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林's profile四人行舟:未克琉的家BlogLists Tools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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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反战

    新华社一篇文章,评论上周末美国华盛顿、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方举行的反战游行,《伊战促成反思 反战再掀浪潮》:

    1973年1月27日,美国与越南就结束越南战争签订巴黎协定,美方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越方已故领导人黎德寿当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戏剧之处在于,基辛格不及反思,领取了诺贝尔奖;黎德寿不屑,拒绝领奖。34年后的同一天,即今年1月27日,大约10万美国人在首都华盛顿以及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城市同时举行集会和游行,要求结束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思,部分因循着对越南战争的反思。从普通平民到娱乐界人士,从职业政客到现役军人,昔日反对越战的道义力量,在如今反对伊战的进程中得以再次显现。伊战和越战,同样触动美国人的良知。(文章全文

    而一个月前Slate.com的主编Jacob Weisberg于《金融时报》发过一篇关于反战运动的文章《反伊战示威者都哪儿去了?》:

    在越战时期,许多学生激进分子不只反对战争,同时还同情敌方,支持他们眼中的越南解放运动。但后来的事件动摇了这种激进观点。1975年美国退出后发生了镇压,这种观点更是变得大错特错。相信美国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对道德的复杂性有了更多的认识。这一次,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理想化,没有现代版的简•芳达慰问“救世主军队”活动。(文章全文

    难道这么快反战势力就如此升涨了吗?

    回忆我的一段论坛生涯

     
    在前天(1月10日)的下班后,我完成了在豆瓣(http://www.douban.com/people/fourinone/)的第一次二手书交易,将一本多余的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之一》卖给了一名叫JUZI的豆友。因为我前不久买了一本新版的,和也是买的新版的其它几本凑成完整的一套。我跟她解释了这本是三联最早出的收在“地球村观察系列”中的林达作品,所以才和豆瓣上的书影不一样,意思是想要她放心。
    “地球村观察系列”是三联前两年推出的一个系列丛书,收入其中的还有《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微观美国》,以及高小刚的《图腾柱下:北美印第安文化漫记》等书。胡舒立是我向来敬佩的,她的《美国报海见闻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我一直想找却找不到。
    完成了这次交易,我感到很是高兴。4年多了,终于又一次开始了这种和网友交流的经历——这4年来,出于各种原因,我逐渐地很少上论坛,即使上了,也只是自己默默地看别人的发言。
    此后的两天来,我不时地在上下班的路上想起4年前的那段整日混迹在论坛的生涯。往事让人哀愁。我决定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候,趁记忆消退之前,将它记录下来,以作为永远的纪念。
    进入WEB2.0时代,类如博客、豆瓣这样的新形式日益兴盛,论坛则因为种种天然或人为的原因,逐渐衰退。看着自己收藏夹里的论坛一个个死亡,即使存活者亦已不复如旧,心中委实和绞痛一般。兴亡之事,古今皆然,只是我们的太快。也许,我们那个时代论坛的“光荣与梦想”,再也不会重现了吧?

    一、初识论坛
    从2000年我首次能上网后不久,就发现并喜欢上了论坛。那个时候,新浪的体育沙龙好象是最有名的论坛了吧,据说,一批骨灰级的网友都出自该处。我上网晚,没能赶上那个黄金时代,而且也不怎么不喜欢那里。我常去的地方是新浪的读书沙龙(后来一批骨干网友从那里集体出走,在另一处地方开设了读书生活)、网易的读书社区(这个地方人气并不高,我也主要是因为第一个邮箱设在了网易才去的;不过当时读书社区的斑竹麦田却是个名人,呵呵,我的很多帖子都被他设成了精品)、人民网读书论坛以及文学网站榕数下等。呵呵,很显然,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
    在这些地方,我开始慢慢了解并熟悉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的网络世界(台湾那边叫网路世界,我更喜欢这种叫法)。下面我就列举一些给我印象最深,甚至还将之打印下来保留的人及作品。
    我的老乡须弥山主人的故事新编系列是我最喜欢的作品,能给我一种我老家那边春天最常见的野生植物映山红所给我的那种,凄艳感觉。我从中也能读到同样是我们老乡的鲁迅的气息来。后来在天涯的闲闲书话,有一位网友曾说,我的作品越来越象须弥山主人的风格了,问我是不是须弥山主人的另一个ID,当时我看了心里着实喜欢。
    麦田和人民网读书论坛前斑竹绿茶的论坛回忆系列让我了解到论坛生活的精彩,其中既有激情、喜悦,也有生气和愤怒,从他们的作品中我还知道了一些论坛界的著名ID和不为人知的掌故。
    孤云的那篇著名的精彩网址推荐让我知道了很多好网站,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照他说的,按图索骥地去上网的。而天涯闲闲书话斑竹季米的网络书库介绍则让我找到了许多网上的图书馆和资料库,我至今还时不时地会用到。
     
    二、开始发贴
    在这些地方的影响下,不久之后,我也激发起了创作和参与的热情。正好在那段时间我比较闲,这在我的《消夏杂记》开首篇里有说明:“近些日子来京城热得异常,午后一人趴于凉席之上,如死猪般沉寂。自从处于半失业状态后,便有闲得很,可以说是到“三闲”的地步了,于是乎就考虑起消夏之法,度日之计来,并记之以笔,公诸同好。”。
    起初,我每完成一篇文章,会在网易读书社区、读书生活、人民网读书论坛和榕数下等几个地方同时发——榕数下其实我并不常去,只是听说有很多文学青年曾通过那里成就名利(当时一些传统媒体会从那里选稿子,一旦选中会有稿费)。后来我的一篇《江南的味道江南的香》还真的赚了80多元稿费,第一次通过网络赚钱,真是甭提有多高兴了。可惜,后来渐渐没有了反应,而我也开始在论坛里找到了我更想要的东西——与志同道合的人聊天论学,灌水找乐,我渐渐不把文章往那里贴了。
    发在不同的地方的帖子所取得的反响是不同的。网易和人民网可能网友的年龄层次和爱好分别低于和高于我,所以反响最少。只有读书生活那里的网友,估计年龄和爱好都比较和我接近,故而反响还不错。在那里,我认识了季米和李湃——似乎还是季米介绍的天涯闲闲书话,那个我后来一直混呆的地方。
     
    三、如鱼得水
    我想,对于一个刚刚进入论坛的新人来说,最激动的事情莫过于他发的帖子有人回应了,否则自信心是会遭到沉重的打击的。更严重者可能会直接终结他的论坛生涯的。
    虽然我在读书生活发的帖子取得的反应还不错,但并没有让我得到那种欣喜如狂的感觉。真正让我获得那种感觉的是在从季米他们那里知道闲闲书话,并去了那儿之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里我有种鱼儿进了水里的畅快感。
    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些非常不错的网友(这点稍后在“一些难忘的网友”里谈,希望通过对他们的回忆,能大体反映出那个时代闲闲书话的概貌);在那里,哈哈,我真可谓是“文思如泉涌”,写出了“消夏杂记”和“淘书杂记”两个系列、好几十篇文章,后期甚至设想了一部武侠小说的构思,并写了几篇开头,只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因素,离开了闲闲书话,我生平的这首部“大作”也就陷入还没充分开始就结束的命运了。
    在那里,我得以有机会练笔,有机会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我想,每个文科出身的人都或多或少会有这种欲望的吧?人的一生中有一段创作经历,无论其写得好坏,无论其是否因此功成名就,都是很值得宝贵的。更主要的是,这段经历使得我竟然对自己的写作能力,尤其是写那种随笔杂记类东拉西扯的专栏,有了出奇的信心,并因此希望自己能挤掉如今那些充斥各大报纸的无聊专栏作家。事实证明,这种自信显然是盲目和可笑的,因为我至今也没能有机会被邀请开设一个此类的专栏。
    不过这并不重要,能有这份自信本身就是很好的事情。我后来之所以能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获得一个小专栏写作,应该说与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
     
    四、离开论坛
    我喜欢那时侯的闲闲书话,当时的人虽然还不多,但大家却很谈得来,相处得也很融洽,我喜欢那种感觉。于是,逐渐地,我不再去网易,不再去人民读书,甚至不再去读书生活,而专心在这里发展了。在这期间,我们一些网友举行过聚会聚餐,一起逛过潘家园等旧书市场,一起去过北京的书市,甚至还一起贩过书……,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时光。
    可惜好景不长。一方面是书话的名声渐响,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免有爱好寻衅滋事者,论坛以前那种和睦的风气渐渐消退了,另一方面则是我换了工作,而新单位有一段时间无法登陆天涯社区,更主要的是,与以往相比,新工作不仅忙碌了起来,而且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领域,这使得我开始把精力从买书卖书,谈花说草之类杂事上转移开,投向了新的领域。渐渐地,我更多地开始上类如世纪沙龙、关天茶社和记者的家这样的思想和新闻类论坛,闲闲书话类的论坛则慢慢少去,直至最终不去了。
    但是于我的论坛生涯而言,这一转变的附带结果却是致命的,那就是:我开始变得只看不说了,用一句论坛界常说的话来说就是,我终于变成了一名潜水员。人们都说,潜水员很多都是骨灰级的网友。难道我竟然这么快就晋入这最高的级别了吗?
    虽然我在这“后闲闲书话”时代,也目睹了诸如“孙志刚事件”这样的诸多网络盛举,见证了所谓网络舆论的形成、乃至沦为“网络暴民”,但我再也没有了往日在闲闲书话时候的那种畅快和开心。于我而言,这个新的时代太过热闹和浮躁,有着太多的虚伪和抄作,有着太多的人为干涉和禁忌。我开始变得沉寂了。
    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一个小插曲是我在菊斋论坛经历的生平首次,也是惟一一次的斑竹生涯。因为一者在我换了新工作后,有一段时间上不了天涯,二者为了我和胡同在闲闲书话里用来卖旧书的布衣书局能有个专门的地方,于是在菊斋论坛开设了一个布衣书局专版。
    只是那里的人大多是喜欢古典诗词的人,和我们的风格并不相合,而我们两个也实在是不擅长做斑竹,因此没多久也就放弃了。我的斑竹生涯也就以短命告终。
     
    五、我的“博”起史
    这个标题似乎有些不雅,我是借用三联生活周刊有一期的封面报道“全民博起”的说法。说到博客,这个论坛之后又一在中国大获成功的新事物,事先有谁能预言到它会在这块向来以内向闻名的土地上取得如此迅猛的发展呢?至于其传到中国后是否变质姑且不论。
    虽然我真正开博(http://fourinoneljl.spaces.live.com/)是在2005年后半年的事情,但我知道博客并有开博的想法其实还算早。早在木子美事件让博客得以初度在较大范围内传开前,我便已知道它了。有一段对话不妨“立此为照”。

    一、博客(bloggers)和纽约时报总编辑的辞职
      近段时间以来,纽约时报连续发生丑闻,先是两名为主编Raines所器重的记者辞职,接着Raines自己也被迫辞职。除了该事件本身以及纽约时报的前途为人所关注外,网络博客(bloggers)在总编辑辞职风波中所起的重用也引起观察家的注意。
      博客,尤其是一些关注媒体、新闻道德、学术的博客网站对纽约时报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他们在Raines辞职后欢心鼓舞,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功劳。
      星期日泰晤士报6月8日的一篇文章,对于博客和纽约时报总编辑辞职之间的前后恩怨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1 简要回顾了一下Raines辞职的经过。
      2 网络博客开始关注此事件;介绍几个最为优秀的博客网站。
      3 博客的介入使得纽约时报发行人改变主义,迫使Raines辞职。
      4 纽约时报与保守主义的布什政府的恩怨。
      5 谈博客对大事开始产生作用的由来,并认为它将对2004年的大选起作用。  
    二、与此相关的一篇言论:《旗帜》周刊,谈博客将影响2004年美国大选
      文章题为“四大巨头”。所谓“四大巨头”是指人们常去的四个博客网站。他们在纽约时报总编辑辞职事件中居功至伟。在网络时代,博客对舆论的影响将可能超过老牌的、开始官僚化的报纸。很明显,博客将会影响2004年美国大选。相关者一定要注意了。
    作者:天街独舞 回复日期:2003-06-25 16:46:30
      孤陋寡闻的问:啥叫博客?
    作者:未克琉 回复日期:2003-06-25 16:56:13
      直译的话,似乎应该称做“个人网络日志”。
      在中文世界好象发展并不快。可以桑
    http://www.blogchina.com/看看。
    作者:未克琉 回复日期:2003-06-25 17:02:09
      英文的不妨上
    http://www.instapundit.com/一看。左边的“推荐连接”都很优秀
    作者:麦田99 回复日期:2003-06-26 00:57:59
      我对博客的影响力持怀疑态度,感觉不是一项真正新技术革命,因为它所实现的功能,通过论坛不同的设置方式就可以达到。  
      也许是因为我还不太了解它吧。
    作者:未克琉 回复日期:2003-06-26 13:31:40
      博客和论坛是两种不同风格的东西。论坛注重讨论和交流,博客则更能体现个人的思考。论坛虽然更热闹,不过水分可能也更多一些。
      在经历过伊拉克战争和纽约时报风波后,博客更加受人关注。在英文里已经出现“blogosphere”的术语,并且开始有人对之进行学理上的研究和梳理。
      就我个人而言,不时去口味比较合适自己的blog上看看,能比较简便地了解发生的事情。比如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有的blog即能汇集各方面不同渠道来源的信息,很方便。 
     
    不知道此麦田是否我初上论坛时那个身为网易读书社区斑竹的麦田。沉寂得久了,变的异常懒惰,一直都缺乏动力去求证一下。
    其实说起来,之前天涯社区刚开始做博客的时候,我曾开过一次博,还一并在BLOGGER.COM和BLOGCITY.COM都申请了帐号,但弄了没几天就因为缺乏时间和精力就放弃了,所以不算真正开博,真正开博还得说是2005年后半年的这回比较准确。
    从首次知道博客到真正开博,相距了两年多,想想也真是觉得失败。其实也知道博客的重要性,只是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动起来,直到去年以来,所谓“WEB 2.0时代”从一种学说,一种传闻式的东西,似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现实,于是静下来一看,才突然发觉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落伍了,这才真正感到了焦虑。
    这回重新开博,和长次一样,我也同时设了三个:分别在新浪(http://blog.sina.com.cn/u/1240030770)、百度(http://hi.baidu.com/4in1)和MSN SPACES(http://fourinoneljl.spaces.live.com/)。但新浪和百度都先被我重视,后又放弃了,现在打算专心经营在SPACES上的博客。两次搬家都曾写过搬家“告示”。
     
