的是出版界。 那些高级知识分子每天不看《纽约时报》，好似每天不喝咖啡不抽烟一样，就会坐立不安，茶饭无心。但同时，一些最有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最受重视的三家书评周刊(除《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外，还有《星期六文学评论》和后来停刊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周刊》)原来已有不满，认为太商业化。埃德门·威尔逊这时便说：“印刷工人一罢工，《时报书评周刊》就失踪，这说明有没有它，无足轻重。” 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书评刊物是伦敦《泰晤士报文学附刊》，这时遂乘纽约各报大罢工之机，创刊了《纽约书评》，初意是填补报纸罢工所引起的空白，但十七年来，不仅已站稳了脚跟，而且有领袖群伦之势。它的创刊主要人物是已故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前妻、文学批评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 这刊物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有相当的不同。后者有商业性，因要拉出版商的广告这个生意经关系，登载的书评无所不包，甚至有流行通俗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之类的评介；每篇文章不长，每期可多载几篇；写书评的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不一定是头流人物。而《纽约书评》则全部由美国东部文学圈人士包办，有些瞧不起别人的高傲姿态(这使我回忆起，在抗战以前中国文坛有京派、海派之分，而京派瞧不起海派一样)。它所刊文章着重分析，不作一般简介，有时文章长得要命，从一本书敷衍开去，书评竟成了讨论某一个问题的专论。 它的第二个特点是有不少书评作家是所谓“新左派”，强调时代趋向，因此书评也偏重与当前时局有关的主题。例如在黑人人权运动蓬勃开展之时，该刊发表了不少对黑人激进派如黑豹党表同情的书评。越战激烈时，著名女小说家玛丽·麦卡锡等就借书评(当时有不少有关越战的书籍出版)为名，写了长篇大论的批评美国政策的文章。这是六十年代美国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两个问题，当时激进派流行一时，英语中甚至有了专门的辞汇，叫做radical chic(激进派时髦)，有的百万富翁不甘“落后”，与文艺界巨子联合开派对，请黑豹党人等激进派参加。凡此种种，《纽约书评》不是没有影响的。 对于中国，该刊也相当关心。例如，在邓副总理访美之后，该刊三月八日的一期首篇长文就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写，一口气评了九本有关中国的新书。 但是话得说回来，就出版界生意和读书界影响来说，《纽约书评》究竟曲高和寡，稍逊于《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七九年三月九日于纽约 纽约航讯 本刊特约记者 董鼎山 ——该文选自1979年的《读书》杂志 英国宪政史上的又一个具里程碑今年的7月4日成为英国宪政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在这一天，拥有600多年历史的英国上议院（又称贵族院）第一次用选举的方式产生了一位新议长，同时废除了有1400年历史的大法官职务（Lord Chancellor，该职务由首相提名、国王任命，一直兼任上院议长一职）。原工党政府卫生大臣，现为上院议员的女男爵海琳·海曼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选举产生的上院议长，这标志着英国贵族制度的改革又前进了一步。 （全文） [转载]韩国队出局是必然、也是“天谴”输掉与瑞士的最后一场小组赛，看台上的红海洋和球场上的红魔队对裁判的抱怨，不能不让我想起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那届世界杯之所以成为足球史上的持久话题，绝非因为出人意料的冷门迭爆，而是因为足球黑哨的丑陋。在那届丑陋得前所未有的世界杯的背后，是更为丑陋的足球政治和民族主义狂热。 回想日韩世界杯，几乎想不起什么精彩的场次和球星的表演，倒是裁判的丑陋给我留下最深的记忆。小组赛上劣质裁判的多次致命误判，已经令人厌恶，但对韩国队打进十六强，我还是为之欢呼，因为韩国人在小组赛上踢得的确不错。然而，从八分之一决赛开始后，尽管韩国队创造了接连打进八强和四强的“奇迹”，但随着意大利和西班牙被黑哨吹出世界杯，种种丑陋已经让人不忍目睹。（全文） 温习《读书》20年，感受二十年来中国知识界的移变 这两天突然起了念头，想浏览一下《读书》杂志二十年的文章大概情况。于是在网上下载了来看——用鼠标快速滚动的话，一天工作之余只需抽出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看完一期，倒也不会耽误事。
《读书》是我国重要的人文杂志，在知识界有着广泛的读者群和影响力，浏览其二十年来的文章，大约可以感受我国知识分子在才此期间发生的思想变迁。
另外，准备看到什么好东西，就顺便拷贝了，贴在这里，也算是给自己留存一份资料。 “不发表就发霉”——谈美国的大学出版社 这两天突然起了浏览一下《读书》杂志二十年的文章大概情况。于是在网上下载了来看。准备看到什么好东西，就顺便拷贝了，贴在这里，算是给自己保存一份。
美国学术界人士流行一句脍炙人口的话：“不发表就发霉”(Publi－sh or perish或译“不出版就完蛋”，但为照顾原文字面相近，姑作今译)，来形容一部分大学教书匠所处的困境。尤其是在每年评级的时候，你如没有著作发表，不但不能提级，而且有失业的危险。
