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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sh of EmotionsDominique Mo?si 世界感情冲突 多米尼克·莫伊西 (吴万伟 译) 13年前,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说“文明冲突”将主宰世界政治。从那以后的事件已经证明亨廷顿的观点正确比错误多。不过,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感情的冲突。”西方世界表现出了恐怖文化,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则陷入羞耻文化,而亚洲许多地方则表现了希望文化。 [转载]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六脉神剑” 作者:夜郎带刀
武侠小说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的奇幻仙侠、郑证因《鹰爪王》的帮派技击、王度庐《鹤铁五部曲》的男女悲情、白羽《十二金钱镖》的社会综艺、朱贞木《七杀碑》的奇诡推理各具特色,而且文笔功力均不俗,为新派武侠综艺侠情的奠定了基本套路,新旧的简单划分无法割裂前后传承。诚然,文笔繁冗、结构拖沓、思想观念陈旧是旧派武侠弊病,但侠义精神、情节模式、人性真情等等内在的武侠小说特有要素不仅不逊色于后辈作家,甚至犹有过之。新派武侠起于五十年代中期,金庸、梁羽生在香港扛起大旗,起点最早、成就也最高;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三剑客”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以及上官鼎、云中岳、柳残阳、独孤红、慕容美、萧逸等人在宝岛众剑齐出,走出了不同于金、梁的综艺侠情武侠道路,毕竟金庸、梁羽生的才情不是信手拈来的;60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古龙另辟蹊径,终于从大武侠的格局走出,带来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变革,终可与金庸分庭抗礼,古龙风风靡一时;七八十年代,深受古龙影响的温瑞安,将自己的才情注入武侠,带来了新派武侠诗意化;九十年代,黄易异军突起,以玄幻、修真的因素带来武侠新鲜血液,与此同时,深受漫画影响的《风云》系列以魔幻、奇幻色彩展示了武侠的多样可能;大陆武侠在网络化时代终于走上前沿,孙晓、凤歌、小椴、沧月、杨叛等人的共同努力,使新武侠在玄幻修真小说大行其道之时保持着生机和活力。看看新派武侠发展历程,大致可以理出这六条脉络,其间交叉、重合、创新是难免,只能说是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六脉神剑”。 第一脉:金梁天才 金庸,将武侠带进社会主流的一代宗师,其作品中的经典人物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对社会大众的影响潜移默化。虽然已近半世纪,仍旧长盛不衰,无论文笔功力、人物塑造、情节设置、内涵底蕴至近无人企及,十五部作品好像是挖绝不尽的宝藏。虽然古龙的影响一再冲击,但其还是稳居盟主宝座。《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飞狐外传》还略带草莽气,处江湖之远不忘江山;至《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建立江湖大格局,已可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笑傲江湖》对自由的憧憬、《天龙八部》对命运的感叹、《鹿鼎记》对武侠乃至历史的反讽,彻底把武侠推上至今无法企及的高度。其它的中短篇,《侠客行》、《连城诀》、《雪山飞狐》、《白马啸西风》剑走偏锋,余味无穷;《鸳鸯刀》、《越女剑》因为篇幅过短,更多因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而被人们熟知。 梁羽生,《龙虎斗京华》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所建构的武侠世界丰富多彩、精彩纷呈,文笔功力相当不俗,诗词歌赋的本领当属第一,奈何既生瑜何生亮,和金庸同时出道注定了其尴尬的地位。究其原因,大概是作品平稳有余、灵动不足,格局甚大、内蕴欠缺,起点较高、突破较小,当然这只是和金庸相比,较之其他名家作品层次明显高出一个层次。梁羽生努力在建构自己的武侠体系,30多部作品大致都有脉络可循,历史感很强。 义和团系列:《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牛刀小试,可能因为选择的背景缘故,还难以开山立派。 唐系列:《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慧剑心魔》,以安史之乱为时代背景,融入了很多唐传奇故事,颇为不俗;《女帝奇英传》重新演绎武则天,悲剧色彩甚浓。 宋系列:《狂侠天骄魔女》—《武林天骄》—《飞凤潜龙》—《鸣镝风云录》—《瀚海雄风》—《挑灯看剑录》—《风云雷电》,以民族斗争为背景,格局甚大,草莽气甚浓,可惜欠缺名篇佳作,略显沉闷。 塞外系列:《游剑江湖》—《牧野流星》—《弹指惊雷》—《绝塞传锋录》—《剑网尘丝》—《幻剑灵旗》,虽也有家国情仇,但江湖味道多了些,人物形象也多元化。 天山系列:最能体现梁羽生水平的系列,以明清为背景,以天山派为主线,名篇佳作甚多。《还剑奇情录》-《萍踪侠影录》-《散花女侠》-《联剑风云录》-《广陵剑》—《白发魔女传》-《塞外奇侠传》-《七剑下天山》-《江湖三女侠》-《冰魄寒光剑》- 《冰川天女传》-《云海玉弓缘》-《冰河洗剑录》-《风雷震九州》-《侠骨丹心》。 封笔之作《武当一剑》水准般般,未出作品《武林三绝》不知真伪。 梁氏武侠,温文尔雅又略带乏味,结构散漫、人物众多、枝节颇多但框架有序。如张丹枫、卓一航此等名士儒雅风采,如云蕾、玉罗刹如此巾帼飒爽英姿,间或金世遗、厉胜男等真性情豪杰等等众多人物刻画的丝丝入扣,没有简单的偶像化、神圣化,多了几分生气、人性。这个江湖有着历史背景的底蕴,给其提升了不少水平。 金庸、梁羽生都是天才,其风格无法复制,就算模仿也很难做到如此典雅凝重、清新脱俗、雅俗共赏。从现在的小椴、凤歌的作品里,隐隐有着他们的影子,但路漫漫其修远兮。 第二脉:综艺侠情 台湾武侠一开始就走上了与金庸、梁羽生完全不同的道路,其更多的是受到民国五大家的影响。他们建构的江湖,没有太多的历史背景,而存在于现实之外,类似金庸作品中《笑傲江湖》中的江湖大格局。他们是尴尬的一代,作品占据新派武侠小说大半江山,甚至他们建构的江湖才是大众观念中的江湖,但因为作品质量参差不齐,最为人所诟病;他们是不幸的一代,金庸、梁羽生珠玉在前,古龙新派风格一统天下在后,他们始终是配角身份,甚少关注。相较而言,他们反而是最值得研究的一群。 一品:司马翎、卧龙生、诸葛青云、柳残阳、云中岳、上官鼎、萧逸、独孤红、慕容美。 台湾三剑客是台湾武侠的霸主级人物,司马翎作品的底蕴是最接近一流的,初期《剑神传》系列还处于综艺侠情的阶段,但重视人性的刻画,卓尔不群,可惜结构过于凌乱、文笔驳杂、情感描写不太符合大众胃口。中期《剑海鹰扬》、《纤手驭龙》等作品将前期作品中江湖大一统的格局发展的日趋成熟;《霸海屠龙》、《玉钩斜》等作品又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推理斗智的道路。后期《强人》、《极限》等作品风格又为一变,更多对命运的哲思,结构散漫,情节诡异,应该算是残缺的精品。后来的黄易作品很多司马翎作品的痕迹,对人生的哲思、人物欲望的挣扎与张扬、心理推理斗智以及一些人物的原型,等等。卧龙生的名气绝对三甲之列,大量的盗版书都以他冠名,可见其作品最符合读者阅读习惯。他的作品致力于江湖大一统格局的设置,开创或者说发扬了很多武侠小说的模式,应该说三剑客前期作品他成就最高。《飞燕惊龙》、《玉钗盟》、《天香飙》绝对的武侠正宗,江湖味道最浓。《天剑绝刀》、《金剑雕翎》虽然没什么突破,但也精彩纷呈。中后期《天龙甲》、《摇花放鹰传》、《飘花令》以女性为主角,淡淡的悲情味道萦绕其中,成就颇高,可惜不被重视。诸葛青云的文笔功力、结构驾驭堪称一流,虽然背景是江湖,但人物骨子里还是还珠楼主式仙侠的味道,场景多设置在名山大川,早期《紫电青霜》堪称佳作。离奇的情节、血腥的场面、人物塑造的模式化影响很大,但相较于司马翎的推理、卧龙生的悲情,诸葛的小说欠缺底蕴,因此过多的自我重复,鲜见佳作。《金手书生》、《咆哮红颜》勉强算是佳作。单论作品质量,与其把诸葛放在一品中,还不如换成司马紫烟。但其更多的价值在于,对还珠的奇幻仙侠一脉继承发扬,风格独具一格。 柳残阳、云中岳为江湖注入了硬朗的气息,不同于大众化的儒雅才子、少年俊侠。