    第一次:从新浪到百度。下面是告示:
    决定搬家 
    2006-12-16 21:07:58 
    考虑再三,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搬家了.
    请移步至
    http://hi.baidu.com/4in1
    北京今天的太阳很好,但风很大,没法出门逛街.
    结果只好在网上溜达.不料想鼓捣了半天,竟终止了长时间以来的犹豫,毅然决定搬家了. 
    第二次:从百度到MSN。下面是告示:
    再度搬家
    2006-12-31 11:30
    请移步:
    http://fourinoneljl.spaces.live.com/
    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俗语有云:一之为甚,岂可再乎?但自己却于短短的时间内两次搬家。。。
    http://fourinoneljl.spaces.live.com/和我在BAIDU以及新浪上的博客,是我在年初的时候同时建立起来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当初颇有先见之明,能预见到今日的情况。可实际上我真的不愿意自己有这种先见之明。希望这一次不会给我带来此番的失望。。。。
    北京终于下了今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而且一下就是两天。虽然其对上班是增加了困难,但心情还是很喜悦,因为没有雪的冬天在我看来是不能算真正的冬天的。这两天的大事是伊拉克的前总统萨达姆终于还是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时被用绞刑处死了。
     
    其实并不喜欢SPACES,它又慢,有些功能又不友好,用起来很不方便,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六、一些难忘的网友
    在我这段并不长的论坛生涯中,却认识了一些很难忘记的网友,搜肠刮肚地记下了下面这几位。其实还有很多,却实在记不大清楚了。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会下降,很多东西就会逐渐模糊起来,这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我在这里还是大概按照时间的顺序记起吧。
     
    季米、李湃和绿茶
    他们三位是我较早认识的网友,而且是同乡,所以感觉特别亲切。季米兄是我在闲闲书话时的斑竹,绿茶则是人民网读书论坛的管理者。季米兄颇有长者之风,他和当时书话的另一位斑竹慧元一起很用心地主持着论坛,实在是书话能够逐渐繁荣起来的第一大功臣。我曾经表示哪天回老家的话,就带上一套《来燕榭读书记》去拜访他,可惜却至今未能实现,实在是有愧的很。
     
    青杏
    她是我最谈得来的网友之一,也是最有亲切感的网友,因为我们在生活经历上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在网上碰上的话,经常会东拉西扯地聊个没完。
    青杏是个爱游山玩水的人,不时地会不顾工作,一个人背起行李去一个好玩的地方玩上十天半月的。遗憾于自己的总想出门旅游,却总是以一个人没意思为由下不了决心的弱点,我于是请求她哪天有空一起去我老家的“浙水”(新安江、富春江和钱塘江)。她热烈地应承,好啊好啊。但至今我们也没有实现这一想法。
    我认识青杏是因为有一回她在书话里求《细雪》一书。我有一次逛旧书市场时看见了,于是买了寄给了她。不想后来她竟回送了我一堆关于佛教的书,有《五灯会元》啊,《高僧传》啊,《坛经》啊什么的。我有些不好意思,一下子白收人家那么多的书,她却说:没事,没事,我现在不信这些了,用不着,还是送给想看的人好。我却实在是记不起来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说过要看佛教的书了,惟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直到现在我仍然没仔细读过这些书一页。
    青杏信教,是个非常好心的人,我常常向她请教一些我不懂的生活上的事情,她每次都会很耐心地给以解答。最近的一次就在前两天,是关于如何养狗的。她非常非常喜欢狗狗,现在家里还养着两条。听说我要养狗,比我自己还显得高兴,热烈地为我讲种种注意事项。
     
    池塘生态报告
    在我的印象里,池塘生态报告是一个性子很急,说话很快的人,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真人。因为有一回,在我的《消夏杂记》有关外婆的回忆的帖子里,我们聊起了她的外婆,她一句接着一句地描述了她和她的外婆的一些生活细节,就象一首长诗的诗句一样,一点没间断,一下子跟了几十条跟贴,着实让我惊叹。我总怀疑,那是我的一个跟贴最多的帖子吧?
     
    香笛
    我们总称她箱底。她也许是对当初的闲闲书话最有特殊意义的一个人吧。传说后来来书话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就是冲着她的名头而来的。她的许多帖子往往能得到几千的点击量,几百个跟贴,这在那时侯的闲闲书话是非常罕见的。
    让我觉得很自豪的是,这么一个“大人物”,其之所以来闲闲书话,似乎正是因为我的帖子——在我的《消夏杂记》里有不少篇是谈花说草的,而她是个喜爱花草的人。我不确定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但至少可以说,她在闲闲书话的第一次发言,确实是跟我的帖子。更让我高兴的一点是,她的最受欢迎的帖子之一的、仿照《红楼梦》风格写成的“大观园”系列,最初就是因为我的生日而起的。
    我后来写起所谓的武侠故事《天台山遇仙记》时,香笛曾从她的藏书里扫描过几张图作为我的故事的插图,我很是珍惜。其中的一张行舟图,我尤其喜欢,至今留着用作MSN、博客和豆瓣的头像或图标。
    香笛是个喜欢安静的人,所以当后来闲闲书话的人日渐增多后,也开始慢慢地不大来了。
     
    无语独上西楼
    无语那一年来北京的时候,我曾见过她一面。她娇小的身体与她在论坛上“大姐大”式的形象实在是不相称。她的号召力很大,那次来京,好象北京地区所有的网友都过来参加聚会了,盛况空前。也因此,我没能和她说上几句话。
    她曾在论坛上提起过自己的一本藏书,是龙榆生的《唐宋词选注》,她说是她从小看的,上面写满了她的体会和注解。我开玩笑地要她送给我,她总是不肯答应,说是舍不得。不过后来她还是重新买了一本,然后从自己那本里找了两页,将上头的体会和注解录照抄到这本上,寄给了我。
     
    胡同(三十年代)
    胡同是较后一些时候才来书话的。来时先发了一篇他的有关书的藏书书目,大约总有近一百本吧,一时惊住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一者他喜欢收藏此类书,二者他一直就有贩书的想法,所以逛旧书市场时看见好书,就会不管其对自己有用无用,一例买下。其结果就是住的地方,什么床上、桌子上、箱子上,堆得全是满满的旧书,人进了基本没有立脚的地方——这并非一句修饰辞,是真的很难有立脚的处所,一点也没有带夸张的。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我们当初是怎么一来就决定了要贩书的。我想,除了我们俩都有着贩书的“宿志”外,大体总不离什么外地旧书不好找,而我们在北京有便利的条件等等这样那样的原因吧。
    作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们逛旧书市场就逛得更加勤快了。每到周末,天还没亮,我们就已经辗转在北京的各大旧书市场之间,搜寻着各种各样的好书了。回来后就赶紧将书目录入上网,给那些已经在等待多时的网友们挑选——很显然,我们的贩书是很受那些不方便或没有时间逛旧书市场的人欢迎的,经常会有好几十人一到点就守侯在电脑前,准备着我们的书目一上就动手进行最迅速的“抢夺”。
    不久后,我的住处也慢慢地变得和胡同一样,各个角落开始堆满旧书。只是随着我的工作的变动,渐渐抽不出时间来了,胡同也疲于在“天南地北”的几处地方之间来回奔波——我当时住西五环,胡同住鼓楼一带,最主要的旧书市场潘家园则在东三环,在北京绕这么一圈,是和往张家口走上一趟没有什么区别的。
    于是我们就将剩下的书一起作价转让给了一家外地的书店,就此终止了我们的贩书生涯——实际上真正结束的仅是我,胡同则在一段时间的休息后,逢上一个机遇,又很快重操起“旧业”来了,而这一番,他似乎是真正下定了决心,一心一意贩书,不再去想那时不时会从头脑里冒出的走学术生涯的念头来了。
    斩断了异念的骚动、一心贩书的胡同兄逐步走上了轨道,并慢慢闯下了自己的“万儿”,很快成为了圈内一个颇有名气的闻人了。很多媒体都对他进行了采访。而我,则走上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今回首这段往事,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柳如是风
    柳如是风也是比较晚才来的书话。他是个非常热情的人。每次从山西来北京逛潘家园的时候——他也是个有旧书癖的人,三天两头地会兴起逛旧书店的瘾来,于是就会从山西千里迢迢赶赴北京来——就会找到我们,陪我们一起搜书,完了又帮我们抗书袋。
    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初次见我们时,竟然从山西给我们抗来一套有关他家乡的《山右丛书》以及一本《汉语大字典》(简编本)——两者加一起总有四五十斤重吧?当时我们感动之余又觉惊讶,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离开论坛很久之后的我,曾有机会去过一次山西大同,到后突然想起来这里住着他这么一位朋友,于是赶紧打电话给胡同要他的联系方式,结果却失望地被告知,他家在太原,并非大同,只好作罢。
     
    四海夕阳
    四海夕阳是我在胡同在贩书的过程中认识的。他是扬州人,大概也常常在当地逛旧书市场,总能得到一些好书。我曾经用我们买来的一些中华书局的唐宋元明清史料笔记丛刊零本跟他交换了一套8本《禹贡》杂志的影印合订本。那是一部我当时非常想得到的书,因为那时我曾一度梦想,有朝一日可以走上搞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道路。如今自然是一切随风而去了。
     
    疏香、郁郁、菊菊和怪
    这四人都是菊斋论坛的网友。我在菊斋的时候认识的。
    疏香和郁郁曾来我住的地方买过书。记得当时恰逢韩日世界杯,她们来的时候正好有一场比赛要举行,于是她们选完书后,又留在我那里看完了比赛才走,所以对她们的印象很深。
    后来我们还约过一起逛三联书店。更后来,偶尔地也曾在书店里遇上过——北京这地方虽然大,但常逛书店的人还是不太多,所以这种在千万人中“不期而遇”的稀罕事,偶尔还是能够发生的。
    两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偶然打开已好久没打开的QQ,不想就得知疏香已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消息。我在长时间的震惊之余,陷入了对生命无常的悲哀中。我的脑海里一直还清晰地记着那天她来我住处买书时一身白衣白裙的样子,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竟然那么早就离开了我们。其后我一直想写点东西纪念她,却一直没能动笔。
    菊菊似乎是菊斋的创建人。我对古典诗词一窍不通,所以一直不能融入到他们当中。不过我对她的印象却一直非常好,总觉得她应该和她的网名“人淡如菊”一样淡雅。后来有一次她有机会被单位派来北京培训,我知道消息后很高兴,连忙请了半天假,陪她去香山植物园玩了半天。记得逛完准备回时,天还下起了一阵雨,着实有些狼狈。
    对于怪,我真的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她和她的网名一样,怪怪的,不大和人交往——当然,可能只是和不熟悉的人才这样?我不确定。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她曾寄给我过一样东西,我这里保留的几件模糊了来源的东西:一根豪猪(或刺猬?)的刺,一本《韦伯地理辞典》,一不《浙江台州地区歌谣选》,其中有一样肯定是来自她的。似乎是《地理辞典》。
    人实在是太健忘了。倘若我这次没有下定决心把这些往事记下来,很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真的应该庆幸自己这次能够从已经延续了近四年的沉寂中走出来,使得这段美好的回忆能够因此通过自己虽然没有文采的笔,形成文字,从而能久久地保留下来。

    一点旧事

    菩萨蛮·韦庄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旧文]一点旧事(一)
    去年的此时候,某超市为招揽顾客,于门口广场拉起屏幕放映电影。我常常在下班后匆匆用过晚饭赶到这里,买瓶可乐,占个好位置,盘膝坐在地上看电影打发时日。夜里的风吹动屏幕,使得电影中人,无论是英雄抑或是奸贼,都扭曲得好笑。我喜欢夏夜,夏夜里的摩肩接踵、车水马龙、暗香浮动常常让我着迷;我尤其喜欢家乡放映露天电影时的夏夜。
    那时侯的乡村里,寿诞婚嫁往往要放电影;偷伐盗卖集体的木材被抓也要罚放电影。平日缺乏娱乐的乡村,此时定是合村出动,热闹过于任何佳节盛日。如是自己村里放的电影,自然不用说,可以轻而易举地占取好位置,倘若是邻村,或是邻村的邻村有电影,就需要早早地出发了——要是去那些没有亲友的村里,还得自己抗上把凳子什么的。当然农家世界小,不会缺少表什么或堂什么之类的亲戚的。于是晚饭后,约上三五人,携一火把高高兴兴地出发了,一路上始终伴随我们左右的是田地里散发出的肥料味道以及扑面尔来的飞虫,这飞虫常常扑进人的嘴里鼻里眼眶里,那样就不得不强抑住焦急的心情停下来处理一番了。那些因为农事繁忙直到此刻方才作饭的家里,从烟囱中冒出的烟比夜色还浓。我怀念家乡夏夜里的炊烟,炊烟浓,炊烟中菜的辣味更是浓得呛人。
    而看完电影兴尽归来,虽然大门虚掩着还未上闩,虽然房中的灯还亮着,但外婆已然和衣靠在床头睡着了。外婆总是这样,床头或靠椅上都能睡着,可听见我们的笑,却又会睁开眼,问几句,随我们笑上一阵。到我们玩困了乏了准备睡时,她又起来给我们做些点心吃完,收拾好门窗,方才正式睡下。是啊,外婆是得需要常常地瞌睡一会儿,要不每天那么起早贪黑的,怎么吃得消?可我们不懂事,在它瞌睡时常常围着她胖胖的身躯吵她,说她是在“捣米”。
    外婆家中的灯很暗,是那种15瓦的白炽灯。儿时轻狂,见到那边舅舅房里明亮有如白昼却给外婆用15瓦的灯,常常气愤,外婆倒劝我。有一年暑假到外婆家避暑,带了本岳麓出版社的小字本《红楼梦》读,在15瓦的灯光下看不清,于是就坐到了桌子上头看,头常常碰到灯泡,15瓦等虽说不亮,发的热却着实不小,人热得直冒汗。外婆见了,要去买60瓦的灯泡,多少已经懂些人情世故的我死命拦住。
    早些年还没有分家的时候,外婆房里是很热闹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满房间的笑声,地上的瓜子皮足足有几寸之厚。分家后舅舅那边很少过来,虽然一门之隔。有时我到外婆家度假,他们知道了,才会过来打个招呼。看着那15瓦昏暗的灯光,我总觉得一股透骨的心凉。外婆总是忙忙碌碌的,偶尔闲了也是坐着瞌睡,不知道对此她的心里感受如何?我始终没敢去问她。(2001年7月17日发在天涯『闲闲书话』,题为《消夏杂记之一点旧事》)