那是因为在美国学术界和大学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势利态很重：注重研究工作，而轻视教书才能。往往有广受学生欢迎爱戴的教授，因为久无文章发表，或者发表不多，而被解聘或者被拒提级的。 这种重研究而轻教书的倾向，造成了出版界的一种特殊现象：大学出版社林立。美国设有研究院颁发博士学位的大学共有三百七十五所(一九七八年统计尚不完全，这是一九七七年的数字)，而大学出版社即达一百家。这一百家大学出版社都是由所属各大学出经费，为教授学者提供出版机会的。因为他们的著作大多学究气重，枯燥无味，没有销路，不能赚钱，商业性的出版社不感兴趣。这也难怪，一般所谓研究成果，多半都是引经据典，表明学问有根底，书后还附了多页参考书目，其实倒是符合中国的一句老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真有价值的并不多。 我的这种说法，当然也是就大概而言，不免有些过份。但据我个人在大学社会里的观察，不少教授与其浪费时间制作(不是著作)无价值的书，不如专心执教，至少对莘莘学子有个交代。但是“不发表就发霉”这个规律定下了不少教授的命运。 但话也得说回来，要不是有大学出版社在做亏本的买卖，在唯利是图的美国商业社会，许多重要学术著作就绝不会有问世的机会。尤其是过去几年来，美国一般大学，不论公立私立，大都缺乏经费，各种科系专业都难以维持，不要说出版社了，而许多大学出版社仍能硬着头皮办下去，对于学术界不是没有贡献的。 大学出版社是个赔本买卖，这在下列的数字中可以看出：一九七七年度大学出版社出书占全美出书总书目百分之十一，不可谓少。但是从收入来说，全美出版界该年总收入四十六亿元，大学出版社只有六千万元，不过是其中百分之一点五多一些。这种相差悬殊现象在近年越来越变本加厉。销路不好一部分固然是因为没有生意眼，另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近年来美国一般经济衰退，图书馆缺乏经费，学者们担忧生计，而这两方面原来乃是大学出版社最重要的主顾。单是在一九七一年，哈佛大学出版社一家就亏本达五十万元。一般而言，大学出版社无论大小，每年平均亏本约十万元。在过去，大学出版社的书，一般可销二千三百本，现在是一千三百本。这种销数与商业性书籍(tradebook)三、四万本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 为了补救这种亏本情况，大学出版社也在慢慢的改变方针，不象以前那么道貌岸然了。有的甚至不要学者来主持业务，而向商业性出版界挖角，出书开始注重生意眼。比如在过去，社会、人文的科研书目占全部总书目约一半，但现在有的大学出版社也开始出版诗歌小说，不但如此，有的也接受非学者教授的外界人士的稿件，这样与商业性出版社抢起生意来了。 另一种倾向是出版专门化。例如韦斯连大学专出诗歌，锡拉丘兹大学专出环境研究书籍，印第安纳大学专出民俗学，俄克拉荷马大学专出印第安人研究等等。凡此种种，无非是希望能扩大一些销路，至少做到减少亏本。 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的总书目约二千种，大的如普林斯顿、哈佛、芝加哥、加利福尼亚等大学，每年约各出版一百二十五种新书，而小的只不过出二、三十种。这些书虽荣膺不少书奖，但列入最佳畅销书目的却绝无仅有。 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委员会一般约六人到十二人，都是本校教授。编委会接受外稿，也请外界学者共商选题。一般印数初版不过二千到二千五百本，如果能给五百元或一千元的版税，已算不错了。不过作者可以在书籍的装帧上得到安慰，一般都是用头等纸印，布面精装，甚是讲究。 自从约翰斯·霍浦金斯大学于一八七八年首创大学出版社以来已有一百年了，它第一本印的是美国数学杂志。在这一百年中，它一共也只出了二千五百种书。就历史悠久而言，在一九○○年以前创办出版社的仅约翰斯·霍浦金斯、康乃尔、芝加哥、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五家。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姗姗来迟。此外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在美国也设有分处，这两家营业倒不错，很少亏本。 大学出版社出的固然多半是枯燥无味、少有价值的书，但在此一百周年纪念之时，我倒也要为它们吹嘘一下，其中也有爆发冷门的。比如一九五○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由一个年轻社会学家及其两个同事合著的《孤独的人群》。当初出书时因此书太专门，只印了一千五百本，以为足够应付未来十年乃至二十年的需求。不料此书竟然畅销一时，历年以来，平装本每年可销五万本，总数已超过一百万本，许多大学选了此书为社会学教科书，作者大卫·里斯曼就成了著名的社会学家了。 又如一九六○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有关教育学的书，本是一次教育会议的讨论的结果，出时哈佛很勉强，出后却受到书评家的好评，数年来单是精装本就销了七万五千本。书名《教育过程》，作者杰罗美·布鲁纳。 另外一个例子是注重出版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的拉丁美洲文学的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出了西班牙流亡诗人胡安·拉蒙·希门尼斯的诗集《柏拉特罗和我》，同年该诗人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商业性出版社对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看了只有眼红。 