柳残阳更多的写黑道枭雄,打斗场景的惨烈很有点暴力美学的味道,大段大段的话剧式旁白配合表情动作难得的切合人物身份,江湖道义演绎的淋漓尽致。虽然故事情节很简单,就是以暴制暴、争抢斗狠,但行文很简洁有力,人物塑造得很成功,侧重点放在人物刻画,而不是故事情节,在综艺侠情类小说中别开生面。《枭雄》、《生死锤》、《断刃》堪称经典。云中岳可能是老辈作家创作时间最长的了,现在网络上得到很多推崇。作品草莽气多余江湖味,一般写江湖豪客,现实感较强,将历史地理知识融入其中,早期的《锋镝情潮》、《绝代枭雄》很是悲壮,不一样的江湖味道,可能就是绿林吧。 上官鼎,三兄弟的组合很是另类,既有别开生面的恢宏架构、又有衔接的生涩漏洞。作品不多,但自立门户,不落俗套,很有点玄门正宗的味道。作品很大气,不是指格局而是底气。《沉沙谷》、《侠骨关》堪称经典。萧逸也是坚持自己风格,行文文雅中带着生涩,感觉在云中岳和卧龙生之间摇摆,现实感较强。值得赞赏的是他的创作态度,很用心的去做。《马鸣风萧萧》、《甘十九妹》堪称佳作。独孤红文笔洗炼,处女作《紫风钗》就出手不俗,作品多以明清为背景,皇宫恩怨牵扯其中,开创了“京味”武侠独具特色。《雍乾飞龙传》、《大明英烈传》是其代表作。慕容美文雅清新,温情脉脉,情趣不俗。虽然不够大气,但演绎了江湖的温和一脉,作品结构甚少漏洞,重视文笔的技巧。多以翩翩少年平息江湖祸乱为题材,文笔功力不弱于诸葛青云,更多了些轻松愉悦。《风云榜》、《烛影摇红》档次不俗。 单论作品质量,也许司马紫烟、高庸等人不输于这九人;单论影响力,也许陈青云、李凉名气更大。但是综合各类武侠小说的特色,以及对武侠小说创作的贡献,还是选出这九人作为代表。司马翎的推理斗智、卧龙生的传统悲情、诸葛青云的仙侠流韵、上官鼎的雍容大气、萧逸的文艺侠情、柳残阳的铁血江湖、云中岳的草莽武林、独孤红的京味武侠、慕容美的温文尔雅这九大门派共同支撑起台湾综艺侠情武侠的天空。 二品:高庸、司马紫烟、易容、玉翎燕、秦红、孙里鑫 作品质量不逊于九大门派,可惜因为难以另起炉灶,只能屈就其下。高庸的作品部部可观,很有新意,文笔功力不俗,《纸刀》、《天龙卷》、《玉连环》都是精品之作。司马紫烟,清新流畅,既有诸葛青云的故事架构,又有慕容美的飘逸洒脱,《七剑九狐》、《六月飞霜》绝对精品。易容以为卧龙生替笔出名,其构思、文笔甚至凌驾于卧龙生之上,奈何作品太少,但凭借《王者之剑》、《大侠魂》,足以在武侠史上留美名。玉翎燕,作品既有梁羽生的凝重、写实,又有萧逸的侠情、综艺,《千里红线》、《孤剑起风雷》实属精品。秦红作品很有新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九龙灯》是难得的佳作。孙里鑫的作品别具一格,怪异又不乏古雅大气,《万里云罗一燕飞》是其代表作。 三品:东方玉、东方英、忆文、墨余生、秋梦痕、萧瑟、雪雁、武林樵子、曹若冰 偶有佳作,但整体格调不高。东方玉的作品质量放在二品有点勉强,放入三品有些可惜。清洁流畅、江湖味道很正宗,《纵鹤擒龙》、《一剑破天骄》可以一观。东方英很会写故事,《河汉三箫》、《烈日飞霜》颇有一气呵成之感。忆文小说颇多新意,《飞羽令》、《冷香谷》佳作也。秋梦痕延续还珠楼主海外飞仙一脉,《野火太子》、《苦海飞龙》想象力极为瑰奇。萧瑟作品多有模仿的痕迹,但《碧眼金雕》一书足以让他跻身高手行列。雪雁作品有柳残阳的痕迹,《邪剑魔星》、《风虎云龙》值得一看。曹若冰和东方玉风格差不多,《玉扇神剑》、《鬼眼劫》本属佳构,奈何瑕疵过多。 综艺侠情武侠是武侠小说中最大的派别,也是风格最多样、水平最参差不齐的一群。没有提到的作家还很多,有作品鲜见于大陆的,如独抱搂主、百剑堂主、谷如风;有没多关注的,如伴霞楼主、南湘野叟、鬼谷子;还有作品低劣不值一提的,如公孙梦、应天鱼。在综艺武侠的大潮中,还有三股流变值得关注。一是陈青云为代表喋血江湖的鬼派,多是复仇者形象,喋血滥杀,但却极受欢迎。简单流畅的情节、恩怨情仇的了断似乎与一般的综艺侠情武侠无甚区别,诸葛青云、柳残阳的作品中血腥场面也不少,简单的否定其流行似乎有点草率,毕竟陈青云的作品中,也有值得肯定的因素。二是李凉为代表嬉闹江湖的顽童派,以韦小宝、小鱼儿为原型,诞生了一批精灵古怪、邪得可爱的顽童形象。《杨小邪》实属佳作,文笔流畅、情节幽默、想象丰富这都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其为人诟病的色情情节描写持怀疑态度,李凉的风格在于诙谐幽默,掺杂色情描写得署名作品是否其真作还有待考察,网上署名作品究竟有几部真品还有待考察。李莫野不是有六部作品就是托其名出版的么。这一派还有个人物和李凉并驾齐驱,祁钰的《秦宝宝》以女顽童形象诙谐江湖,将柳残阳的江湖故事加入女性特有的言情文笔,值得称道。三是独孤残红、沧浪客、阳朔、戊乾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武侠,沧浪客、阳朔以续写金庸作品出名《蛟龙惊蛇录》、《九阴九阳》传播甚广。沧浪客独创的《一剑平天下》系列自然悲凉氛围、大气的架构,独孤残红《销魂一指令》系列营造的江湖故事,戊乾的一系列《传奇》都是颇有新意,但欠缺底蕴,没有摆脱综艺侠情的范畴,有建构江湖的雄心,但模仿痕迹太重。 第三脉:古龙新派 如果说金庸是天才,那么古龙就是鬼才,给新派武侠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这是后来的温瑞安、黄易都没能做到的。首先,从人物塑造上,金庸、梁羽生写侠之大者,司马翎、卧龙生众人塑造的人物很难企及,更多的是偶像化、模式化、千人一面,而古龙写侠之风流,游侠如楚留香、陆小凤、叶开,浪子如胡铁花、郭大路,极富个人浪漫色彩,真情真性。其次,情节结构方面,摆脱了大江湖格局,注入悬疑、推理等因素,注重氛围营造,情节诡奇多变、令人瞠目结舌。第三,行文方面,简洁灵动,多以短句行文故事,加以哲理旁白。第四,武功虚化,更多的氛围、心理的描写。古龙创作大概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初期的《苍穹神剑》《游侠录》等十余部作品,文笔稚嫩,尚不入流,实在和后期作品差距太大。 第二阶段,起自《大旗英雄传》,《浣花洗剑录》、《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作品沿袭综艺侠情的大江湖格局套路,但又颇多创新,至此,古龙已经可以与台湾任何名家一较高下。 第三阶段,古式独有风格成熟期,摆脱大江湖格局,张扬个人风采,楚留香、陆小凤、小李飞刀、萧十一郎等作品以独特的古龙风格奠定了其宗师地位。《七种武器》把江湖演绎得别具一格,《欢乐英雄》将其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血鹦鹉》融入恐怖、悬疑,《三少爷的剑》、《英雄无泪》写英雄的无奈、落寞,《猎鹰赌局》探索另外短篇武侠模式,建构起自己的江湖。叹息古龙后期身心俱疲,不少作品多由他人代笔。 没有受古龙影响的很少,但接受其行文变革、情节诡变的多数,领会其内在酒剑精神底蕴的极少,所以,大多只学其形不得其神。龙乘风的《快刀浪子》系列从行文上几乎能以假乱真。黄鹰《沈胜衣》、《天蚕变》、《惊魂六记》系列也属精品,其中篇《风云十七剑》一气呵成、堪称佳作。丁情是古龙的嫡系传人,《那一剑的风情》等作十足的古龙味道。熊沐的《风花雪月》,文笔酷似,情节恶俗。真正能把古龙风格融入自己创作的是另外四个人:于东楼、奇儒、周郎。 于东楼的作品质量比之古龙毫不逊色,《短刀行》堪称经典中的经典,风格自成一派,可惜作品太少,除了《碧血黄金》的两部,《侠者》只闻其名不见流传。 奇儒,将古龙风格与其佛学底蕴融合,《蝉翼刀》写得很唯美,作品连续能自成一派,可惜自我重复过多,江山和江湖的结构框架,高手友朋的凸现不出主角色彩。 周郎,大陆武侠的后起之秀。《奇兵十七》中篇系列以武器写爱情,文笔优美、情节诡变、构思极佳,可惜《燕歌行》、《横刀万里行》等长篇又回归江湖大格局,水准下滑。 巍琦,《金帖侠盗》模仿楚留香,极尽古龙推理之能事,文笔洗炼,可惜仅有一部作品。 第四脉:温氏才情 温瑞安是个很传奇的人物,才华横溢,命运多变。其实,正规说,他才是将古龙风格发扬光大的人,但其温式风格独树一帜,只能另算一脉。古龙的新在于他的诡奇、温瑞安的新在于他的才情。一、文笔唯美,融入细腻的感情化文字,推动了武侠文学化。这一点古龙在《天涯明月刀》中有过努力,但并不成功。温瑞安凭借自己的才情,于细微处流露真情真性,阅读温氏武侠,至少文字上带来的是美感享受。二、行文求新求变,从字体的排列、重复、语句的设置等方面下足了功夫,探索汉字表达情感的可能性。三、情节构架大气,于大江湖格局中独辟蹊径;行文散托自然,技巧娴熟。四、与古龙塑造的人物不同,古龙多些侠之风流,温瑞安笔下写侠气,如萧秋水、方歌吟的成长,写侠义,如四大名捕为国为民。五、重视武的成分描写,不像古龙那样虚化武功,看得出温瑞安是很认真设计、构思。 《神州豪侠》、《血河车》还是江湖大格局模式,但已经卓尔不群,内韵十足。四大名捕系列、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奠定了自己的风格。可惜得是作品系列之间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一部不如一部之嫌。