    一点旧事(二)
    说到电影,镇上有一家影院,我们一伙人整日价象苍蝇一样围在门口,想乘机混进去白看,但是查票严密,很少得逞。于是我们就从影院的围墙墙头爬上它的屋顶——电影院是那时镇上最豪华的建筑,它并不用普通的瓦片做顶,而是用整快的波浪型薄水泥板铺就,小孩字可以在上面跑动——我们就趴在屋顶,从缝隙中欣赏电影。但一旦查票员发现了,过来查看,情急之下就只能从墙头跳下逃逸了。
    墙外头是一块菜地,种着番薯和萝卜,泥土松稀,所以从那么高的墙头跳下,竟能安然无恙。只是电影没有看完心里到底不快活,于是随手拔起番薯和萝卜来,往菜地前面的大溪中一阵乱掷,才渐渐解气。然后选上一两个嫩脆的番薯在溪里洗净了吃,吃完后脱掉衣裤跳入溪中洗去一日的疲乏。
    那时电影少,连录象也同马戏团一样珍稀,只有在一年一度的“物质交流大会”上才出现。交流会是当时第一等的盛事,人多得在街上难以走动,汽车更是要花上半小时才能通过短短的一两百米路。当时我们的语文作文对这种情况作形容的一句套语就是:“好象一堆蚂蚁扛着一个火柴盒慢慢挪动。”但是蚂蚁却又为何要扛火柴盒呀?可见不通之极。
    那年头,镇上还有咱们社会主义强大的舆论工具——广播站,一到交流会的时候就死命地播放“在希望的田野上”、“桃花盛开的地方”,听着这种歌曲逛交流会,叫人感到无比的幸福。交流会时的录象一般是在那年代已经废弃的祠堂里放映:两台21英寸的电视高高地摆在前方,下面全是黑压压的人头,祠堂四周的横梁上,窗台上也坐满了人,真是百年难逢的盛举啊。可能是因为一年一度的临时之举的缘故,录象厅剪票员和电影院的工作人员相比没有什么经验,我们能轻易地混了进去。
    后来录象厅盛行,电影院简直没人去,于是也改放录象。只是那么大的影院放投影录象,只有前几排稀稀拉拉坐着一些观众,总给人一种落寞的感觉。于是,当初那么豪华的影院渐渐地失修破旧了。前两年又改作了歌舞厅,倒也还热闹,但是总显得不伦不类。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
    而通往城里的路修成了柏油路后,坐小巴只要不到一小时的时间,方便的很,于是物资交流大会也渐渐衰落了。
    我每想起这些旧事的时侯,总有一种唐宫白首人话及开元盛事时的惆怅,真是希奇,要说繁盛,什么地方能比得上我如今所在的这“天子脚下,首善之地”的北京城呢?(2001年7月19日发在天涯『闲闲书话』,题为《消夏杂记之一点旧事2》)

    一点旧事(三)
    我家在镇上,但不喜欢镇里人的蛮狠冷漠,他们对附近乡民非常傲慢,而面对城里人时又表现得极端卑下。因此,我的学校之外的生活大多是在离镇二里多路的外婆家度过的。就连短短的一天半周末假期——当时还没有双休一说——也常常跑到外婆那里。而且会一直呆到礼拜一的早上,才万分不情愿地动身回家——这天要上课,没有办法啊。
    为了能赶上上课,这天外婆会早早地天不亮就起床,煮上一盘我爱吃的毛豆,装在围裙前的大口袋里面,然后叫起我,动身赶路。一路上我们剥着毛豆吃,一前一后,无言地走,外婆胖胖的身躯走动颇吃力,我在前头老远也能听到她的喘气声(真是难以想象外婆晚年因为生病而瘦得不象样子,因为在我眼中,胖胖的外婆才象外婆。那几年我在外地求学,和她见一面,已经不太容易了)。喘息声中,外婆会时不时地打破寂静同我说几句用功学习,要有出息之类的话,我唔唔地漫应着,心底下为又要进学校上课很是发愁。那时侯天尚未放亮,一路上只有我和外婆在默默地走。
    记得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寒假在外婆家玩得特别开心,直到开学那天还死赖着不想回家,一人跑到楼上,外婆怎么叫也不下来,最后到底还是把我爸爸叫了来,由他将我硬抱了下来。
    小时侯作饭烧木柴,我在外婆家总喜欢跟着表哥表妹去砍柴(不信,去看我那时侯的周记,十篇里往往有九篇是“上山砍柴”,要不就是“采猪草”,老师责我以无有想象力,哈哈)。某次周末我照例去砍柴,发现一棵已近枯死的茶子树(茶子树是村里的集体财产,禁伐,当然枯死者例外。有时不想去太远的深山里,而附近山里柴又稀少,只好在茶子树上选上一段,砍几刀,几天后再去,则那段树枝已然枯死。呵呵,所谓“窃书不算偷书”者也,上天当体谅我心。)回来后我对外婆提了这事,并说:等我下礼拜去砍。
    当时的情况记得的只有那么多,至于后来有没有去弄回那根树,却记不清楚了。不过外婆常常拿这件事在人前夸我好,我听着也很高兴,决定以后能挣钱了一定给外婆买各种好东西。外婆同舅母不和,常跟我说:舅母是王熙凤一类的人物(很奇怪小说里面的王熙凤明明是个只知奉承老太太的,在村人的心目中却完全相反),她管住舅舅不让过这边来;舅舅也是没啥良心,我算是白疼他了,你以后不要这样。来京城求学的第一个假期,手里没有钱,买了几盒很便宜的印着“北京特产”字样的果脯回去。这所谓北京特产着实难吃。外婆却乐得合不笼嘴。
    再后来外婆病了,吃不下饭。家里来信要我假期买些好吃的回家,给一辈子没有吃过什么新鲜玩意的外婆尝尝,那时她的病已经没治了。然而该死的China Post不知道出了什么毛病,信给寄丢了。回家后,家里人都没提起这件事,直到外婆去世多年后,与家母的一次闲聊中才说起。而那年的假期结束回北京后没有多久,外婆就去世了——但这事我当时也不知道,没能赶回家。家里人后来解释说:怕你伤心,有碍学业。
    现在,我一想起外婆来就难过的很。(2001年7月23日发在天涯『闲闲书话』,题为《消夏杂记之一点旧事3》)

    一点旧事(四)
    之所以喜欢并盼望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大会”,除了它的热闹以及能浑水摸鱼,白看几场录象外,还有一个关系到我们“生计”之大问题。那时侯家里基本不给零花钱,我们只好自己寻求生财之道。
    当时镇上有一家废品收购站,几分钱一斤收购硬纸板,几毛钱一斤收购废铜。于是我们一放学就在镇上的大街小巷中转悠,展开“地毯式”搜索,寻找硬纸板和废铜——别的大块的铜基本上找不到,所幸废锁里一般会有一粒铜芯。
    找到的硬纸板都存放于一名伙伴家中;而找到废锁,则在无人的小巷里用石头砸开取出里面的铜芯,也一并叫那伙伴存好。等到差不多数量了,就一块去废品站卖,得到的钱平分。基本上这点钱也就够吃上几碗馄饨,买几个包子,再买几个烧饼和油条,再去车站门口两旁一左一右两名老头摆的连环画租书摊上看几本《唐宫恩怨》什么的。(根据梁羽生的一本武侠改编而成,我至今对这本书有着出奇的好感。)
    当然,我们的整日游窜于街巷之中,除搜寻硬纸板和废铜外,尚有一私人目的——香烟纸和火柴纸,那时家乡儿童盛行收藏香烟纸,火柴纸也挺流行。记得有一位住在镇的另一头的小孩有一种画面是少林寺的香烟纸,还有一种画面是天安门的,精美极了,受到了合镇孩子的崇拜。我至今也没有见过这种牌子的香烟。
    平日里要搜集硬纸板是很困难的,因为大件的人家都自己留存着卖钱。要不说江南的人家会过日子呢。但是到了物资交流会,那些外地来的生意人整箱整箱的货物运来,几天下来,货卖光了,钱早就赚得腰间鼓鼓的,还会在意这点硬纸箱?于是大会过后,往往是一地的狼籍,却也是我们一伙人的狂欢之时。呵呵。(2001年7月27日发在天涯『闲闲书话』,题为《消夏杂记之一点旧事4》)

    一点旧事(五)
    说到儿时“生计”之问题。尚有一些其他的法子,略举一二,如下:
    1 采“细细葱”
    “细细葱”是我们方言中对一种野葱的称法,不知学名为何。该野葱春来即发长,正值江南草长莺飞的时候,农家需外出采集猪草(喂猪用),可顺手摘一两把回家。吃法是加些青辣椒抄米饭——有时还可加一个鸡蛋抄,出奇的香,我很是爱吃。我之所以能放下一名男孩子的尊严跟随表姐去采猪草,是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而且早春时节的江南野外,景色之美,亦可醉人。
    2 摸螺蛳以及其它
    我喜欢夏季。夏季有着漫长的暑假,有着露天电影,都是让人心花怒放的事情,更有者,夏季于孩子们而言,节目尤其丰富。比如,五六月份天气渐渐地暖起来,到可以赤脚下水,我们便再也坐将不住了,拎起个木桶或者竹篮,纷纷下河摸螺蛳,摸螃蟹以及捞虾米。
    午后出发,从河的这一端开始,一路细细摸过去,直到河的那一端,天也差不多暗下来了。收获大约有螺丝、螃蟹和虾米各一大碗,正好晚饭一顿美餐。在外婆作晚饭之时,我们就折回河里洗澡。一般都是还没有洗完,外婆的呼唤声便已响起:“吃——晚饭——了,归来——哎——”,山坳里音大有回声,一时间整个村子上空都是“吃晚饭吃晚饭”的声音,外婆的声音悠长而富有韵感,我最是爱听。
    螃蟹和虾米可以马上做菜,螺蛳则一般要用清水浸着放上两三天,等它们壳中的泥土都吐的差不多了,才好吃的。而且还需要剪去螺蛳屁股。吃法是加些黄酒和韭菜抄。那汤的味道特别好。
    真正会吃螺蛳的是要夹上一个,往汤里浸满汤汁,然后放于嘴边,用足气力吸出肉来吃。我们对那些用针慢慢的挑出螺蛳肉来的吃法特别看不上眼,称之为外行,因为这样子吃缺少汤汁。尤其是,没有那“呼”的一声吸出螺蛳肉来的快感,还叫吃螺蛳吗?这正如嗑瓜子,只有经过“咯”的一声,才会感觉吃得美满。而来到京城后,买螺蛳吃,竟然买过几回没有剪屁股的螺蛳,那就是说,根本没有所谓“吸”这一说了,这使得我十二万分的沮丧,也十二万分的疑惑不解。
    儿时的夏季通常就这样在河中度过的,一直到暑假结束后开学了,天气开始转凉为止。到了那时,就只能在梦中才会出现那无止无休的“知了知了”的蝉叫声和那“哗哗”的水流声以及每抓到一只大螃蟹后的欢呼声了。
    记忆中儿时的夏季显得那么安静。(2001年7月31日发在天涯『闲闲书话』,题为《消夏杂记之一点旧事5》)

    一点旧事(六)
    3 摘映山红以及其它
    估计现在不会有人吃映山红了。但是在那物资极端贫乏的年代里,映山红却着实是不错的一种零食。吃在嘴里,酸酸的,感觉很好。而且“嚼花”大约是和“饮露”一般,是很风雅的举动,能稍稍消去人身上的一点俗气的。
    印象中小时候看过的几部电影里,那些烈士们都一无例外地死在满山的映山红中间(实际上,映山红在清明扫墓时节初发),那么映山红竟然有松柏一般的隐喻意义了;另,据我们那儿的传说,吃了映山红是要流鼻血的,这使得映山红在我的眼里分外有一种凄艳的形象。映山红在我们的方言里叫做“满山红”,我以为它更能体现出这一形象。
    一般都是上山砍柴时,顺带摘些映山红以及别的野果如野山查,野草莓吃。也有专门上山采摘的时候,但并不多。野山查常有山里人穿成佛珠似的一串拿镇上来卖,那是真正的山里品种,产自深山老岭中,又大又红,可是吃起来总觉得没有自己摘来的好。
    4 摸泥鳅
    儿时夏季的摸螺蛳螃蟹,捞虾米,基本上是用来自己消费,是自给自足的农家经济。能拿去市场交换,弄些钱花的则是泥鳅。泥鳅我们不大爱吃,而且卖得贵——村里甚至有一妇人以摸泥鳅卖为副业,整天活动于四处的田埂间,实在赚了不少的钱。
    说一说摸法:在细长的田边水沟里选一泥土肥沃的地段,大约十来米,在两头用些泥土垒高——这样这十来米的区域就成为“封闭”的了,以铁勺将中间的水舀干后,两个人就可以分头从两头在泥土中翻摸起泥鳅来。如果泥鳅多的话,这十来米的水沟两个人往往要花上一上午的时间,才能细细翻遍,会合于中间。那时抬起腰来往身后一看,见一路的泥土被翻得如同牛耕过一般,会有一种欣慰的感觉的。而因为常常用泥手拭汗,赶苍蝇什么的,此时已然满脸的泥巴了,两人对看几眼,不禁大乐。
    一般我和二表哥一块去摸泥鳅。二表哥一家,个个心灵手巧,精于诸般“技道”。比如大舅能捉蛇,会采药,一度是赤脚医生,后又当上村支书;二表哥摸泥鳅,捉田鸡是一把手,同他打扑克,下棋我常常输得直想哭,尤其他谈起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斗争史来常使我口登目呆;大表哥更是精于各种各样的技巧,比如鲁迅的《故乡》中提到闰土的“弓京捉小鸟雀”法他就会。有一年冬天他就抓到几只鸪鸪给外婆过年。他是我儿时的偶像。
    可他们一家虽心灵手巧却不太勤奋。农家不勤奋而光凭小聪明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们家后来渐渐地艰难起来,大舅和大表哥整日价沉迷于赌博,大舅丢了村支书职务,又弄断了腿;二表哥长大后也变得木讷了,我们见了面也没啥话讲。我每想起二表哥就会想起鲁迅的闰土的,难过的要死。村里这几年盛行去江西革命老区贩些女人来做老婆,因为本村里的女人看不上他们。这样子的老婆是要日日夜夜严防其逃窜回老家的。不知道两位表哥是否也走上了此路?(2001年8月3日发在天涯『闲闲书话』,题为《消夏杂记之一点旧事6》)

    《天台山遇仙记》以及其它

    《历代小说笔记选》、《心灵史》、《天台山遇仙记》
    此三本旧书购于北京一旧书市场,其中的《天台山遇仙记》颇引起了我一些回忆,当时伤感的很,夜里就写了下面这篇东西:

    所住的地方偏僻之极,没有大书店,没有图书馆,也没有网吧,寂寞得很。不过不远处有一旧货市场,出售旧电器旧家具,以及一些不知真假的所谓古玩,当然也有二三家售旧书的摊位,摆几本破书,有时倒也还可以逛上一逛,聊解寂寞。
    这天午后去转了一圈,好歹掏出三本可以一读的书。一是上海书店版的《历代小说笔记选·金元明部分》;一是张承志的有关回民的小说选集,其中收有他的名著《心灵史》,是我最近突然心血来潮想看的;最后一本是《天台山遇仙记》,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
    《天台山遇仙记》是本民间传说合集,都是有关浙江境内大大小小的山岭的故事,因为是口头流传的,而且编辑者陈玮君老先生记录整理时也没有做什么修改,所以非常朴实,就和我们小时侯常读的《故事会》里的东西差不多。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陈玮君老先生却是苏北人,苏北无山,他却从小向往崇山峻岭,自称患有“山癖”,其第一次接触到山是在他1942年冒死穿过华东华中日占区远赴贵州投考浙江大学之时,据其言,那时虽在战火中仍是兴奋的很。46年浙大搬回杭州城后他更是如鱼得水,日夜探幽访胜,踏遍浙江峰岭。该书前言中有这样的话:“今年,我六十多岁了······(记于)1982年5月28日杭州宝石山居”的字句——那么大约他浙大毕业后就永远地留在了杭城定居,与好山好水为伴了。从82年至今也有近二十年时间了,不知陈玮君老先生现在还健在否?
    我的家在浙西的山间,印象最深的是一到春暖花开之时,那满山的映山红,既好看,又好吃,是那时候的好零食(那时农村里简直没有真正的零食吃),所以非常喜欢在山间溜达。而以前做饭烧柴,更是每两三天就得去山上砍柴。砍柴自然是表哥表妹一伙人同去,热闹得很,但是待得分开各自去寻找柴木之时,听着山林间死一样的寂静,便不由自主地恐惧起来。
    尤其看到远处山谷里的水库时,脑海里便想起水鬼的故事,传说水鬼会在你游泳或不小心落水时偷偷来到脚底,在你的脚板下咬一个洞,吸尽你所有的血。而且水鬼有迷惑人的能耐——一旦你的眼睛同它的眼睛对视上时你就会失去知觉跟随它走,一直地走,直到进入水中。而且水鬼是经常在夜里上岸在山林间寻找猎物的呀。这个传说是外婆在15瓦的昏暗的灯下讲给我听的,记得那时我惊恐地看着窗外墨一样的黑夜,吓得几乎死去,因为我总是怀疑窗外竹林传来的唰唰的声音就是水鬼走路的声音。
    有关家乡的山,能想起的就这些。别的呢?家乡的山叫什么山?隐隐约约记得解放前还有游击队在大山里活动,外婆她们给我讲过,可到底如何,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记得前些日子读到一位网友有关曹峨江的大文,钦佩之余又感到万分惭愧——身为浙江人却对浙江山水一无所知,于是就暗下决心欲图改变此种状况。只是一来不知有关书目,而且身边也无图书馆可查阅,二来还得为生计问题奔波,也就渐渐地淡忘了此事,直至今日意外发现这本书,重新记起旧事。
    其实大学毕业时,也还想回家乡发展的,只是不知怎么地竟然会有“无颜回见江东父老”的想法,总觉得没意思,真是奇怪的很啊。最后到底还是没有回家乡,而选择一人留在了北方“漂着”。有时失意时,想想家乡,却是一片模糊不堪,不免有些难过。

    前几日,与二三旧日同学聚会言别。多时未见的老同学重聚是喜事;而他们或将要出国,或将要赴任美差,或乍得如花美眷,尤其可喜可贺。但离别终究是伤感;同时又念及自己至今碌碌,更是无聊,只是值此之时理应作欢颜,着力应酬,使得好事善终。然则心中委实是百感交集,不是滋味。(2001年6月26日发在天涯『闲闲书话』,题为《消夏杂记之<天台山遇仙记>》)

    马克·莫亚:颠覆越战失败论

     
    《被丢弃的胜利:越南战争(1954-1965)》(Triumph Forsaken: The Vietnam War, 1954-1965)马克·莫亚(Mark Moyar)著,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28日出版,精装本542页,定价32美元。
     
    几十年来,反思越战的影视作品、新闻深度报道及学术著作铺天盖地,使得所谓“越南战争是一场不必要的、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的说法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几乎不可动摇的定论。虽然如此,时不时地,一些历史修正派的学者仍然会跳出来试图质疑和挑战这种正统看法。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U.S. Marine Corps University)副教授马克·莫亚的新作《被丢弃的胜利:越南战争(1954-1965年)》就是这一努力的最新表现。他在书里利用近年发现的大量新材料对正统派的诸多根本性论点进行了反驳,同时提出,假如美国当初决策正确的话,越战的结果本可逆转,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在当前伊拉克局势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展开一场关于越战的新辩论,也许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莫亚首先从地缘战略角度出发,对“越南和东南亚对美国利益不大,美国介入越南本身就是一个战略失误”的说法进行了批驳。莫亚认为,一旦越南失陷,势必引发多米诺效应,使得东南亚其他国家纷纷投入苏联阵营,其结果对美国而言将是灾难性的。在主流派历史学家中很盛行的一个说法是,胡志明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此,越南落入他的统治并不是无法承受的。但莫亚通过对大量的新老材料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胡志明确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主流派们的假设是不存在的。
    那么,人们便会问了,即便如此,就算越南关系美国利益,可是出于当时的种种不利因素,如苏联和中国的存在,如吴庭艳政权的腐败等等,美国在越南的努力注定会以惨败告终的。莫亚对此的回答是,这类失败论纯粹是一种“后见之明”,一种基于后来正统派观点的成见。
    莫亚认为,美国的失败归根结底乃是她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使然,与上述这些因素没有必然的关系,将失败归因于这些因素实际上是因果倒置。莫亚在书里利用种种新老材料得到的结论:倘若当初美国采取了正确的决策的话,美国在越南的结果有可能呈现一番截然相反的面目了。
    在莫亚看来,吴庭艳是南越政权存在的支柱,是南越惟一能对越共构成威胁的人,因此美国在错误的情报和错误的人的影响下做出替换吴庭艳的决定,对越战而言是最为致命的打击。吴庭艳下台后,本来就脆弱的南越很快就陷入失控,为越共的最终胜利铺垫了基础。莫亚发现的材料证明,对吴庭艳下台最高兴的正是越共!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最了解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他当时在听到这一消息后这样说:我简直不能相信,美国人竟然蠢到这个地步!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错误的说法现在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包括一些正统派学者。
    关于苏联和中国因素,正统派学者向来认为,为避免苏联和中国的干涉,美国必须将其在越南的军事行动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莫亚却表示,一些新近公开的材料可以证明,假如美国向越南派出地面部队的话,中国当时并不打算做出特别的反应。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后来的材料显示,在美国于1965年2月开始对北越发动空中打击后,越共的最初反应是极度的惊慌,他们担心自己会坚持不住。但是美国出于对苏联和中国的考虑,一直将空中打击限定在一定的规模和范围,直到1972年发动的毁灭性的“圣诞节轰炸”(Christmas bombing)。这给了越共一个信号,即美国缺乏将战争升级的意志。包括莫亚在内的修正派学者认为,假使美国的空中打击自一开始就采取“圣诞节轰炸”那样的规模,越南战争可能就会在几个月、甚至几个礼拜内结束。
    另一个深刻影响了越战进程的因素是当时席卷全美乃至全球的反战潮流。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而言,民意支持的缺乏,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战争意志的丧失--这对一场战争是最最致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在美国黯然撤离越南之前,已经在战争意志的较量中先行失败了。莫亚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在此“舆论战”领域,美国也只是因为一时策略的失误而为人所乘,并非什么“正义”、“侵略”之类冠冕堂皇的原因。
    莫亚表示,吴庭艳政权的恶劣形象其实是掌握了话语权的媒体所极力营造出来的,是媒体偏见的牺牲品。攻击吴庭艳最有力的两个人是《纽约时报》记者大卫·霍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和尼尔·希恩(Neil Sheehan)。而他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是持反战立场的美军军事顾问约翰·保罗·万恩(Lt. Col. John Paul Vann)和一为路透社工作、名叫范春安(Pham Xuan An)的越南记者,此人后来被证实是越共派来影响和操纵美国媒体的间谍。
    霍伯斯坦和希恩攻击吴庭艳最有效的一点是,将吴描述成一个残忍的佛教徒迫害者(吴本人是天主教徒,但越南人大多数是佛教徒)。但莫亚指出,实际上,佛教界的领袖们远非无辜的中立者,他们中最有影响者之一的智广法师(Thich Tri Quang)就与越共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弟弟还是一名越共负责间谍工作的高官;而其他很多佛教徒实际上也都是越共的间谍。
    莫亚指出,通过霍伯斯坦和希恩的努力,越共不但控制了美国乃至全球的舆论,还在现实政治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时的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凯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也被霍伯斯坦和希恩的描述左右了。在洛奇的压力下,吴庭艳多次向佛教徒让步,但这只让对方觉得他软弱无能,因此提出更多的要求,从而导致恶性循环。这促使洛奇最终决定替换吴庭艳。在莫亚笔下,洛奇大使简直是恶棍的化身,他表面上告诉肯尼迪总统,自己无力阻止倒吴阴谋,实际上走在倒吴最前线的正是他本人。
    尽管如此,莫亚认为,在吴庭艳倒台之后,美国仍有机会扭转战局,前提和以往一样是尽可能提早扩大军事行动,包括升级空中打击,派出地面部队等等。在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后上台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也确实一直在做此考虑,但他和肯尼迪一样,对苏中因素和反战运动极度顾虑,以至于“东京湾事件”这么好的一个扩大军事行动的“借口”出现后,他仍然犹豫不决,让良机擦身而过。
    美国最终决定真正行动起来是在一年之后的1965年,这一年美国向越南派出了地面部队,但升级其空中打击,发动“圣诞节轰炸”却一直要到1972年。到了此时,一切都为时已晚--这将是莫亚《越南战争》第二卷的主题,第一卷只写到了1965年美国出动地面部队。
    虽然人们总是热衷于将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作比较,但实际上两者并没有多少可比性:越战的一方是实力强大的越共正规部队,他们拥有冷战这一有利条件,得到了苏联阵营的背后支持;而伊拉克战场上的武装组织则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其背后的支持者伊朗--如果有的话--更是与苏联无法相比的;两者之间稍具可比性的是反战舆论。但即使是目前那些日益被边缘化的反战人士和逐渐难以代表民意的主流媒体,也难以与1960年代那种风起云涌、影响了好几代人的反战运动相提并论。
    不过,我们在此不妨假设它们可比,则两派学者会从越南战争的历史教训中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来:正统派自然相信伊拉克战争已经没有打头了,再打下去就注定只会取得越战一样的悲惨结局,因此尽早撤军才是唯一可行之道;而修正派则会相信,只要激发起公众的战争意志,适时调整战争策略,伊拉克战争将不会重蹈越南战争的覆辙,而最让他们忧虑的是:在主流媒体的持续推波助澜之下,公众对战争的支持会不断下降,从而导致战争意志的丧失。当前的美国已经逐渐有了这种迹象。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3期,1/24/2007
     

    难道找一个好的博客服务商就那么难?

    在当下的中国,要找到一个既不会象摆渡那样随便删你东西,也不象新郎那样势利,又不象msn spaces这样慢、这样不方便、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不加以革新的博客服务商,真的不是一般地难。
    简直快受不了了。SIGH!

    卡根父子左右美国对伊政策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月14日报道】题:新保守派家族左右政策
    原文提要〓在影响伊拉克战争的进程上,没有什么新保守派人士有卡根家族三位学者那样大。
    36岁的弗雷德里克·卡根是《选择胜利》的作者,这是布什总统采纳的增兵伊拉克计划的蓝图。就在人们开始认为新保守派在白宫失势的时候,和蔼可亲、圆胖脸庞的弗雷德里克给那些坚强的知识分子注入了新的活力。
    去年6月在戴维营,作为军事历史学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的弗雷德里克,向布什及其战争内阁阐述了向伊拉克增兵的建议。
    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不感兴趣,但是在布什寻求避开贝克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提出的看上去像是失败主义的建议时,弗雷德里克再一次向布什说明了他的观点。据说布什听了以后欣喜地说:“哇,你是说我们还能打赢这场战争?”
    弗雷德里克的父亲唐纳德·卡根是耶鲁大学的古典文学艺术研究者,也是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专家。同许多早期的新保守派人士一样,现年74岁的唐纳德年轻时属于左派,但是因为越战而转向右翼。
    1997年,唐纳德与切尼和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的沃尔福威茨一起在新保守派的《新美国世纪计划》上签字,这个宣言要求采取“里根时期军力增强和外交明确的政策”。在9·11事件前一年,唐纳德与弗雷德里克合写了《美国在沉睡》一书,驳斥美国坚不可摧的廖论。
    唐纳德说:“和平不能自我维持。尽管现在这样说已经不流行了,但是世界需要警察。”
    弗雷德里克的哥哥罗伯特·卡根认为,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个麻烦。在克林顿总统时,他曾撰文要求推翻萨达姆。48岁的罗伯特现在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员。
    罗伯特的夫人是美国驻北约大使。他在9·11事件后又写了一篇题为《美国人来自火星》的文章,引起人们对大西洋两岸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的激烈辩论。(参考消息)
     