但是这都是个别例子，大学出版社出的书绝大多数都是乏人问津的。这里仅举一端，可见一般：普林斯顿出了一本《日本人口》，作者爱琳·泰伯尔搜集了十三个世纪以来的资料，共有一百四十一个统计表。其销路之少，可想而知，但普大认为这些表有价值，向福特基金会请求补助一千元资金，专家们认为此书乃是权威之作。 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研究，也是各大学出版社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不是这篇通讯所能包括的，这里只好割爱。 二月十六日于纽约 纽约航讯 本刊特约记者 董鼎山 ——该文选字1979年3月刊《读书》 [美国国庆日]有关建国之父的著作两部《建国之父怎么做？我们的问题，他们的答案》（What Would the Founders Do? Our Questions, Their Answers）理查德"布鲁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著，珀尔修斯书业集团（Perseus Books Group ）2006年5月31日出版，精装本261页，定价26美元； 《金融领域的建国之父：那些让我们富裕的人们》（Financial Founding Fathers: The Men Who Made America Rich）罗伯特"赖特（Robert E. Wright）与大卫"科文（David J. Cowen）合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1日出版，精装本216页，定价25美元。
近两年来，美国有关建国之父的著作一直是出版的大热点。此类图书随手可以举出一大列，从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的《革命性格：什么使得建国之父与众不同》（Revolutionary Characters: What Made the Founders Different）、大卫"麦库罗（David McCullough）的《1776年》、大卫"福尔摩斯（David L. Holmes）的《建国之父的信仰》（The Faiths of the Founding Fathers），到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与乔纳"诺瓦克（Jana Novak）合著的《华盛顿的上帝：宗教、自由和我们的建国之父》（Washington's God: Religion, Liberty, and the Father of Our Country），以及约瑟夫"艾里斯（Joseph E Ellis）的《乔治"华盛顿传》（His Excellency: George Washington）、朗"切诺（Ron Chernow）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马克"斯库森（Mark Skousen）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未完成的自传》（Benjamin Franklin's unfinished autobiography --- completed at long last, using his own outline and words），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一种分析认为，“国父热”表明美国人在后9"11时代陷入了迷茫，它是美国人所具有的那种一旦遇到挫折，就总是不由自主地就想回归建国之父，从他们身上汲取经验和精神力量的心理反射。也有人认为，这是世纪之交的一般规律－－每到新世纪就有必要对建国之父的遗产重新进行一番梳理。当然，也有人认为，有出书的就说明有读这类书的市场，此乃正常之出版现象，大可不必上纲上线。对于这种现象到底所意为何，在此我们也不去讨论。只是在7月4日美国国庆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不妨为大家介绍此类图书中比较有意思的两部，算是应景。 他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建国之父怎么做？我们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是国父书丛中 “刻舟求剑”的典型。曾著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传》、《WASP的生活方式》和《绅士的革命》等书的专栏作家和历史学家布鲁克海瑟此书的书名应该是来自于基督教徒的座右铭：“基督会怎么做”（What Would Jesus Do，WWJD），由此亦可见布氏对建国之父们的崇敬之情了。
布鲁克海瑟写作此书的目的是想让读者了解建国之父们在面对类似我们现今的一些有争议的难题时，会选择怎样去做，或主张怎样的观点。这实在是件困难的工作。须知，古今既有社会环境之不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大为不同，思维方式、思想和意识形态之类更是容易变移，如此，以彼之行动和观点来要求此时之人，是否会有“刻舟求剑”之嫌？
比如，布鲁克海瑟在书里将现在的干细胞研究和建国之父时代的掘坟盗尸做医学研究类比似乎就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再比如，对于热门的同性恋权利议题，布氏则以18世纪美国社会－－当然也包括那些建国之父们了－－对鸡奸的普遍敌意来证明建国之父在同性恋权利问题上的立场。布氏在书里这样写道，即使是被被公认为“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反对鸡奸，更无论他者了。