有时候为变求变,注空才情、侠气的作品只是个美丽的躯壳而已。另外,温瑞安是老一辈作家中短篇写得做好的,《刀丛里的诗》、《杀人者唐斩》堪称经典。总体观之,温氏武侠文学化将武侠小说的档次、质量带上了新的高度,不再停留于编故事,而是将自己的情感宣泄到笔触,用唯美情感化的笔触表达出来。大陆新武侠的代表小椴、优客李玲、步非烟等人深受其影响,毕竟,有好的文笔不一定是好作品,但好作品一定要有好文笔。 第五脉:黄易玄幻 武侠小说的发展需要天才,当人们感叹温瑞安江郎才尽,对武侠前途灰心失望的时候,黄易横空出世,将玄幻、气魄融入武侠,带来了崭新的武侠世界。一、气势恢宏,格局庞大,借助历史背景以及一些史实展现了雄浑的江湖画卷。不太重视细节的精雕细琢但掩饰不了铺天盖地的气势,人物之多、情节之长、线索之杂独步武林。二、人物的精神气质发生了转变,金庸写侠之大者、古龙写侠之风流、温瑞安写侠之才情、黄易写侠之修真。笔下人物注重修真悟道,去探求生命的奥妙,很浓的玄学色彩。浪翻云的洒脱、寇仲的霸气、徐少陵的飘逸,但骨子里的气质却是一致的,对人生求索的积极态度。三、个人欲望的张扬,没有了传统武侠的温文尔雅、知书达理,任由自己的欲望沸腾,靠武力、智慧乃至心机,近乎肆无忌惮的追求自己的目标。四、武功描写玄幻化,独具一格,自成一派。 《覆雨翻云》中的修真悟道、《大唐双龙传》中的个人不甘命运、《寻秦记》中的跨越时空,不同程度的丰富了武侠创作的多元化,在黄易的武侠世界里,正邪之争不过是个人追求过程中的点缀。 黄易的变革不乏追随者,龙人、无极等的大部头著作也借助了历史的恢宏气势和玄幻色彩的融入,可惜底蕴全无,不伦不类。沈默《孤独侠》等作品模仿得惟妙惟肖,可惜只是模仿而已。 与黄易带来武侠玄幻化的同时,受漫画风影响,马荣成《风云》、黄玉郎《天子传奇》、刘定坚《刀剑笑》等作品充斥着魔幻色彩,其中《风云》系列是难得的佳作,可惜好评甚少,作者是个谜,虽然署名马荣成、丹青,但看看漫画似乎故事发生在之前,而且文笔构思局不落俗套,断浪为友成魔、几段爱情的描写很感人,聂风的无为气质、步惊云骄傲不逊,跌宕起伏、想象瑰丽的情节都独树一帜。虚拟的背景、神秘的宿命、漫画式人物、自由畅想的故事,发出了了奇幻武侠的先声。 第六脉:大陆新武侠 终于,大陆新武侠走上了前台。上个世纪,大陆武侠始终处于陪衬地位。和沧浪客、阳朔等人对金庸的低劣模仿、续作,陈天下对温瑞安恶意的冒充,周郎、独孤残红对传统武侠的延续不同,终于,小椴、杨叛、时未寒、沧月、步非烟、沈樱樱等人用自己的才学和探索,为大陆武侠走出了继承发扬、开拓创新多样精彩的路子。 一、传统武侠,借鉴前辈作家的精华,将金庸的典雅、古龙的奇诡、温瑞安的诗意、黄易的玄幻、风云系列的魔幻色彩乃至综艺武侠的大江湖格局融入自己的创作。孙晓的《英雄志》在历史背景下建构江山江湖的格局同时加入人生哲思,凤歌《昆仑》的恢宏气势演绎着金庸式的江湖大格局,金寻者的《大唐行镖》将金戈铁马、脉脉温情带入江湖,小椴的《杯雪》、沧月的《听雪楼》唯美的笔触大有温式风格,步飞烟《武林客栈》、《华音流韶》颇有古龙悬疑神韵、行文之妙,又加上魔幻色彩。时未寒《偷天换日》几乎将金、古、温的风格尝试了个遍。 二、奇幻武侠,在玄幻修真小说大兴其道之时,武侠也在探索者多样的可能。树下野狐《搜神记》、《蛮荒记》将古代神话融入其中,瑰丽雄奇,气势恢宏。萧鼎《诛仙》,将仙侠一脉发扬光大,情感化的笔触,传统的爱情,奇幻的场景,演绎不一样的传奇。江南、今何在等人共同构筑的《九洲》,借鉴了游戏的因素,构建一个虚幻的时代,虚虚实实,不乏历史悲壮史实的氛围,充满魔幻色彩。包括,沧月、步飞烟的作品中,奇幻色彩很浓。 三、历史武侠,把武侠作为历史的一种工具。代表作,红猪侠《庆熹纪事》、随波逐流《一代军师》,写官场的勾心斗角、历史的风云变幻为主要线索,江湖味道很淡。这类作品不算多,但质量都不俗。 四、短篇武侠,武侠彻底文学化,没有统一的风格,只是为了表达情感、展示故事。成就最高的当属杨叛,其《简单武侠》系列短篇却技巧十足,留白运用得很好,一般结尾处将情感推到高潮。沈樱樱、江南、方白羽等人也是各具特色,展示了短篇武侠的生机活力和无限可能。 大陆新武侠的特点总的说来,一是文笔很好,技巧娴熟。金庸的古雅、古龙的灵动、温瑞安的诗意给其多样选择。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底气十足。二是多种因素融合,历史、玄幻、魔幻等等,想象力的空间有了多样创作的可能。三是认真的态度,求新的创作意识摆脱了港台武侠商业化的流俗,至少没有过滥的前后差异、托人代笔等等现象。大陆新武侠是幸运的,前辈作品给他们丰富的资源,情节故事、写作技巧、人物塑造等等取之不尽,玄幻小说又给他们丰富的想象力、无所不能的解构和建构;大陆新武侠又是不幸的,网络时代文学的泛滥,让武侠小说面临着不得不变革、求索的困境,如何保持武侠小说特有的内涵,如何选择性注入新鲜血液,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始终坚信,武侠不死、热血不息,小椴、沧月、杨叛、萧鼎、孙晓们,加油。 回家过年 描写过年的,最喜欢的还是鲁迅《祝福》里的开头几句,可能是因为都是浙江人的缘故罢。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 ” 给安南打分《一片好心:“美国时代”的科菲·安南与联合国》(The Best Intentions: Kofi Annan and the UN in the Era of American World Power) 詹姆斯·特劳布(James Traub)著,法劳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06年10月31日出版,精装本464页,定价26美元。 和其他担任这个职位的人一样,刚刚从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卸任的科菲·安南也饱受争议。安南出身加纳,在其联合国秘书长的第一任期(1997-2001年)内,由于得到诸大国各方面的配合,诸事得心应手,而至第二任期(2002-2006年)则开始被各种各样的丑闻所包围,而且大国利益冲突渐多,凡事受到掣肘,真可谓寸步难行,处处不讨好。激进主义者骂其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保守派则指责其爱出风头,紧要关头总与美国对着干,致使美国的民主事业常常功亏一篑,委实可恶至极。 实际上,安南的这种窘境与其说是其个人的能力或品德问题所致,毋宁说是联合国这一机构特殊的机制所致。联合国只是国家间的一个松散联合体,而非一个世界政府,它产生的决议对其成员国并无强制性的约束力,涉及安全等重大问题时,更是只有由五大国一致同意后决议方能有效。这一弱点在大国利益没有严重冲突的“好时代”尚好,在诸如冷战这样的特殊时期却是致命的--冷战时期的联合国就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可参见2006年第31期《华盛顿观察》所载笔者关于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人类议会:联合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的介绍)。 这也正是安南第一任期的写照,那时正逢冷战结束不久,联合国风光无限,最风光时,几乎世界凡有危机处,便可见到安南身影,真无愧“世界总统先生”之美誉。而到了他第二任期时,9·11事件刚发生,美国等如临大敌,联合国自此处处捉襟见肘。9·11后反恐战争被美国提高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人甚至认为它是继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之后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值此转型中的不确定时代,各大力量蠢蠢欲动,纷纷想要作为一番。 可以说,安南的无奈正是后9·11时代世界格局进入转型期后联合国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无奈。《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知名记者詹姆斯·特劳布在安南卸任之际,推出《一片好心:“美国时代”的科菲·安南与联合国》一书,为我们记录了安南10年“世界总统”生涯的风光与无奈,我们从中也能读出联合国在这10年中所面临的机遇和危机,它的兴衰演义。 特劳布的这部著作颇有安南官方传记的意味。从2003年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安南一直让特劳布旁听自己的会议;他在会见各国高官或外出进行出访时,也经常会带上特劳布。此外,为增加特劳布对自己的感性认识,安南还为他安排了至少18次私下的采访和谈话机会,向他透露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想和看法,说明自己做各项决策背后的考虑,以及对各国一些领导人的评论等等。