    2007年部分社科类新书


      社科类图书因为数量大,亮点多,向来是图书出版重要的组成部分。2007年在一场漫天大雪中飘然而至,瑞雪兆丰年,岁末年初的图书市场,又将有哪些社科类新书登台亮相、一展风姿呢?
    国学和国史:持续红火
      国学和国史的热闹注定要持续到2007年。作为这场国学热最大的操作者和受益者,中华书局将一如既往地推崇传统文化。红透2006年底的《于丹〈论语〉心得》、复旦大学课程《国史十六讲》、阎崇年的《明亡清兴六十年》、增订纪念本《万历十五年》、张中行的代表作“负暄三书”(《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每一本都蕴含中国式智慧,每一本都有不凡的市场业绩,更有季羡林的《佛教十五题》和“中华经典藏书”(包括战国策、论语、周易、大学·中庸、诗经、老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孟子),专家译注,价廉质高。
      人大社也不甘落后,推出的都是原创性大手笔,6卷本的《方立天文集》,包括《魏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中国佛教文化》、《佛教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上、下)》,全面展示了当代最有影响的佛教哲学家方立天的学术成果。张立文提出了《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下卷),戴逸则主编了权威性著作《简明清史》(上、下册)。
      气势更宏大的史书是修订重版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包括:《剑桥中国秦汉史》、《隋唐史》、《辽西夏金元史》、《明代史(上、下)》、《晚清史(上、下)》、《民国史(上、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65年)、(1966-82年)》。
      广西师大社的《大学人文》已经出到了第6辑,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撰写了《中华文明史》,山东画报出版社整理了《野菜博录》,《中国八字学通论》是学术不是迷信,《中国文化导读》是两岸三地学者的合作结晶,包括《中国历史概要》和《中国文化导读》两部分。“中华经典百科图解丛书”用全新的模式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义。
      与国学国史相关的,是记录国学家生平、成就和治学方法的学记系列图书,《励耘书屋问学记》、《蒙文通学记》、《量守庐学记》、《师门五年记 胡适琐记(增补本)》等带我们亲近那些先贤大哲们的学术。三四十年代与马寅初、刘大钧、何廉齐名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方显廷于七十高龄亲笔撰写的《方显廷回忆录》,记录了20世纪初以来亚洲的现代化进程。
    西学理论:分庭抗礼
      与国学平分秋色的是西学,华夏社是近年来异军突起的西学出版生力军,他们的“经典与解释”系列新年添新成员:《诗学解诂》、《柏拉图的真伪》、《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血气与政治》、《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走向古典诗学之路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则是译作,《上帝国的信息》、《〈法义〉导读》和《居鲁士劝学录》,主编刘小枫将柏拉图的《理想国》译为《王制》,于是有了《〈王制〉要义》,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基拉尔的《双重束缚》、克尔凯郭尔的《或此或彼》都当得起“经典”之名。
      对死亡的思考是永恒的哲学主题,北大社“生命之旅丛书”包括《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其中《西方死亡哲学》和即将面世的《中国死亡哲学》是内地最早开展的相关领域研究的成果之一,作为拓荒之作引发对生命最深层的思考。
      维多利亚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是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战前后的文化精英,影响深远。“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系列”丛书在《隐秘的火焰》、《岁月与海浪》和《回荡的沉默》之后,将补充《1910年12月的故事:早期布鲁姆斯伯里揭密》和《布鲁姆斯伯里面面观:现代英国文学与知识分子研究》两种。“哈佛燕京学术系列”则有《大学理念与人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态》问世。刘小枫的《拣尽寒枝》亦不容错过。
      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卷土重来,“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新年增加《心灵与世界》,《权力与服从——女性主义神哲学论》,马克思研究新增资料《马克思传》(插图本)和《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西方大观念》是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系列丛书GreatBooks的第一、第二卷。《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是“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史丛书”的第三部。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新增《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和《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更大工程是武大教授段德智主持翻译的《神学大全》第1集第1卷“论上帝的本质”,约26万字。《神学大全》是西方基督宗教哲学和神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全书共三集21卷,整个译事自1998年启动,将于2008年完成。
      广西师大社推出了《希腊宗教研究导论》和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的最后一本著作《肩后——萨冈最后的告白》,《荣格的精神》有了图文书,社科社“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的新人是《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公共译丛”新增《社群秩序原理》,更有“国际学术前沿观察丛书”,包括《信任的道德基础》、《后现代人的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和世界秩序》,克罗齐著作又多两种中文重译,《作为表现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理论》和《自我评论》。
      科学哲学和新知方面,《科学精神的形成》收入“彼岸人文译丛”。三联的“穿越时空系列”包括《生命起源》、《神之简史》、《飞离地球》,介绍古埃及的《死亡帝国》、中美洲的《血祭之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
    历史文化:细水长流
      读史使人明智,尤其是“愚昧系列”这样的另类史,《愚昧改变历史》、《皇室的谬误》、《陆军的重大失误》、《海战史上的重大失误》、《空战史上的重大失误》讲述昨日之非,作为来日之鉴。山东画报社还有《奥运会通史》,《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等。
      搭乘《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的顺风车,一本《880年满城尽带黄金甲》还原了两部国产大片的历史背景五代十国,一段暴戾而不失妩媚的历史,与杜文玉的《夜宴》有异曲同工之妙,却展现了女子读史的别样情怀。
      从人类最早的踪迹到被西班牙颠覆的“新世界”文明,《文明的故事》追溯人类近万年文明的历史。《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有了第7版修订本,日本的佐藤公彦研究《义和团的起源与发展》,“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共13个专题、14册,是台湾学人中国史领域半世纪的经典。
      考古图书今年将有较集中的亮相,《考古中国》(10册),涉及万历定陵、清东陵、三星堆、法门寺地宫、马王堆、广州南越王墓等,考古学家是科学家、冒险家、梦想家和开拓者,他们的《考古的故事》是世界考古发现和趣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中国考古学》继“夏商”“西周”两卷后,又有了《新石器时代卷》,《中国天文考古学》也值得关注。
      教育领域的重头书,是北师大社以理论原创性为标准、以公共教育问题为纲领的“京师教育哲学论丛”与“京师教育哲学译丛”,关注中国教育实践,注重理论深度,目前,“京师教育哲学论丛”已出版《现代性与教育》、《自由与教育》、《教师的境界与教育》,即将推出《公正与教育》。“京师教育哲学译丛”在《历史视野中的西方教育哲学》外,将推出《教育研究哲学》、《诺汀斯的教育哲学》、《哲学与意识形态视野中的教育》等。
      文学及其研究方面,“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系列”推出美国“新批评”理论的经典之作《精致的瓮》,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赵毅衡的《风从欧洲来》,波兰的《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都值得一读。另有《明代文学史》,《郁达夫研究资料索引(1915-2005)》和《中外郁达夫评论选(上、下)》,以及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最佳非小说类图书”的《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面世。
    政治法律和军事:稳中有升
      《铎书》是明末天主教徒韩霖融会儒耶的伦理类著作,孙尚扬的《〈铎书〉校注》带我们走进其中。华夏社的政治哲学文库(第二辑)包括了《经学以自治——王闿运春秋学思想研究》和《德语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等,《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体现了自由和平等两个理想,甘阳的新著《政治哲学书简》是他近年来关注政治哲学的收获,《法律之门》(第8版)是不一样的法律教科书。浙江大学社的“法律经济学博士文丛”推出了《知识产权与软件产业市场结构》、《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水权交易制度研究——中国的案例分析》。
      海南社的军事类图书颇具特色,《太平洋战争》系列已经做了3年,共计11册:《大东亚共荣圈之梦》、《偷袭珍珠港》、《燃烧的东南亚》、《缅甸泥潭》、《拉包尔》、《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菲律宾浴血》、《硫黄·冲绳“玉碎”》、《军国末日》全景式地描述了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
      《战略领导》将军事战略思想与现代企业领导结合起来,《武艺二书》包括《五轮书》和《兵法家传书》,是日本关于兵法与制胜策略的经典著作,《布什战争内阁史》披露了美国“末日计划”内幕和伊拉克战争决策出台始末。全五卷的《中国军事思想通史》涵盖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的军事谋略智慧和战争指挥艺术。
    艺术传媒:别样情怀
      江苏教育社的“电影馆系列”继续推出美国当今声名卓著的独立制片旗手《科恩兄弟的电影》,以及《编剧:步步为营》、《电影演员》、《日本电影导论》、《亚洲背景下的日本电影》等高端电影精品图书。曹聚仁的系列风情文字《上海春秋》、《山水·思想·人物》、《采访外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新记》、《人事新语》,记录了一个报人、作家眼中的世界。旅游有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建筑艺术有《外国现代建筑二十讲》,收藏有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音乐有《莫扎特说话了》和《莫扎特的德意志兰》,这些都是三联书店的奉献。北大社捧出范曾的一系列图书,《吟赏江山胜境》、《吟赏灵异瑞祥》、《吟赏神契万类》、《范曾论文新作》。更有志在拯救中华遗产和民间文化的《戏出年画》和“2006年度中国最美的书”《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考工志》。
      2007年性灵的文字很多,张错的《儿女私情》、禅意浓厚的《刹那花开》,民以食为天,此中有深意,所以才有《西方饮食在中国》、《吃来吃去:一个“知食分子”的动感味觉》、《情爱厨房》、《普洱茶道》、《果子市》、《金瓶梅饮食谱》等一批饮食文化的书,劳伦斯·赖特的《清洁与高雅——浴室和水厕趣事》更让人体味到艺术化的生活。
      新闻传媒研究在新年里将收获《美国受众成长记》、《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新闻的力量》、《新闻的生产》和《全球好莱坞》等。中央台《新闻调查》栏目推出十周年纪念文集《“调查”十年——一个电视栏目的生存记忆》。
    重点新书
      1、《方立天文集》,方立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6本共298元。
      2、《于丹〈论语〉心得》,于丹著,中华书局,2006年11月,20元。
      3、《〈论语〉读本》,钱逊著,中华书局,2007年1月,25元。
      4、“电影馆系列”丛书,江苏教育出版社。
      5、《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俄]罗赞诺夫著,张百春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估价:20元。
      6、《漫画漫话:1910年-1950年世间相》,谢其章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2月,28元。
      7、《牛津西方哲学史》,[英]肯尼编,韩东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2006年10月,48元。
      8、《美国平等的历程》,[英]J.R.波尔著,张聚国译,商务印书馆。
      9、《历代大师:伯恩哈德作品选》,[奥]伯恩哈德著,马文韬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1月,22元。
      10、《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沈津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12月,198元。
      11、“太平洋战争”系列,海南出版社,2007年。
      12、“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系列”丛书,江苏教育出版社。
      13、《超越科学大战:科学与社会关系中迷失了的话语》,[美]舍格斯特尔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24.80元。
      14、《莱辛剧作七种》,莱辛著,李健鸣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1月,估价42元。
      15、《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流氓的叙事》,朱大可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1月,32元。
      16、《剑桥插图英国戏剧史》,[英]特拉斯勒(Trassler,S.)著,刘振前、李毅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11月,60元。
      17、《历史视野中的西方教育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京师教育哲学译丛”,Adrian Dupuis和Michael Gordon著,29.70元。
      18、《20世纪最大的幸运儿与倒霉蛋》,[德]安德雷亚·费林格等著  韩文佳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38元。
      19、《憨豆日记》,Tony  Haase著,唐娟译,同心出版社,2007年1月,19.80元。
      20、《西方死亡哲学》,段德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生命之旅丛书”,2006年10月,35元。(陈洁/中华读书报)

    揭开阿拉伯“辛德勒”之谜

     
    《正义之士:阿拉伯土地上被遗忘的犹太大屠杀故事》(Among the Righteous: Lost Stories from the Holocaust's Long Reach into Arab Lands)罗伯特·萨特洛夫(Robert Satloff)著,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 Affairs)2006年10月30日出版,精装本252页,定价26美元。
     
    几百年来,甚至可以说几千年来,犹太人一直是仇恨和杀戮的最主要对象之一,也是冲突和战争最主要的借口之一。这在今日也不例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色列建国以来,犹太人就成为阿拉伯人心目中最大的仇敌;双方之间先后爆发了五次大规模战争,小型的流血冲突更是不计其数。稍有不同的是,这次还加上了美国--但实质上仍然是一回事,因为美国的“罪名”就是庇护和纵容以色列。美国之所以攻打伊拉克,在阿拉伯人眼中正是为了“抢夺石油和维护以色列”。因此,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后,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仇恨再次加剧。很多学者因此担心预言中的“文明冲突”噩梦正在变成现实,甚至认为“新一场世界大战”正在中东地区逐渐酝酿。
    对于这一危机,有人在忧虑之余开始尝试探索新的解决办法。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常务所长(Executive Director)罗伯特·萨特洛夫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抛开更遥远的历史不论,在二战结束前,也就是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仇恨,实际上,与人们现在想象的相反,在二战期间,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态度甚至比很多西方国家--比如法国人对犹太人还更仗义!只不过,这一切在后来无休止的流血冲突中逐渐被遗忘了。萨特洛夫认为,还原这一段历史,有助于实现两个民族的和解,至少可以缓和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改变阿拉伯人强烈的否定大屠杀和反犹的倾向。
    出于这一目的--有评论家从问题的艰巨和迫切出发甚至以“使命”相称--萨特洛夫特意前往摩洛哥定居了两年,并不时地赶赴其他十几个在二战期间曾被纳粹势力染指的阿拉伯国家进行探访。这番心血凝结而成的正是《正义之士》一书,一部旨在发掘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迫害期间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关系,尤其是那些敢于在纳粹及其同党的势力下冒着生命危险,解救犹太人的阿拉伯“辛德勒”(Oskar Schindler)们的故事。
    一般而言,两个关系正常的民族,在大灾难面前,一方总会愿意在其能力范围之内向另一方提供一些善意的救助--最低限度总不至于落井下石。须知,所谓唇亡齿寒,一个民族的不幸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即成为另一民族的遭遇。反过来说,援助的存在,亦可作为两者关系正常的一个佐证。萨特洛夫的考察正是基于此一认识。
    萨特洛夫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发现,二战期间在纳粹德国、维希法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属北非和中东土地上--当时这些地方共居住了50多万名犹太人--也同样发生了由她们的欧洲宗主国传来的排犹潮,但与后者不同的是,这里的犹太人只是被剥夺了公民权、没收了财产,然后被带到修建在撒哈拉沙漠中的集中营里进行劳役,而始终没有出现过象欧洲的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那样的死亡集中营。同样,也和在欧洲发生的情况相似,一些阿拉伯人主动地以充任士兵、警察、集中营守卫、监工和狱卒的形式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有些人甚至因为与纳粹过分合作,在盟军登陆北非后,选择逃往德国;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在威逼利诱之下表现出勇敢、可贵和无私的情操,比如维希政权曾对阿尔及利亚人许诺,只要他们占、夺犹太人的财产,就可以得到丰厚的奖赏--这种手段在法国获得了成功,但是在阿尔及利亚却没有一个人响应。再比如,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首都)的宗教领袖们于1941年向各自区域的穆斯林发布了不准参与掠夺犹太人财产行动、不准接受维希政权奖赏的道令。
    萨特洛夫在探访中甚至还发现了许多像辛德勒一样勇敢的阿拉伯人。这样的人遍布阿拉伯社会的各个阶层,上层精英--如当时的摩洛哥苏丹和突尼斯国王,对推动其臣民消极对待纳粹的排犹政策起到了重要的精神支持作用。阿尔及尔宗教领袖们则如上所述发布了禁止抢夺犹太人财产的宗教命令。更令人感动的故事发生在下层。萨特洛夫在书里描述了一个名叫卡里德·阿布德瓦哈比(Khaled Abdelwahhab)的突尼斯人:他住在沿海小镇马赫迪耶(Mahdia),有一天晚上他得知一名德国军官想要强奸一个漂亮的犹太女郎,于是他抢先一步赶到,将女郎一家以及附近其他几家犹太人带到了他在乡下的农庄,在那里躲避了6个多礼拜,直到战争结束。而巴黎最大的清真寺的阿訇卡达尔·本哈布里特(Si Kaddour Benghabrit)则更是在纳粹的眼皮底下向超过100名犹太人提供了穆斯林身份证明,从而使得他们逃脱了迫害。
    总之,和欧洲人一样,阿拉伯人中既有迫害或参与迫害犹太人者,也有不顾威逼利诱勇敢地为犹太人提供帮助的英雄,而主流大众则大多采取既不帮忙也不加害的现实态度。由此可见,在与犹太人的关系上,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或别的普通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如今他们之间看似积存了千年之久的恩怨,只是晚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因此,萨特洛夫相信,只要让阿拉伯人知道之前的那段历史,知道曾有许多阿拉伯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援救过犹太人,那么阿拉伯世界广泛存在的反犹情绪也许能得以缓解、甚至消除。
    那么,这段历史被遗忘的原因何在呢?萨特洛夫认为是双方面的。他指出,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关系恶化后,双方的知情者都不愿意或不敢提这段历史。萨特洛夫表示,在他探访的过程中,许多年轻一代阿拉伯人都不高兴听他们的长者谈论自己的“英勇”往事。而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供奉了多达22,000多名遍布世界各地的曾经帮助过犹太人的人的姓名和事迹,其中却没有一个是阿拉伯人!
    这里涉及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其实都并非不知道或不相信有这么一段历史存在,他们只是从心底不想去触碰这段历史,也就是说,是故意要去遗忘这段历史的。华盛顿二战大屠杀纪念馆历史顾问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在对本书的评论中指出,阿拉伯人对犹太人有着深刻的偏见,所谓“偏见”和“成见”(Prejudice,pre-judge),就是在做判断之前已经有了自己铁定的看法,这是不管任何人指出了多少事实都无法改变的。比如伊朗的内贾德,作为一国的总统,无论在任何场合都会理直气壮地否认大屠杀的存在。因此,利普斯塔特对萨特洛夫的努力能否起到积极的作用表示悲观。
    即便如此,仍然不能否认,要改变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敌意,萨特洛夫的努力是必须要做的,尤其是对那些年轻一代和对历史缺乏了解的阿拉伯人而言。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愿意和萨特洛夫一样做积极努力的人的不断增多,事情真的能发生萨特洛夫所希望的那种奇迹般的转变。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7年第2期,1/17/2007