至于流传的所谓“那个时代的一些爱国者很有可能是同性恋者”（some of the patriots might in fact have been "gaytriots"）的说法－－尤其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和他的朋友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s）年轻时的通信被许多人认为颇有些暧昧。对此布鲁克海瑟则辩解道，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信是那个感伤主义色彩浓厚的时代的反映，而且，既然信里也有关于女性魅力的描写，自然就说明写信者实在是不可能对同性感兴趣的。
还有就是，布鲁克海瑟在“建国之父如何看待枪支控制”问题上拿不出直接的例证，就只好大谈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来源，以及为何市民自己组建的民兵是公民自由的重要保证等等，以此来说明建国之父们并不赞同枪支控制。这显然将“刻舟求剑”推到了极致。要知道，建国之父在所处的18世纪面对的最大挑战是缺乏常备军，而不是诸如持枪抢劫、黑帮泛滥和校园枪击等这些现代美国人为之苦恼的问题。
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布鲁克海瑟的做法总体来说是有其道理所在的。试想，相比美国的建国之父，中国的圣人孔子距离现代社会是更遥远的吧，但他的《论语》何以今日读来仍觉韵味无穷，充满了智慧呢？道理很简单，那就是，生活中的很多事物或许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但其自有一些属于“灵魂”和“精神”的东西是永远不会变化的。正因为此，诸如《论语》、《建国之父怎么做？》等书中讲述的前人智慧是值得我们去常常温习的－－当然，教条地依样画葫芦就难免“让上帝发笑”，而是学习其精神，学习其智慧。
那些长期被忽视了的建国之父们
长期以来，每当提到美国建国之父，我们总是会想起诸如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弗兰克林这些声名显赫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确，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美国才得以凭借自己弱小的实力打败当时不可战胜的大英帝国，赢得了独立，并创建了伟大的宪法及其他的法律框架，为美国民主的稳定、有效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人们似乎忽略了的一点是，美国革命并不仅仅事关自由和民主，也同样关乎民生、关乎经济。就象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赖特和独立经济学者大卫"科文指出的那样，财富是公民自由和公众福利得以存在的前提和保证；正是在那些金融领域的建国之父的不懈努力下，创建之初还很脆弱的美利坚合众国才能够逐渐强大起来。
赖特和科文在《金融领域的建国之父：那些让我们富裕的人们》一书中给我们讲述了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来到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时期，那些美国建国初期的，或知名或无名的“金融国父”们是如何一步步为美国打造了必须的财富和金融制度基础，从而使这个原来由十几个殖民地组成的松散的、具有很大利益分歧的联盟体逐渐转型成为一个单一的超级经济力量的。
所有这些“金融国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出身寒微的汉密尔顿，一生颇具悲剧色彩：虽然他身为美国建国之父之一，却始终没能象其他几位一样登上总统宝座，而且在与其主要政治对手杰斐逊的竞争中，输得惨不忍睹。此外，汉密尔顿之死也是因为和杰斐逊的副总统亚伦"伯尔（Aaron Burr）的决斗。
幸运的是，在汉密尔顿过世之后，他的政治遗产，包括“工业建国之路”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包括中央银行的主张等等，却击败了出身种植园主的杰斐逊坚持的乡村美国道路，在此后的美国历史中一一得以实现，并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当代历史学家对汉密尔顿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正变得越来越高。在有关他的最新一部传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中，作者朗"切诺（Ron Chernow）这样写道：“汉密尔顿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虽然从未成为总统，却可能比那些成为了总统的人有着更为深远、更为持久的影响。”
注：朗"切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书的详细情况见2004年年9月22日《华盛顿观察》周刊的新书介绍。
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25期，2006/07/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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