因此,这部书是至今为止有关安南职业生涯的最详尽和权威的著作,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也在此书中得以首次披露,比如,在1996年五大国挑选秘书长人选的时候,法国曾想否决安南,但安南最后还是用挑选一名法国人继任他此前负责的维和事务副秘书长这一重要职位作为交换条件与法国达成了妥协。 安南几乎将其一生的职业生涯全部献给了联合国。他24岁即进入了联合国,从一个小职员开始做起,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过。1993年,因为在海湾战争期间的优异表现,当时的秘书长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挑选他出任联合国负责维持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正是从这一重要的职位开始,安南陷入了广泛而持续的争议。 人们指责他对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或者说他没有能给国际社会提出足够严厉的警告--致使80多万卢旺达人在短短一个月的大屠杀中死亡;而几个月后,在波斯尼亚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又有将近8000多名穆斯林被屠杀,在这两次事件中,当地都驻扎有一定数量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但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却无能为力。甚至特劳布也认为他的传主当时可以做的应该更多,比如,可以以辞职来警告国际社会。但安南没有这样做,他选择继续留下来:在他看来,留在联合国,可以为人类和平事业做得更多。 选择继续留下的安南,此后仕途一片光明。1995年,他在甚至连加利也没敢做决定的情况下,同意了美国对塞尔维亚军队的轰炸。这一行动给了美国深刻的印象,为他在一年后拿下秘书长宝座铺平了道路。 凭借着他在这个机构几十年的工作经验,担任了联合国秘书长一职的安南如鱼得水。他甚至不顾传统,果断要求联合国尝试介入一些新的领域,比如建立在极富争议的“人权高于主权”论基础上的干涉行动,以防止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这引起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这些国家担心自己的内政会因此受到干涉。 在此期间的安南及其团队,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如:帮助诸多象东帝汶和塞拉利昂这样的战乱国家进行重建工作;扩大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维和范围和维和行动;与许多跨国公司签订合同,让他们参与到联合国的行动中来。这样,到第一任期将近结束的时候,安南为自己和他的机构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他这一时期卓越成绩的最有效说明。 但很快,随着乐于和联合国合作的克林顿被信奉单边主义的布什替代,随着9·11的发生,安南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2003年3月20日,布什政府在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之后,仍然无法说服国际社会,于是断然抛开了联合国,自组联盟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一事件给了安南十分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极有可能使他多年来的努力化为泡影。据特劳布的描述,遭受打击后的安南退缩到他在纽约的住处,开始服用抗抑郁剂,甚至一度说不出话来。他的消沉状况一直保持了好几个月,直到后来美国邀请联合国进入伊拉克,协助当地的重建工作。 厄运不止于此。在此期间,多个联合国高官,以及联合国驻多个地方的维和部队被揭发出性骚扰丑闻;此外,他在担任联合国维和事务副秘书长前后主持的针对海湾战争后伊拉克进行人道救援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也被查出存在严重的腐败行动,一时之间,安南饱受攻击,不但一直对他和联合国不满的新保守派不断要求他辞职,甚至连他属下的职员也一度举行罢工要求安南下台。 无论如何,在特劳布看来,安南至少抓住了历史给予联合国的绝好机遇,即冷战结束后,没有白白浪费掉一展身手的机会。他积极地四处出击,深入各个冲突地区不知疲倦地进行穿梭斡旋,其结果是不但使得几乎已经瘫痪的联合国实现全面复兴,更是让联合国秘书长这个原本只是“为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服务,并负责执行这些机构所制定的方案和政策”的职位,扩张成为一个风光无限的、被人赞誉为“世界总统先生”的“宝座”。 或者是为了让联合国能革故鼎新,更好地反映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的世界新形势,或者是为了让自己的联合国秘书长生涯能有一个完美的句号,也或者是仅仅为了转移公众对自己窘境的视线,安南在其任期的最后两年,加快了搁置已久的联合国改革进程,包括对争议最大的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的改革,以使联合国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反恐战争,同时,防止诸如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先发制人式打击再次发生。只是仍然出于联合国机制中固有的致命缺陷,其改革计划大多陷入无疾而终的命运: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并没有出现质的变化;安理会改革则更是陷入了死胡同。 在此时从庄严的联合国大厦离开的安南,不免给人一种壮志未酬的悲壮感觉。桃花依旧,人面全非,情何以堪?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5期,2/7/2007 美国左派应对9·11负责?《内部敌人:文化左派及其对9·11的责任》(The Enemy At Home: The Cultural Left and Its Responsibility for 9/11),迪内什·迪索萨(Dinesh D’Souza)著,达博岱出版社(Doubleday)2007年1月16日出版,精装本352页,定价26.95美元。
美国保守派学者、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迪内什·迪索萨的新著《内部敌人:文化左派及其对9·11的责任》是一部即使从保守派的角度来说也是非常尖锐、甚至有些偏激的作品。我们知道,在一个日益两极化的社会,一派对与其对立的另一派进行指责和攻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比如保守派就一直指称自由派是美国道德败坏、向敌人示弱的罪魁祸首。但是如这位印度裔学者一般,正式将9·11事件发生的祸根直接指向自由派的做法却是至今闻所未闻。
自9·11发生之后五年多来,美国人一直迫切地想知道伊斯兰世界之所以仇恨自己的原因,为此他们展开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辩:自由派指责是保守派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导致了仇恨,而保守派则指责是自由派的懦弱鼓励了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壮大。
然而在迪索萨看来,这样的讨论都只是停留在了枝节末叶上,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和根源。他指出,9·11的计划是在布什政府对中东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甚至在其上任之前,因为这么庞大的计划,显然需要长时间的筹备--也就是说,伊斯兰世界之所以仇恨美国,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与现在自由派所攻击的布什的所作所为没有因果关系,要搞清楚事情的根源,就必须回到9·11之前--这一视角使得迪索萨从某种程度超越了政治之争,回归至人类常识。