    邪恶时代的一个好人

     
    作者:Patrick J. Buchanan  翻译:Charles Chow 

    福特是好人,他忠实地服务正在经历危机的国家。
    1974年8月9日当他在就任时说,“我们国家漫长的噩梦已经过去,”福特(Gerald R. Ford)实在没有完全意识到那些制造噩梦的主要人物仍然在那里。因尼克松压倒性49州大胜而蒙羞的那个势力体制 ,刚刚完成政变,现在又钻进政权中心了。
    那个势力体制,它早已因希斯(Alger Hiss)间谍案件憎恨尼克松(译注:Hiss是罗斯福身边的共谍,暗中主催雅尔达秘密会议出卖中华民国,后被当议员的尼克松抓到),它厌恶那猛烈攻击左派媒体、大得民心的阿格纽副总统(Spiro Agnew),支持福特并昵称他“Jerry”,亲热得无以复加,因为福特提升他们的自己人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当副总统。
    1974年8月是美国左翼自由派快乐的时刻,当时媒体惊奇的发现,福特在去白宫上班之前自己在厨房里烤英式点心(English muffins),自己在上面涂奶油。这情景时多么美妙啊。
    但是福特总统任期中烤点心的甜蜜时光在他宣布赦免尼克松任期内一切违法行为的那个周日早晨一去不能复返。
    赦免尼克松使全城全国变得疯狂。福特每天每日被报纸臭骂,每夜每晚被电视新闻怒咒。他的民意赞同率跌掉40点。毒气弥漫,竟然诬控福特当总统是一场“交易”,代价是赦免控告尼克松。
    在8月12日对国会的演讲中,福特说“我不想只和你们有一个蜜月,我想有一个美好而长久的婚姻。”
    但是,因为尼克松的辞职而无法享受弹劾、控罪以至最终把他赶出白宫的国会,根本没有浪漫的心情。华盛顿也是一样,它也失去了经年累月公开审判丢脸的前总统的大好机会。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Criminal Justice分会要福特去国会山解释他赦免的理由。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国会早把福特也弹劾了。当时那个城市的味道就是这么臭烘烘。
    部分由于赦免,共和党在十一月选举中痛失众议院48席。1975年一月,一个激进的国会宣誓就职,决心要结束给我们东南亚盟友的一切援助,让他们被打败,然后撕裂CIA和FBI。
    同年四月,有大量苏联援助的河内发动全面进攻侵略南越。福特走去众议院恳求给我们的西贡盟友援助。他的请求遭到否决。有两个民主党议员甚至从议会中走出去。
    几个星期后,南越和柬埔寨双双沦陷,波尔波特的大屠杀开始。到夏天,数以万计的越南人被处以极刑,不计其数的人被送进“劳教营”,被逼出海的几十万人的第一批已在南中国海漂流,许多人溺死,其余人则将命运交给泰国海盗。
    接着,国会就来对付CIA了,借助Pike委员会及Church委员会来控诉中情局为了打赢‘冷战’所作的坏事。
    福特向左翼自由派的大本营纽约市建议说,他们自己或许对城市的破产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对工会提出的荒唐要求表现懦弱,因此他没有义务资助他们,结果他被无情的攻击。
    “福特对纽约市说:见鬼去吧!”(Ford to City: Drop Dead!)是《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的头条新闻。
    于是福特迫于压力大规模资助纽约市。
    到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沦陷,苏联在非洲展开扩张之时,保守派已经形成一股绥靖的势力,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国务卿基辛格(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自由派共和党副总统洛克菲勒也在那里。提名John Paul Stevens(译注:John Paul Stevens被认为是左翼自由派法官)就职最高法院也不是让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里根(Ronald Reagan)参加的初选,并且差点获得提名。他虽然支持福特,但拒绝和他联手竞选。即便这样,福特依然把和竞选对手卡特的差距从30点缩小到3点,假如他没有在福特-卡特辩论中宣称“东欧不是在苏联控制之下”,他没准会像1948年杜鲁门1948年那样反败为胜。可惜那没有发生。
    虽然完全不是他的错,福特当总统时期,美国遭遇历史上从杜鲁门伤失中国以来战略上最大的失败。
    福特是一个在专讲意识形态的年代不讲空论的人,一个肮脏时期的好人。他执政时,美国严重分裂,一如杜鲁门-麦卡锡时代开始的破裂。当他在1977年离职时,刚好是美国统一的“独立宣言”两百周年纪念。
    英文原文:A good man in evil times  By Patrick J. Buchanan  Friday, December 29, 2006
    http://www.townhall.com/columnists/column.aspx?UrlTitle=
    a_good_man_in_evil_times&ns=PatrickJBuchanan&dt=12/29/2006&page=1
     

    当前时局(中文版)

    看到这篇《参考消息》翻译的文章,讲的大体和昨天那篇《THE WEEKLY STANDARD 》文章相同,只是角度完全不同,《THE WEEKLY STANDARD》是新保守派,而美联社是自由派观点。
    现在布什的情况确实是不太好,主要是共和党迫于选情考虑,不得不和他保持距离。布什要要坚持自己的见解的话,就会影响他的党,而要是考虑他的党的利益的话,又背叛了自己的信念。

    美联社: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空前孤立 
    【美联社华盛顿1月14日电】布什总统曾说,即使只有妻子和他的狗支持他,他也会坚持伊拉克战争。
    事态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
    在布什说要增派2.15万名美军士兵,努力将暴力不断的伊拉克从危险边缘挽救回来之前,美国人就已经对这场战争感到愤怒了。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完全不喜欢这个想法。一直持反对意见的民主党人得到了一些共和党人非常公开的支持。甚至伊拉克总理马利基都必须经过说服,才能同意向巴格达增派更多美军。
    波士顿大学政治历史学家朱利安·泽利泽说:“他是一位最孤立的总统。”
    议员们的确在2003年批准进攻伊拉克。但如今,民主党领导的国会随时准备投票反对这一将对2008年选举产生巨大影响的政策。
    然而,布什与华盛顿政客的问题不仅仅是新的党派分歧的结果。曾在战争问题上支持总统的民主党人纷纷溜之大吉,甚至在一些保守派共和党人中也出现了一片反对声,只有少数共和党议员谨慎批准总统对战争的领导的时期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布什在10日晚间讲话后出现的激烈言辞。
    始终对战争持批评意见的参议员查克·哈格尔说:“(这是)自越南战争以来国内最危险的外交政策失误。”迄今为止仍支持战争的民主党参议员比尔·纳尔逊说:“我没有被告知真相。”
    始终支持布什增兵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承认,举行投票时,大多数共和党人是否会支持总统成了每个人的猜测。他说:“我希望共和党成员中绝大多数能支持总统,但我无法预言是否会这样。”
    根据1月份美联社-益普索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0%的政客反对向伊拉克增兵,并怀疑这样做是否有帮助。赞同总统有关战争举措的人只占29%。
    布什的助手们在耐心地根据将军们和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的想法描述战争计划。但总统忽视了该小组的核心建议;到明年为止撤军,从伊朗和叙利亚寻求帮助。
    该小组公开要求布什关注他们的一些想法,例如派遣更多美国人培训伊拉克安全部队,但该小组也明确指出他们注意到了总统拒绝他们的一切方式。
    战争指挥官们担心,增兵会加大武装部队的压力,同时降低对伊拉克人接管权力的鼓励。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劝说。他们得到保证说,布什在增兵的同时会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并要求伊拉克人进行艰难的政治和策略改革。但总统并没有说如果马利基像过去那样予以拒绝的话怎么办。
    增兵计划的成功几乎全部指望马利基,但他最多就是一个不情愿的伙伴。白宫多次指出,向巴格达增派上万名美军士兵是伊拉克领导人提出的。但马利基的提议却是把美军撤退到巴格达郊区来稳定首都。美国否认了这一说法,担心这会导致对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不公平待遇。
    布什的孤立让人想起了翰逊的困境,当时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声让他觉得不应该再谋求连任了。
    同样的,泽利泽说,布什自己的党内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厌恶他对他来说“非常危险”。泽利泽说,这让布什在最后两年的总统任期中很难得到支持,而且增加了他的政策在历史上会被看作错误的可能性,也让共和党在准备2008年竞选时陷入困境。(参考消息)

     

    当前时局

    Bush Stands Alone Defying Congress, the press, and the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by Fred Barnes
    THE WEEKLY STANDARD 01/22/2007, Volume 012, Issue 18
     
    There's a simple reason the Washington establishment, Democrats, and the press hate President Bush's new strategy in Iraq: He spurned their advice. He ordered a troop increase, not the first phase of a withdrawal. He didn't echo Democrats like Senator Joe Biden and suggest the war in Iraq is lost. The thrust of his nationally televised speech last week was that we can still win. He mostly rejected the findings of the Iraq Study Group. And he refused--in fact, he's emphatically opposed--to engage Iran and Syria in talks. Nor did he go along with calls to abandon democracy a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his foreign policy in Iraq and elsewhere in the Middle East.
    This was a major snub by Bush, a big-time thumbing of his nose at his critics and even at some of those who have advised him. It was the contrarian Bush in action again, much as he was in his first term--only he's less popular now. But he's still willing to go it alone as president. Republicans on Capitol Hill, normally his allies, are "nervous," a Bush aide says. "They're skittish," says another aide. Democrats, of course, are opposed to the president's plan with a fury and indignation that comes with knowing that public opinion is running their way on Iraq.
    In embracing a new counter insurgency plan in Iraq that calls for an additional 20,000-plus American troops in Baghdad and in Anbar province, Bush took a step he'd hoped to avoid. He publicly disagreed with his generals. The president is especially fond of General George Casey, the commander on the ground in raq. He invited Casey and his family to a meal at the White House last year, partly to size him up by seeing how he interacted with his wife and kids. In September, he told conservative journalists he was totally confident in Casey's advice. "If Casey is wrong, I'm wrong," he said.
    Now he's decided Casey and Centcom commander John Abizaid were wrong in their reluctance to deploy more troops and change the military mission in Iraq, particularly in Baghdad. They favored a "small footprint" by American troops whose chief assignment was to train the Iraqi army to take charge. This, in turn, would allow American soldiers to begin coming home. Instead, Bush has changed to a counterinsurgency strategy with American troops more visible, more involved in combat, and assign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secure the Iraqi capital.
    Historical analogies are inviting here, but the removal of Casey and Abizaid was not quite the same as President Lincoln's firing of General George McClellan in the Civil War. Casey will become Army chief of staff and Abizaid was about to retire anyway. But there is one strong similarity: Casey and Abizaid weren't winning. So Bush has brought in new commanders, notably General David Petraeus, the Army's top counterinsurgency expert. Petraeus's job is to be Bush's Ulysses Grant.
    Some Republicans were disappointed in the president's speech. They wanted a rousing address that would electrify the public, spur support for victory in Iraq, and ease the war's political drain on Republicans. But Bush spoke to a camera in the White House library and, as an aide says, he "doesn't deliver good speeches in that forum. . . . There was some deflation with it." Besides, the speech was designed to explain the president's change of plans, not stir passions.
    Bush was more outspoken and forceful in private sessions with more than 130 members of Congress in recent weeks and in a briefing for TV anchors on the day of the speech. Many members weren't convinced by Bush, but Mike Pence, a conservative leader among House Republicans, was persuaded to back the Bush plan. "I went in biased against a troop surge," Pence says. "What I heard was that it wasn't simply a troop surge" but also a change in strategy and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As he and other House members met with Bush in the Cabinet Room, Pence pointed to a portrait of George Washington on the wall, noting that Washington was chosen by Congress as commander in chief in the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at military operations were assigned to him alone. Today, Pence said,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that military strategy be left to Bush. Pence quoted Bush as saying, "We don't need a plan to redeploy. . . . I want to redeploy, just not right now. We need to win. . . . I've decided not to fail. We're not going to fail."
    Chris Shays, a moderate Republican from Connecticut, needed no persuading. He took umbrage when another Republican recounted for Bush the skepticism of many of his congressional colleagues. "He took it personally," a White House official said. Shays had stuck to his support for the Iraq war during a tough reelection fight (while urging a timetable for withdrawal). "Wait a minute," the other Republican said. "I'm just passing on what I've heard." Shays is advising Republicans to stick with Bush. "We've finally got a policy that has a chance of success."
    At the White House, Shays is regarded as one of what a Bush aide calls "the smart ones." These are members of Congress who survived the 2006 election when Iraq was a drag on Republicans. They understand they're free, in effect, to continue supporting the war in Iraq. The White House view is that other Republicans should feel the same.
    Bush was especially vigorous in his meeting with television anchors, whom he impressed with his candor and fervor. He denounced the way Iraqis handled the execution of Saddam Hussein. That much of his off-the-record remarks became public. In that and other sessions, Bush made clear that he had told Iraqi prime minister Nuri al-Maliki in no uncertain terms that he must keep his promise to deploy the Iraqi army, as never before, against both Sunni insurgents and Shia death squads in Baghdad.
    With Bush's decision to intensify the war in Iraq, a striking feature of his presidency emerges once again. He is willing to reject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endure sharp attacks for a policy he believes in. His foes regard him as stubborn to a fault and in denial about the poor prospects in Iraq. Something like that was said of Lincoln during the Civil War. Okay, Bush isn't Lincoln. But he is a president with courage and remarkable stamina, a president who, after six years, Washington still doesn't quite get.
    Fred Barnes is executive editor of THE WEEKLY STANDARD.
     