迪索萨指出,虽然诸如“十字军圣战”、石油利益以及对以色列的支持等等一系列的历史、经济和政治因素对伊斯兰世界产生反美主义情绪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远没有达到让他们感到危及其文化和信仰的程度,真正让伊斯兰世界感到危及其文化和信仰的正是美国的大众文化,是以无神论、堕胎和同性恋为特征的“堕落和放荡”的美国生活方式。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美国的这种大众文化,这种“堕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已经进入了伊斯兰社会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中,不仅是极端的穆斯林,甚至连温和的穆斯林都感到危机,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在发动一场针对伊斯兰而来的文化战争,从而激发了其对美国产生极大的恐惧和仇恨。
迪索萨表示,这一切其实都是文化左派--指以好莱坞明星、主流媒体和左派知识分子为首的自由派精英主导的,因为无神论、自由放荡、物质享受等,正是自由派伦理的表达,正是他们所极力宣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迪索萨认为,文化左派才是9·11发生的根源所在。他在书里这样写道,如果一定要给9·11悲剧找出一个罪人的话,那也不是布什,而是卡特和克林顿,正是卡特的外交政策和克林顿对恐怖主义的软弱反应,分别导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发生和基地组织的不断壮大。
问题在于,伊斯兰世界根本不会去了解美国国内的情况,他们只相信从美国媒体、从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美国。这是迪索萨最感到无奈的,因为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恨其实是一个误解,他们所仇恨的那个堕落、世俗的美国实际上只是文化左派通过他们的话语工具所描述和宣扬的美国而已。实际上,还存在另一个不为他们所知的美国--一个真正的美国,有着和他们一样的宗教信仰,珍惜文化传统,这个美国和他们一样正在努力反抗着自由派的侵蚀,因此,他们和美国应该站在同一个战线才是,遗憾的是,伊斯兰世界对这个美国并不了解。
迪索萨指出,伊斯兰世界的极端组织和文化左派虽然没有正式结盟,实际上却在有意识地行同盟之事:他们在信奉的理念上虽各有不同,在摧毁美国的目的上却是出奇地一致:伊斯兰极端势力利用民众的误解,挑起他们对美国的仇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文化左派则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话语权从内部发起瓦解民众意志的运动。
文化左派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胜利:越南战争--越战对美国而言是场失败,对他们而言却是巨大的胜利,这个胜利不仅是在外交政策上使得美国不敢对外干涉达数十年之久,而且是涉及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政治上民主党左派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文化上,反战运动激发和巩固了反文化运动,取得包括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等全方位的胜利。现在他们在努力实现一场新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美国同时面临着两个战线的敌人。
有鉴于此,迪索萨认为,美国要想赢得这场战争,首先要做的是分清敌我:文化左派和伊斯兰极端组织一样,是敌人,不能再象以前那样认为他们虽然懦弱,但毕竟还是自己人。现在要做的是设法让伊斯兰世界明了,真正的美国人是他们的朋友。
从这一原则出发,迪索萨认为,布什当前所采取的方法是不明智的,因为那样只会给极端组织提供更多的借口,其结果是,即使消灭了100名恐怖分子,却会导致更多的敌人出现;而那种不合时宜的民主推广,也只会让极端势力更加壮大,就象哈马斯组织在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取得的胜利。
美国人所能做的最佳选择,迪索萨指出,是把内部与文化左派进行的文化战争拓延至全球反恐战争,竭尽所能地阻止文化左派向伊斯兰世界以及其他与西方有着不同传统的人们宣扬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代之以向他们展示那个他们所不知道的美国,向他们证明美国的保守派及多数温和自由派,和伊斯兰世界一样对文化左派的价值观和大众文化感到忧虑,当他们谴责这种价值观的时候,应该支持他们。
迪索萨认为,尤其应该在文化左派所擅长的国际舞台上击败他们,比如利用联合国“揭露左派的堕落”,与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和其他人合作,遏制左派组织在全世界推动把激进的女权运动、同性恋、卖淫和色情文化变成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因为左派“推销的狭隘西方议题对世界上多数人来说在道德上是可恶的,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迪索萨表示,他以前一味沉迷于塞谬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模式,以为战争只在“我们”(西方社会)和“他们”(阿拉伯世界)之间进行,因此从没有想过将内部的文化战争和外部的反恐战争联系起来,只是在9·11后,经过对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重要人物进行了深入了解之后,他才认识到,内部的文化战争和外部的反恐战争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不消除文化左派对世界的影响,就不可能赢得反恐战争。
因此,迪索萨提出,美国必须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他提醒那些上不了前线作战的普通美国人,包括学生在内,不要以为不能和恐怖分子在战场上拼杀就出不了力,在国内和文化左派做斗争也同样是和敌人战斗。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4期,1/31/2007 鲍雷恩:学术界是如何欺骗保守思想的?吴万伟 译
尽管最近的选举结果不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是保守派知识分子不断取得突破的时代,他们的能见度大幅度上升。30年前电视上唯一可以看见保守派的地方是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温文尔雅的的谈话节目《火线》(Firing Line)。如今他们出现在《与媒体有约》(Meet the Press)和《60分》(60 Minutes)上。保守派占据了电台的谈话节目,政治博客世界(political-blog universe)也倾向于是右倾的,尤其是自由意志论观点。至于说图书出版,从前保守派著作只是莱格尼里出版社(Regnery Publishing)等出版社边缘性的题材,现在的保守派作家成了畅销书作者,有些小型的保守派出版社比如伊康特出版社(Encounter Books)获得飞速发展,而主要出版社如企鹅出版社(Penguin)已经开始成为保守派的标志。到2003年,《城市杂志》(City Journal)的编辑安德森(Brian C. Anderson)能够宣称“左派几乎垄断舆论和思想阵地---长期以来让自由派观点席卷任何不同意见,就好像它们根本不值一提---的时代开始急剧下降,让人惊讶地迅速终结了。”
公共生活的益处是真实的,不过把保守派在媒体的地位看得过高是错误的。因为从另一方面说,变化其实很小。当我们评价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进入一个书籍和思想稀薄的栖息地,欣赏这些东西的最重要场所是大学校园。在大学里,保守派知识分子仍然是困难重重。他们与传播他们的呼吁,进行课程教学和研究的大学的关系仍然紧张。 这种状况对不管是自由派还是对保守派都有不良后果。正如最近的三本书,一本是主要的自由派教授所作,一本由著名的保守派专栏作家所写,另外一本是清楚可见的保守派作家所写,显示保守思想的复兴远远超越了校园的范围,虽然大学仍然拒绝在课堂讲授保守派传统,否认其学术合法性。 考虑一个课程设置方面的例子。十年前,亲眼见证压迫的思想家开始着手社会和权力运作的多方面调查。他把哲学分析和历史观察结合起来,创造出现代生活的解释,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最后得出相反的结论:个人多元的能量对抗国家控制性的行为以及理性的专家。后者就是一帮运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关系的18世纪19世纪的理论家,那些社会科学家。这个思想家的结论是,这些人造成了当今时代的一些重大灾难。 问题就在这里。我不是说福柯(Michel Foucault),该描述和他吻合,也和当今学术界不那么神圣的人如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吻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哈耶克先后与时代的最主要政策罪恶社会主义政权拥抱的中央计划斗争,同时他也是保守派思想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关于自由企业、个人自由和中央权力方面的权威。 不过,尽管福柯和哈耶克探讨的话题类似,哈耶克为自由市场辩护(因此他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观点对全球政治的影响远远大于福柯对于诸如精神病院和监狱等社会结构的分析,但是两个思想家在人文课程领域的地位有天壤之别。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在本领域有相当的影响,他的社会著作也进入商学院的自由派手中。但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哈耶克根本不存在。当我80年代读研究生期间,几乎没有一个星期过去而不激烈争论福柯的,可我不记得听到过哈耶克的名字。在那让人兴奋的时代,政治派别下的文化批评,学术界的人形成了全球视野和超越意识形态羁绊的先驱,但是他们的参考范围不足。从那以后一些零散的保守派中心在全国的校园出现,但是正如当前所显示的,保守派很少在人文课程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公共知识分子不那么目光偏狭,甚至有些左翼人士确实承认哈耶克的显赫地位,但是往往带有不屑一顾的味道。比如,在《上帝注视下的市场:极端资本主义,市场多元主义,和经济民主的终结》(One Market Under God: Extreme Capitalism, Market Populism, and the End of Economic Democracy (双重天出版社Doubleday, 2000))中,《阻击者》(The Baffler)的编辑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用专横的嘲弄的语调简要总结了哈耶克的遗产。他提到哈耶克的重要著作《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不过只把它轻蔑地等同于“带有纳粹罪恶的英国式社会主义”。针对哈耶克把商人看作反抗精英和顽固分子偏见的势利阶层的受害者,弗兰克不由得讽刺性的嘲弄“虽然如此,大学里的那些自由派教授仍然要把你和富豪分开的。” 更重要的是,弗兰克蔑视哈耶克是迎合企业家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公司真信徒”(corporate true believer),相信商人阶层的骗术。当然保守派会反对,尽管智囊团里和在全国报刊发表文章的保守派公共知识分子承认哈耶克是个试金石,但最近我们看到让人不安的迹象。那些参与激烈党派辩论的人好像忽略了自身的智慧传统。 人文课程中缺乏保守派思想,校园外的人对保守派思想一无所知,或者更糟糕的,把保守派看作权势者的帮工是知识界的标准特征。这些不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在说到观点和价值的时候,大学校园仍然是最重要的学习的场所,课程当然有相当的影响。大学有责任传授对形成思想深刻信息全面的个人所不可缺少的观点和作品。大学学习不仅要鼓吹和使用知识,而且还要获得并反思这些知识。大学具备足够的自主性来对待作为智慧传统一部分的任何思想,进行学术研究。 大学文本和大众文本的分别具有让人丢脸的后果。如果某个派别的观点和著作在教室里缺失,但是在市场和政府部门存在,我们倾向于解释它具有工具性的价值。它们的影响力归功于对企业或者政治有用,而不是里面包含的思想内容。如果大学不把这些著作和观点放在课程中,它们就不可能得到自由的分析和讨论,这是值得尊重的著作和观点都应该得到的待遇。当它们远离校园,就好像没有独立的可靠性,没有必要和它们所满足的利益集团分开。 这对于保守派知识分子来说是让人沮丧的。当独特的知识分子100年前出现在巴黎的时候,它是作为对抗性的思想出现的。他们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把专业知识延伸到抗议中成长为知识分子,超越金钱和地位的诱惑成为他们代表更高尚东西的标志。能够让他们保持诚实和可靠的正是他们的独立性。能够让他们具有权威的正是在不涉及利益瓜葛的情况下形成自己观点这个事实。 这正是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困境。他们试图要代表当今时代,但是他们得出的观点被教授所忽视,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蔑视。数数“文化和社会”课程上的这些名字哈耶克,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和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计算一下中间偏左的刊物上有多少次这些名字不与金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框架是完整的,保守派思想的前奏开始和结束都处在乱哄哄的政治和金融领域,从来没有上升到思想的殿堂。 路易斯·拉潘姆(Lewis H. Lapham)的臭名昭著的2004文章“愤怒的触须:共和党宣传机构简介”(Tentacles of Rage: The Republican Propaganda Mill, a Brief History)用花哨的,铜臭味十足的细节详细列举概要。由于大学忽视保守派观点,媒体向左扭曲,如拉潘姆的故事所显示的,保守派只好运用自己的资源,比如凯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和美国遗产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刊物(《新批评》(The New Criterion)《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和媒体主持人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和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 在这个活动中,引人注目的是,策划这个计划的保守派人士不是知识分子。他们是权力经纪人,当时《哈波斯》(Harper's)的编辑拉潘姆称他们为国家的“企业贵族”(corporate gentry)。这些人担忧地见证了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但是非常尴尬地对那些无法迅速转变为金钱的概念不感兴趣,他们缺乏智慧上的武器来回击。所以他们也收买了部分人,招募作家,思想家,编辑和发言人炮制反智慧主义,“为思想的血汗工厂(intellectual sweatshops)提供资金以创造政治和社会经济理论”。没过几年,那些“神圣的车间”就出版了著作,举办研讨会和媒体节目,随着意识形态著作的价码不断增加,他们聚集起来大量“迫切皈依保守派信仰的各路人马。” 我们可能对拉潘姆的某些事实发生分歧,但是只要知道他提供了那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报告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关键的问题是保守派思想没有和权力脱离关系,或者说保守派知识分子仍然怀揣着人家的支票薄。 合法性的缺失造成了扭曲的思想环境,学界没有人能逃脱其危害。美国社会,更别提学生只能得到糟糕的服务,如果公众领域的观点没有在教室里经受概念上的,历史上的,和政治上的分析和讨论。不幸的是,课程设置方面对保守派思想和观点的关注往往是反射性的、肤浅的,根本不是对抗性的关系,很难说有任何关系。 这种堕落的气氛影响了最热情的批评性努力。最近的两本书表现了这个情形的陷阱。