    刘擎:2006年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

      
    刘擎的西方知识界重要事件综述已经连续写了好几年了。
     
    1. 拉美政局与左翼思潮的复兴
      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振奋人心的激励来自中南美洲的政局变化:近年来具有鲜明左派或中左翼倾向的政治领袖在大选中获胜或连任(包括巴西的鲁拉,厄瓜多尔的柯利亚,智利的巴切蕾特,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虽然美国的主流舆论对拉美的这场“红色革命”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认为这是“政治强人”煽动民粹主义所导演的选举闹剧,会将拉美的经济发展引向灾难。但左翼力量终于突出重围,开始在主流媒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去年 11月《时代》周刊和《洛杉矶时报》等就曾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布什当局在拉美国家推行的政策。今年4月《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更为激烈地抨击主流舆论对拉美局势的妖魔化,指出拉美的“左转”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标志着过去二十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拉美的失败。著名“世界体系”理论家华伦斯坦在《新左派评论》(2006年7-8月号)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认为美国霸权在2001-25年间进入了不断衰落的时期,而布什的国际政策加速了这一的衰落。托派社会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办的“世界社会主义网站”(WSWS),今年1月在澳大利亚召开“国际编委会”会议,编委会主席大卫·诺斯(David North)在开幕发言中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获得了全球性的扩张,但其危机在不断地加深。美国最大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会议“社会主义学者大会”(SSC)在历经了2004年的分裂之后,似乎在今年获得复苏。分裂出的一支“左翼论坛”(The Left Forum)于今年3月在纽约举行主题为“全球抵抗与帝国的衰落”大会,从开幕式的“挑战帝国”到闭幕式的“前进”主题,显示出高歌猛进的势头。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左翼思潮与社会运动曾面临严峻考验,也一直在探索中寻求突破的契机。2006年左翼力量似乎聚集了新的能量,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转机。但是,“新自由主义”遭遇的挫败并不天然地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对于西方社会主义的复兴而言,当下的转机仍然还是朦胧的曙光。
      2. 纪念阿伦特百年诞辰
      今年10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伯林的“阿伦特的思想空间”现代艺术展开幕,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播出了对阿伦特的学生、传记作者和研究者杨-布鲁艾尔(Elisabeth Young-Bruehl)访谈。而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早在年初已经开始,学术界重要的演讲与国际会议迄今有30多次。歌德学院预告了明年1月召开的研讨会日程,表明相关的活动还在持续……。这样广泛而隆重些纪念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仪式,而是最近20年以来阿伦特的思想影响持续增长的结果。正如杨-布鲁艾尔新著的书名(Why Arendt Matters)所提示的那样,阿伦特对于我们的时代仍然至关重要。作为20世纪极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家,阿伦特的作品蕴含着多重阐释的可能。比如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一书中认为,狂热极端的意识形态俘获了处于孤独焦虑之中的病理性“大众社会”,从而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兴起。而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克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艾克曼的那种“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于是,面对今天的世界风云,许多人借用阿伦特的思想对当下极权主义的可能做出不同的诊断。有人在谈论所谓“伊斯兰极权主义”,比如德国前外交部长(哈贝马斯的弟子)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将此称作(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极权主义”。而另有作者,比如拉宾(Corey Robin)最近在《伦敦书评》发表的文章却认为,当今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具有极权主义的危险,这恰恰源自阿伦特所说的那种“仕途主义” (careerism)的平庸之恶。拉宾还提醒我们,阿伦特对于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忧虑。她在60年就指出,犹太人从几个世纪“不惜代价求生存”转向了 “不惜代价维护尊严”,但“在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背后潜伏着对一切的绝望而准备自杀的心态”,她看到了许多犹太人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妥协。因为生怕妥协会将他们带回到那些在欧洲沉默受难的屈辱日子。阿伦特的许多洞见(比如她对“阿拉伯问题”的关切)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的探讨。的确,阿伦特之于我们的时代仍然重要,她的思想遗产也将继续在争议性的阐释中给予我们启迪。
      3. 福山再度成为焦点人物
      1989年以 “历史终结论”闻名世界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2006年再次成为公共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人物。他为今年再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末人》新写了后记《“历史终结”之后》,试图澄清人们对 “历史终结论”的误解,并回应17年来有关这一论题的争论。但这篇“再版后记”引发出新一轮的争论。批评的重点仍然在于质疑历史终结论是否成立,以及福山自己的立场是否前后一致等。今年8月“开放民主”网站汇集了10多篇相关文章,组织一次(网络)专题研讨会,福山为此撰写了《对批评者的回应》,试图再次澄清自己的观点,并解释自己观点的变化。而更受人关注的是,福山在3月出版的新著《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其中严厉批评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宣告了与 “布什主义”的决裂。由于福山当年曾支持布什当局对伊拉克开战,并长期与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高层官员与智囊人物交往从密,这本著作被看作是福山政治立场的“戏剧性转向”,在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从福山自己的论述逻辑来看,他的变化与其说是他告别了新保守主义,还不如说是“布什主义”背叛了新保守主义。福山自己所主张的基本论点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是(黑格尔-科耶夫意义上)“历史终结”的现代性形态,认为这个终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最终将获得普世性的胜利。他所做的修正只是“时间表”意义上的:认为自由民主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边缘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实现,而实现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于迅速而和平的“东欧模式”。福山与布什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通过使用外部武力来强迫完成。在福山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工程”。而新保守主义的传统(在其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留下的一个重要思想遗产就是反对这类社会改造工程。实际上,福山是主张以经济发展和渐进改革为前提,促成对于民主的内在需要,从而实现走向民主的“和平演变”。而与此相比,布什推行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以及武力变更政权的政策恰恰是一种激进的霸权主义。不幸的是,“新保守主义”这个名称已经被滥用了,福山也就不再愿意以此自称。
      4. 漫画引发的文化战争
      去年9月,因丹麦《日兰德邮报》刊登了几幅将穆罕默德描绘成恐怖分子的漫画而引出一场风波。这场“漫画风波”在今年愈演愈烈。1-2月,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多份报纸相继选登了部分漫画,加剧了穆斯林的不满,示威游行、暴力冲突不断发生。《日兰德邮报》编辑的回应是,丹麦有着自由表达的传统,对于任何宗教都一视同仁。而转载漫画的相关欧洲报纸编辑则表示,他们只是在捍卫言论自由。虽然丹麦首相在阿拉伯电视台发表讲话,就漫画引起的冒犯向穆斯林致歉,但他同时强调,政府无权干涉报社的言论自由。欧洲境内的伊斯兰教徒的抗议示威不断升级,英国政府担心此事引发一场“新圣战”。2月8日法新社报道,一名塔利班高级指挥官宣称:塔利班将悬赏100公斤黄金追杀那个把先知画成“炸弹客”的漫画家;对于任何杀害丹麦人、挪威人或德国士兵的人,塔利班也会奖赏 5公斤黄金。这一消息使美国首次对漫画风波公开表态。布什说,美国主张新闻自由,反对因强烈不满而采取的暴力活动。国务卿赖斯直接指责叙利亚和伊朗借漫画事件煽动穆斯林对西方的仇视。在公共知识界中,有评论者指出,西方“自由社会”可以容忍或接受类似于“炸弹客穆罕默德”的自由表达;而穆斯林的暴力抗议暴露出他们守旧专制的宗教理念。另一些评论则认为,西方的言论自由从来就有其限制与边界,许多国家都有禁止种族歧视与“仇恨言论”的相关法律,漫画以言论自由为名冒犯了宗教情感,是一种西方霸权的体现。
      5. 国际知识界声援贾汉贝格鲁
      伊朗著名哲学家与作家贾汉贝格鲁(Ramin Jehanbegloo)在4月27日从印度讲学回国时,在德黑兰机场遭到逮捕,随后被关入德黑兰Evin监狱。贾汉贝格鲁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目前担任德黑兰文化研究局当代研究部主任。他曾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兼职教授,拥有加拿大和伊朗的双重国籍。贾汉贝格鲁发表过二十多种著作(其中《伯林谈话录》有中译本出版),论及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甘地、泰戈尔、伯林、萨伊德等。他对西方哲学和现代性的研究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之间建设性对话的可能。5月6日伊朗情报部长对外确认了贾汉贝格鲁被捕的事实,暗示原因在于“他与外国人的接触”。在学术同行看来,贾汉贝格鲁是“政治上极为温和”的学者,他的被捕令人感到意外,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5月15日欧盟委员会发表新闻,表示对此事件的“严重关注”。5月 24日世界各地432名学者与作家联合签署一封“致伊朗总统内贾德的公开信”,公开信中高度评价贾汉贝格鲁的学术贡献及其国际影响,指出对他的关押未经过任何司法程序,违背了伊朗共和国的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敦促内贾德总统亲自干预此事,尽快释放贾汉贝格鲁。公开信的签署名单几乎囊括了当今最为著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得主艾芭迪和库切,以及不同专业领域和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诺姆·乔姆斯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安东尼·内格里,恩内斯特·拉克劳,查塔尔·墨菲,斯拉沃热·齐泽克,尤尔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希拉里·普特南,罗纳德·德沃金,理查德·罗蒂,齐格蒙·鲍曼,安伯托·艾柯,莱兹克·柯拉科夫斯基,迈克尔·沃尔泽,理查德·伯恩斯坦等。另有“国际伊朗研究协会”(ISIS)等学术团体也为此发表了公开声明。8月30日贾汉贝格鲁被释放。他随后在接受“伊朗学生通讯社”的采访中解释说,他在国外讲学期间,有来自“敌对国家”的情报人员参加了他的研讨会,试图将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东欧与伊朗市民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计划)用作颠覆伊朗政权的目的。他对此感到遗憾,并建议伊朗学者应该在国内举办学术活动,以免在出国访问的活动中学术成果遭到滥用。他还表示自己在监狱中得到了完全人道的待遇。目前,贾汉贝格鲁的个人网站已经关闭。
      6. 反击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
      近年来,西方报刊(包括在知识界声誉良好《卫报》、《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国家》、《纽约客》、《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发表许多文章,“发掘”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的思想与美国极右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结果是施特劳斯已被公众看作是“美国新保守派的教父”,是反自由民主的精英,鼓励政客用谎言来欺骗大众。在许多严肃的学者看来,这完全是对施特劳斯“妄想狂”式的妖魔化。的确,施特劳斯的不少弟子(或隔代弟子)在布什当局的高层或智囊机构担任要职。但政界“施特劳斯派”的立场并不等于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也并不为学院中的施特劳斯派所认同。今年,施特劳斯学院派的弟子们相继推出三部著作:史密斯(Steven B. Smith)的《解读施特劳斯》(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潘格尔(Thomas L. Pangle)的《施特劳斯导论》(Leo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His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Legac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以及扎科特夫妇(Catherine and Michael Zuckert)的《施特劳斯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Leo Straus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American Democrac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这些著作通过对施特劳斯作品的严肃解读和阐释,致力于探索施特劳斯真正的思想遗产。三部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是: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史密斯教授解释说:“朋友”意味着施特劳斯本人并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对现代自由民主最有益处,因为他“理解政治的方式不是出于左的或右的立场,而是来自俯瞰的上方”。如果说有什么“施特劳斯的政治”,那么这种政治更接近于他同代的以赛亚· 伯林和雷蒙·阿隆等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当时任何一个保守主义的主将。扎科特夫妇认为,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深刻洞察,正因如此,他才是自由民主清醒冷静的辩护者,能够同时意识到它的力量与弱点。而潘格尔的著作探索了施特劳斯的哲学思考对民主公民的复兴以及对我们文化批判性的自我理解所做出的贡献。这三部著作的出版已经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在客观上反击了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解释。
      7. 英国“思想战役”开辟新的公共空间
      2006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政界、商界、学界和传媒的近200名“重量级人物”汇聚位于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就当代“紧迫而重大的思想问题”,面对近千名听众展开公开和激烈的交锋。这个名为“思想战役”(The Battle of Ideas)年度活动是一种新颖而特殊的跨行业、跨学科的文化节,由英国独立的“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of Ideas)于2005年创办。今年第二届“思想战役”更为引人注目,发言者争论之尖锐激烈,现场听众参与之热烈踊跃都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活动的形式也精彩多样(从正式的“主题争辩”,到半正式和“沙龙辩论”和自由随意的“咖啡对话”,以及影视展映等等),涉及的主题包括文明冲突与西方文化危机,二十一世纪的认同,环境保护与反环保话语,心理治疗工业与教育问题,艺术创造自由与大众消费等等。活动受到参与者与观察家的极高赞誉,被认为是一次绝对令人难忘的、罕见的“思想盛宴”。
      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思想战役”的诉求与潜力。三位召集人当中,有的以社会评论家为职业,有的是牛津大学的青年教师,但都是活跃于公共领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共同感到,在传媒机制和学院规训的制约下,当代的文化氛围变得越来越因循保守。这种“遵从主义” 压抑了真正的民主讨论,封闭了政治想象与文化创造的空间。由此,他们致力于“打破一切思想禁忌”(包括所谓“政治正确”以及“顾忌直接的现实后果”所造成的限制),提倡“无限制的自由讨论”。正如“思想研究所”在其创建宗旨中明确告白的那样,他们继承的是(康德式的“大胆而公开地使用理性”的)启蒙主义精神传统。他们声称,在“思想战役”中每个人都具有“完全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没有免于被冒犯和批评的权利”。他们的诉求不是要以“达成共识的名义”来寻求时代的“镇痛剂”,而是要以开放而强劲的思想交锋来反思时代的大问题,为创造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间开辟新的道路。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英国这些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创新与活动能力,他们往往兼备作家、学者、编辑家和活动家的品质,具有罕见的跨行业、跨学科的知识和交流才能。这使2006年“思想战役”得以筹集足够的民间资金,汇集具有公共影响力的著名人物,并获得BBC,《泰晤士报》、《卫报》和著名网络媒体Spiked的全程报道。活动之后及时出版多种文集,同时在学院刊物中发表讨论专辑。他们远大的抱负和卓越的才能,蕴含着重新塑造欧洲公共文化的巨大潜能。
      8. 格拉斯迟到的自白
      小说《铁皮鼓》使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成为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评语是:“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了历史被遗忘的面孔。”然而,今年8月12日,格拉斯公开揭示出自己曾是纳粹党卫军人的身份,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德国、欧洲乃至全球的黑色风暴。德国联邦议员要求收回格拉斯的一切荣誉奖赏,包括诺贝尔文学奖。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委婉地指责格拉斯坦白得太晚。许多批评者认为,格拉斯年轻时的选择可以原谅,而不可饶恕的错误在于其“长达61年之久的缄默”。最激烈的抨击来自格拉斯的出生地,现属波兰的格但斯克(原名但泽)。格但斯克市议会决定要求格拉斯放弃“但泽荣誉市民”的称号。此外,《纽约时报》也刊登评论,题为“格拉斯:一个非常的德国耻辱”。与此同时,格拉斯的作家同行们纷纷为其辩护。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在《卫报》上刊文赞扬格拉斯的勇气与道德。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怀疑那些批评者在没有扪心自问的前提下表达了“伪善”的想法。《法兰克福汇报》则提供事实证据:二战一结束,“格拉斯在战俘营中就向美军方承认自己是纳粹党卫军人,相关材料现存于柏林国防军问讯处。”更有力的辩护在于格拉斯的作品本身。合称为“但泽三部曲”的《铁皮鼓》《狗的岁月》及《猫与鼠》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深刻反映了纳粹时期社会的扭曲与荒谬,其中也蕴含了对自身经历的反思与忏悔。格拉斯的自传体新作《剥洋葱》于8月16日出版。
      9 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
      美国国会图书馆11月15日宣布,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2006年度“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每人各获得50万美元的奖金。“克鲁格奖”于2003年创立,由慈善家约翰·克鲁格(John W. Kluge)资助,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评审。该奖专门针对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并期望在将来能够获得与诺贝尔奖同等的声誉与地位,年度奖金为100万美元。候选人由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推荐产生,评选标准是,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杰出贡献、对其它学科具有跨学科的启示与借鉴意义,以及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获奖者不限国籍,不限写作语言。2003年,时年76岁的波兰裔哲学家柯拉科夫斯基独自获得首届“克鲁格奖”; 2004年,80岁的美国历史学家嘉斯拉夫·帕利坎和91岁的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分享了第二届克鲁格奖。2005年该奖空缺。今年的克鲁格奖授予华裔与非洲裔的历史学家,似乎表明克鲁格奖对不同文化族群的开放取向。余英时1930年生于中国天津,1956-1961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在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余英时的主要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士与中国文化》、《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现代儒学论》以及《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富兰克林今年91岁,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专门研究美国黑人历史。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北卡罗来纳州的自由黑人》《从奴隶到自由》《解放宣言》和《二十世纪的黑人领袖》等。
      10. 2006年辞世的学者与作家
      11月16日,诺贝尔经济学奖(1976年)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世长辞,享年94岁。他被称为与凯恩斯、萨缪尔森齐名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教父。他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倡导依靠个人责任感的自由竞争,认为控制货币供应是政府唯一可以使用的经济杠杠。他在理论上有三大贡献,即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以及自然率假说理论,著有《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自由选择》等。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的课堂上结识了罗斯·戴瑞克特,六年后两人结为终身伴侣。1998年他们合著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问世,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回顾了弗里德曼的三次访华经历。他曾近距离地观察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向中国介绍关于自由市场的思想,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特殊而富有争议的影响。
      9月15日,享誉世界的记者兼作家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在家乡佛罗伦萨去世,终年77岁。作为记者,她以罕见的尖锐犀利采访了霍梅尼、基辛格、邓小平和布托等世界政坛最为重要的领袖人物。法拉奇说,她每次采访经历里都“倾注了心和灵魂”,一如她对于一生仅有的一次爱情(与希腊抵抗运动领袖帕纳古利斯)和她那未出生的孩子。《人》与《给未出生的孩子的信》两书满载着她对生命的礼赞和热爱。在2001年9·11灾难之后,沉默已久的法拉奇发表八万言的《愤怒与自豪》,猛烈抨击伊斯兰文化的“野蛮”,由此招致“种族歧视”的指控。而她的回答是:“你们想对我做什么?你他妈就做你的,我就是要说出我想说的。”无论人们对她的言论有多少争议,她的离去让世界少一个桀骜不逊的女性声音。
      10月30日,文化人类学领域杰出的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因病骤逝,享年80岁。格尔茨从1970年开始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他在社会文化理论上贡献卓著,不仅体现在他的符号人类学理论,而且延伸到地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领域。他的《文化的解释》《爪哇的宗教》《地方性知识》等著作影响深远,被公认为20世纪学界的一位“具有原创力和刺激力的前沿人物”。
      4月29日,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于98岁高龄逝世。除了《1929年大崩盘》《富足社会》等经济学名著之外,他还留下了包括自传、小说在内多种文体的50余种书。曾获得美国总统颁发的自由勋章。
      8月1日,著名政治学家、“差异政治”理论的主将艾里斯·马里恩·杨(Iris Marion Young)于家中病故,年仅57岁。她2000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政治学,在女性主义理论、正义理论、民主理论等领域都有卓越贡献,而使她获得国际声誉的著作是1990年出版的《正义与差异政治》。杨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也是草根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对妇女、劳工等弱势群体有切实的关怀,著有《包容与民主》《论女性身体经验》等。
      7月1日,社会学家菲利普·瑞夫(Philip Rieff)辞世,终年84岁。早在1950年,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担任讲师的瑞夫与苏珊·桑塔格闪电结婚,并维持10年婚姻。多年来,桑塔格的声誉似乎遮蔽了瑞夫的光芒。而瑞夫是20世纪不容忽视的一位弗洛伊德研究者,著有《弗罗伊德:道德主义者的头脑》和《治疗主义的胜利》,并富有洞见地提出,西方文明从罗马时代到20世纪初先后受到“政治人”“宗教人”和“经济人”的统治,如今则由“心理人”主宰,接受一些精神领袖关于“自我”的信念。
      6月16日,《纽约书评》二主编之一芭芭拉·爱泼斯坦(Barbara Epstein)死于肺癌,终年77岁。爱泼斯坦毕业于哈佛大学,曾负责编辑轰动全球的《安妮日记》。1963年加入《纽约书评》之后,她负责文学、文化方面的组稿与校订,与这本刊物一同走过了43年。如今《纽约书评》已成在知识界声誉卓著的书评期刊。本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把“终身成就奖“授予《纽约书评》的两位创始人和两位联合总编。
      4月30日,法兰西学院院士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ccedil; ois Revel),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2岁。他也是一位政论家,曾担任法国《快报》社论作者15年,后又成为《观点》周刊的专栏作家。在他一生出版的30多本书中,最著名的有《无马克思,无耶酥》《极权趋势》以及《和尚与哲学家》。其中,《和尚与哲学家》一书是他与皈依佛教的儿子马蒂厄·里卡尔在山顶上的一场西方哲学与佛教之间的对话,拷问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
     