安德鲁·萨利文(Andrew Sullivan)的《保守派的灵魂:我们是如何失去的,怎样找回来》(The Conservative Soul: How We Lost It, How to Get It Back (哈伯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社,2006)和迈克尔·伯鲁比(Michael Bérubé)的《自由派人文艺术的自由在哪里?》(What's Liberal About the Liberal Arts? Classroom Politics and "Bias" in Higher Education (诺顿出版社(W.W. Norton 2006))讨论的内容不同,作者的政治主张也不一样。萨利文是知名记者,在经济和外交方面有保守派思想,在社会问题上是自由派,试图为公共政策上的保守主义辩护。伯鲁比是宾州大学(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英语教授,在学术界名气很大,以自由和进步的思想驰名,有足够的能力怀疑、嘲笑同行对于世界的与世隔绝的观点,试图为高等教育中的自由主义辩护。他们反驳的对手也不同。萨利文反对自从冷战结束后一直增加的支持共和党的宗教极端主义者。伯鲁比反对的是攻击大学的自由派偏见的保守派。萨利文为普林斯顿政治教授罗伯特·乔治(Robert P. George),《标准周刊》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以及其他被他列入极端分子行列的人的影响感到遗憾。而伯鲁比则哀叹由激进分子和作家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领导的反对大学的闪电战,这个战斗得到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的附和,得到学者斯坦利·罗斯曼(Stanley Rothman)和本文作者的支持。 萨利文用预测性的假设开始。随着苏联解体和1990年代全球化的兴起,一个“社会经济满足”的时代好像出现了。税率降低,犯罪率下降,政府规模缩小,市场扩大。增加的财富造成社会经济文化的急剧变化,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左派乌托邦死了。美国缺少了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理想来安抚国民的期盼。人们渴望“意义政治”,一种平静焦虑和容纳后冷战时期进步的框架。按照萨利文的说法,“极端主义(fundamentalism)时代到来了。” 他说,极端主义开始于心理政治的情绪,他的著作前半部分描述了极端主义确定性的快乐和疑虑。萨利文说极端主义者“不猜想,不辩论,不纳闷,不怀疑。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他都知道。”那些偏离基本原则的人需要得到同情,帮助或者惩罚。这里,极端主义违反了温和保守派承认全球人类的脆弱性的信条,背叛了里根和戈德华特(Reagan-Goldwater)时期的遗产。在后半本书里,萨利文简要指出了良好保守主义,采用法国随笔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的谦逊和英国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断然接受我们无法肯定知道的东西”作为负责任的政治的起点。 伯鲁比的开始不是假设而是一段叙述。一个保守思想的学生花费一学期的时间重复反自由派的名言,伯鲁比接着说他谈论这件事非常果断、没有任何偏见。这个例子后来在他的课堂描述方面有详细的介绍,目的是显示自由思想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是怎么发生的。伯鲁比反驳自由派偏见的指控,用证据显示对学界批评的说法的夸张程度,而且提出了积极、自由的自由派教育理论。 迄今为止,对于这些书的评论集中在萨利文的极端主义者特征描述是否公平,以及伯鲁比用来反驳反学界的数据是否站得住脚。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突出的问题是保守派传统的展现。 萨利文尊重保守派传统,称赞奥克肖特(Oakeshott(1901-90)是自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以来最著名的思想家。但是当谈到宗教保守派,或者自称保守派的宗教人物时,蔑视的味道就非常明显了。萨利文写到这种“新保守派把头脑带进极端主义者的心理”,给予把所有东西都作黑白分明的判断的顽固习惯理性思考的光环。(该症状否认自己的错误,同时极端地指责别人的错误。)因而,用他们最聪明的词语来反驳新保守派就是非常关键的。但是萨利文的许多例子是拙劣的。作为圣经极端主义的代表,他不是选择真正的思想家而是在倾向性舞台演出中的人物:电影《向上帝挑战》(Inherit the Wind)中的威廉·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大律师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的质问下晕倒在证人席是决定性的。作为关于性的自然法则理论的例子,萨利文不是选择经受多年批评的书或者文章,而是采用2005年加州巴沙迪那城市学院(Pasadena City College)的老师爱德华·费瑟(Edward Feser)写的博客日记。该博客包含这样一句“阴茎的功能是非常明显的把精子存放到阴道里面”(当然,还有撒尿的功能)萨利文评价说“对任何一个器官坚持单一功能或者作用的愚蠢”。不是很多人会不同意的。因而极端主义肯定是愚蠢和愚昧无知的。 那么,极端主义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这导致了萨利文另外一个极端主义式的弱点。自由派倾向于把保守主义和政治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让人吃惊的是,萨利文同样这么做。在他提到“新保守主义”“新保守派”和“大政府保守派”等中都显示这种联盟组合。他认为“作为政治运动的保守主义已经在很多方面变成一种宗教复兴的牵强附会”。那样的话,这个运动就不能作为保守派物种,但是萨利文仍然给予这个标签。大政府保守派是个矛盾的说法,但是萨利文使用了,可能因为大政府保守派存在于共和党内部吧。因此,萨利文不是说美国政治中出现了带有保守派色彩的宗教运动,相反,他说保守主义本身丧失了灵魂。显然,保守派传统不能承受当今虚假保守派的掠夺行为。而且这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在《自由派人文艺术的自由在哪里?》中,保守主义同样遭受了指责和侮辱。伯鲁比集中描述反学界的保守派,里面充斥着诊断性的离题的话。同性恋权利辩论“把本来讲道理的文化保守派变成了吐沫飞溅散布阴谋的狂热分子”。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发飙了,专栏作家马尔肯(Michelle Malkin)写了“可耻的”著作强迫“解释”,没有一个理性的人来支持,霍洛维茨歇斯底里地虚张声势。根据伯鲁比的说法,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精神病,“从长期看,我们只是不相信文化保守派的记录,坦率地说,我们认为他们几十年来长期虐待黑人和移民的后裔,试图从圣经中找到根据来为奴隶制和压迫妇女辩护。” 看到没有,这就是他们的逻辑,根本不讲道理,完全是疯狂愤怒的浪潮。保守派不是伯克,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艾略特(T.S. Eliot),斯特劳斯(Leo Strauss),而是奴隶主,本土主义者,性别歧视者。只字不提来自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Elizabeth Fox-Genovese)或者黑兹尔(E.D. Hirsch Jr)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和去世的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这些比较靠近现在的可以被称为“教育方面的保守派”的作家,完全忽略思想深刻的保守派人士对高等教育的批评。反而花费了太多的篇幅谈论保守思想的学生在福克斯电视台(Fox TV)的节目《汉尼提与考姆斯》(Hannity & Colmes)的歧视性言论,担心州议员关于“左派专制主义”等等。 对保守派教育家的忽视还折射出对教授的热情称赞。伯鲁比说他的同事们“聪明,学问高深”。许多是“让人惊讶地严格、聪慧的老师,绝大部分老师实际上做了很好的工作。”确实,右派攻击大学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工作太好了。”保守派知识分子可能嫉妒这些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因为过于分散,他们没有这些便利。但是集中在一起其实是个缺陷。在通过自己的观察评价老师们的表现时,伯鲁比跳过了保守派对高等教育最著名的批评,即批评教育后果而非自由派偏见。在关于学生们在学期中在课堂上到底学到了多少知识和技能这个问题上,最近进行的对人文科学的评价的许多证据显示和老师的说法正好相反。 有些读者可能反对我们期待自由派或者前共和党人忽略保守派传统。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达到了右翼思想家和另外一本书表现出同样的漠视和不尊重。比如,印度裔美国作家迪索萨(Dinesh D'Souza)的书《内部的敌人》(The Enemy at Home: The Cultural Left and Its Responsibility for 9/11 (Doubleday出版社, 2007))。作者是一个重要的保守派作家,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还著有《非自由的教育:校园中的种族和性别政治》(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 (Free Press, 1991))。他在学生时代就在《达特茅斯评论》(The Dartmouth Review)发表文章。《内部的敌人》继续他长期以来的党派偏见。第一段发表了严厉的指责“文化左派应该为9-11事件负责。”但是后来的篇章让读者看到了熟悉的肇事者(卡特总统的外交政策,克林顿对恐怖主义的软弱反应,民主党的妥协立场,把国家主权置于国际组织之下的左派国际主义者等)。 这些指控或许让《内部的敌人》显得是极端化时代的另外一本谴责政党偏见的书。但是该书的核心在于一个不同的观点,一种超越政治的争辩。迪索萨研究了极端的穆斯林的愤怒后发现普通的解释是不够的。十字军,美国对石油的渴望,没过支持以色列,等等这些历史和政治病原可能加剧反美主义情绪,但是它们不是穆斯林感到的那种威胁的严重程度。迪索萨指出了另外一个根源:美国的大众文化。他写到“外来者和穆斯林同样感受到西方文化深入伊斯兰世界的深度,而感到惊讶。”不是作家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波普钢琴大师赛罗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而是好莱坞电影,情景喜剧(sitcoms),流行音乐,浪漫小说,视频网站(YouTube),充斥从突尼斯到德黑兰的阿拉伯大街,不管是温和的还是极端的穆斯林都感到灭顶之灾。对于一个忠诚和节制的深刻的长老社会,大众文化的内容是罪过。在穆斯林人眼中,美国是在发动针对伊斯兰的文化战争。 正如迪索萨坚持的,或许是文化左派发动了战争。无神论,自由放荡,自我中心,物质享受等,美国文化是就左翼伦理的表达,无所不在的不顾一切的个人主义。因此,左派对2001年9-11袭击应该承担责任。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的人人自由的社会,个人可以对电视屏幕上或者广告牌上的粗俗展品排斥在外,但是在严格的宗教社会中,文化材料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普遍的诉求。“我们必须赞同好莱坞关于人性的观点吗?”伊朗一个女性官员问到。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是要保护他们的信仰免受外来者的破坏。 迪索萨对我们的外交政策僵局提出了解决办法。为了消除穆斯林的愤怒,他建议我们应该把国内的文化战争延伸到国际舞台上,向穆斯林证明美国保守派和温和的自由派像穆斯林一样对大众文化惊骇不已。为了把左派排斥在向海外出口文化道德堕落之外,当穆斯林谴责自由派价值观的时候,右派应该支持他们,应该利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舞台“揭露左派的堕落”。因为左派在“推销的狭隘西方议题对世界上多数人来说在道德上是可恶的,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这是一个吸引人的解决棘手问题的简单办法。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来自许多保守派先驱已经探讨过文化和政治紧张局势问题。考虑到没过和穆斯林社会的分歧,美国政治(主要是保守派)和美国文化(主要是自由派)的分歧,迪索萨可能激发了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到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的反文化,到参议员丹尼尔·帕迪克·摩依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总结“温和的保守派真理是决定一个社会成功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温和的自由派真理是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从自身内部挽救文化的评论传统。” 这本来能说明中东局势再次暴露了保守派探索了几十年的困境:也就是美国文化破坏美国政治的局面。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好像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取得了胜利,但是当市场对自由企业开放后,太过频繁的是他们屈服于潮水般的消费品和廉价的娱乐以至于盖过了民主理想的传播。保守派和自由派对于这种紧张关系争斗了多年,提出诸如下面的问题:当政治政策忽视文化上对变化的抵抗时,如何取得成功?当一个社会的文化产品否定了其宗教价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当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鼓励破坏性的不虔诚的行为的时候,它怎么能繁荣呢?在每个月都要产生新的货色来加速大众文化的泛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阻止大众文化的狂轰烂炸? 但是迪索萨巧妙深刻地从美国和穆斯林的遭遇重新审视了这些问题,他避免了过去的智慧。不是回头看遥远的知识遗产希望从中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充分的养料,他是回头看最近的政治背景,也就是1990年代的文化战争。结果,他发现了真正的和让人担心的困境被减弱为战役上的策略。保守派知识分子再次被学界欺骗了。 这些书的每本都让保守派传统的命运更加暗淡,当然不是因为作者们的无能。迪索萨是个聪明的知识分子坚定地迎接来自学术界左派的污蔑的大合唱。伯鲁比是个有才华的机敏的学者面对保守派的挑战,愿意和霍洛维茨打交道或者忍受批评自家人的痛苦。萨利文把学术水平和公共参与结合起来,在为了鼓舞人的知识分子的示范性的模式,在他的博客上展现在网络日常菜(The Daily Dish)。 但是,三者都忽视了对保守派传统的全面表现。没有一个人认为它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因此,他们低估了对手,忽略了被长期以来思考和讲解的最好东西,或者错过了自身观点的复杂性。不错,今天的保守派思想已经在政治环境下出现了让人泄气的偏离,不错,它威胁了学术界自由派的正统地位,不错,它误判了中东的文化差异。 但更重要的是,保守派传统仍然是观点和理论的重要源泉,是获取世界胜利不可缺少的遗产。为了取得全面的胜利,在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聪明办法时,除了保守派出版家和思想库,电视上和博客上需要更多的保守派学者。学术界需要对保守派思想进行全面的分析,既有批评也有欣赏,让保守派的著作和观点进入大学校园,进入课堂。如果课程设置扩大范围,如果保守派的传统得到巩固成为让人尊敬的一门学问,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也就是希望哈耶克能得到福柯十分之一的重视程度。 译自:“How Academe Shortchanges Conservative Thinking”by Mark Bauerlein 作者简介:马克鲍雷林(Mark Bauerlein)埃默里大学(Emory)英语教授。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id=ncqzp5rrrqg0wvq9x221nnnrv3z9mbw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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