     

    我的一段前尘“网”事

    引子
    在前天(1月10日)的下班后,我完成了在豆瓣的第一次二手书交易,将一本多余的《历史深处的忧虑》(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之一)卖给了一名叫JUZI的豆友。因为我前不久买了一本新版的,和其它几本凑成完整的一套。我跟她解释了这本是三联最早出的收在“地球村观察系列”中的林达作品,所以才和豆瓣上的书影不一样。意思是想要她放心。
    “地球村观察系列”是三联前两年推出的一个系列丛书,收入其中的还有《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微观美国》,以及高小刚的《图腾柱下:北美印第安文化漫记》等好书。胡舒立是我向来敬佩的,她的《美国报海见闻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我一直想找却找不到。
    完成了这次交易,我感到很是高兴。4年多了,终于又一次开始了这种和网友交流的经历。这4年来,出于各种原因,我逐渐地很少上论坛,即使上了,也只是自己默默地看别人的发言。
    此后的两天来,我不时地在上下班的路上想起4年前的那段整日混在论坛的生涯。往事让人哀愁。我决定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候,趁记忆消退之前,将它记录下来,以作为永远的纪念。
    进入WEB2.0时代,类如博客、豆瓣这样的新形式日益兴盛,论坛则因为种种天然或人为的原因,逐渐衰退。看着自己收藏夹里的论坛一个个关闭,即使存活者亦不复如旧,心中委实和绞痛一般。兴亡之事,古今皆然,只是我们的太快。也许,我们那个时代论坛的“光荣与梦想”,再也不会重现了吧?


    一、初识论坛

    从2000年我首次能上网后不久,就发现并喜欢上了论坛。那个时候,新浪的体育沙龙好象是最有名的论坛了吧,据说,一批骨灰级的网友都出自该处。我上网晚,没能赶上那个黄金时代,而且也不怎么不喜欢那里。我常去的地方是新浪的读书沙龙(后来一批骨干网友集体出走,在另一处地方开设了读书生活)、网易的读书社区(这个地方人气并不高,我也主要是因为第一个邮箱是网易的才去的;不过当时的斑竹麦田却是个名人,呵呵,我的很多帖子都被他设成了精品)、人民网读书论坛以及文学网站榕数下等。呵呵,很显然,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
    在这些地方,我开始慢慢了解并熟悉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的网络世界(台湾那边叫网路世界,我更喜欢这种叫法)。下面我就列举一些给我印象最深,甚至还将之打印下来保留的人及作品。
    我的老乡须弥山主人的故事新编系列是我最喜欢的作品,能给我一种我老家那边春天最常见的野生植物映山红所给我的那种,凄艳感觉。我从中也能读到同样是我们老乡的鲁迅的气息来。后来在天涯的闲闲书话,有一位网友曾说,我的作品越来越向须弥山主人的风格了,问我是不是须弥山主人的另一个ID,当时我看了心里着实喜欢。
    麦田和人民网读书论坛前斑竹绿茶的论坛回忆系列则让我了解到论坛生活的精彩,其中既有激情、喜悦,也有生气和愤怒,从他们的作品中我还知道了一些论坛界的著名ID和不为人知的掌故。
    孤云的那篇著名的精彩网址推荐让我知道了很多好网站,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照他说的,按图索骥地去上网的。而天涯闲闲书话斑竹季米的网络书库介绍则让我找到了许多网上的图书馆和资料库,我至今还时不时地用到。

     

    非暴力,走出当今世界危机的“第三条道路”?

     
    《非暴力:从一种危险思想的历史得出的25条教训》(Nonviolence: Twenty-five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of a Dangerous Idea),马克•克伦斯基(Mark Kurlansky)著,现代图书馆出版社(Modern Library)2006年9月12日出版,精装本224页,定价21.95美元。
    对于当前的世界时局,人们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左派、和平主义者以及环保主义者等为代表的一方,以伊拉克的乱象和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最新一轮冲突为据,认为不能以武力来解决当前愈演愈烈的种族冲突和宗教仇恨。他们中甚至有人断言世界已经陷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预言的“文明冲突”--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挑衅,才导致目前的危险局势。用一句网络上很流行的话来说:布什提升了全球仇恨指数,他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远超过萨达姆、内贾德和金正日!
    而以新保守派为首的另一方则认为,正是因为西方过度沉迷文化多元主义、宽容精神和政治正确原则,让伊斯兰激进势力日益坐大,以至于现在的欧洲被日渐“阿拉伯化”,换句话说,欧洲正被伊斯兰从内部摧毁(可参见2006年第46期《华盛顿观察》所载笔者对《当欧洲入睡时:伊斯兰激进势力是如何从内部摧毁西方的》一书的介绍)。从令人沮丧的现实来看,似乎双方的主张都难以让人信服。那么,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呢?
    畅销书作家马克•克伦斯基的《非暴力:从一种危险思想的历史得出的25条教训》一书似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颇有说服力的“第三条道路”。他在书里所竭力宣扬的非暴力精神是介于武力手段和和平主义之间的一种生存哲学和抗争方式。与武力手段相比,它是消极的,因此不会激化冲突;与和平主义相比,它又是积极的,因此也不会导致那种“任凭杀屠,任凭自己之灭亡”的局面出现。奉行这种精神的多为宗教组织,比如卡特里派教徒(Cathars)、门诺派教徒(Mennonites)和教友派信徒(Quakers)等等。克伦斯基在书里追述了非暴力精神的历史,他据此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精神才是冲突和仇恨的真正解决之道。
    非暴力精神迄今最为成功,也是最为人所乐道的案例自然是印度的甘地的实践。克伦斯基这样写道,这位被尊称为“圣雄”的印度精神领袖,凭借着“非暴力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包括争辩、协商,以及采用抵制、静坐和罢工等和平形式的抗议--结束了英国人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使得非暴力精神一度风靡全球。在他的鼓励下,许多其他深受冲突和仇恨之苦的地区也举起了“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大旗,并且获得了成功:南非借此成功结束了种族隔离;新西兰的的毛利人(Maoris)借此摆脱了英国人的统治; 居住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巴坦人(Pathans)借此甩掉了英国人的殖民,还有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等等。甚至1960年代席卷全美乃至全球的民权运动也从中汲取了经验。
    克伦斯基接着论证试图以武力来解决冲突和仇恨的错误。他从上述那些成功的案例中总结出了25条经验教训,以此来证明武力的不必要性。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大量的德国平民丧生,克伦斯基认为,这一现象说明了无论是谁,一旦走上战争的道路,就会变得和他的敌人一样--这是克伦斯基的25条教训之一。因此,克伦斯基认为,武力不但不能解决冲突和仇恨,相反倒会激发更多的冲突和仇恨。
    克伦斯基提出,因为绝大多数民众是不喜欢武力的,要将他们带入战争,就必须诉诸谎言的手段--美国内战、越南战争和今日的伊拉克战争就是最好的证明。也正是因为此,克伦斯基将非暴力精神称为“一种危险的思想”--在克伦斯基眼里,战争是各种形式的权力存在和膨胀的基础,没有战争,这些“权力”中心就会失去很大程度上的合法性,因此希望巩固权力的人们才会如此痛恨非暴力精神,视之为洪水猛兽的“危险思想”。
    为了美化武力和战争,克伦斯基指出,各种形式的权力还将手伸向了宗教。他在书里特别指出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中世纪时候的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他于1095年发起了首次十字军东征行动,号召占领圣城耶路撒冷,从异教徒手中夺回耶稣的圣墓,屠城无数)。前者的一些学说常常被用作为正义战争的论据,后者则是圣战的拥护者。各种形式的权力利用他们来说明,只要目的是好的,只要程度是适度的,只要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战争就是正义的、合法的,甚至是必须的。
    克伦斯基甚至将矛头指向了那些被历史学家们赞美得天花乱坠的革命暴力。他说,通过对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罗斯革命的考察可以知道,武力并非是推翻一个既有建制(an established power)的必要手段,而是被利用来凝聚和巩固革命团队本身的一种政治伎俩。
    对于克伦斯基的这种推论方式,虽然多数评论家对其宣扬非暴力的宗旨大多都表示理解和支持,但大多数评论家并不予以认可。因为他们觉得克伦斯基用如此简单化和理想化的论证方式来解释如此复杂的历史,不免有些牵强附会。诸如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柏林墙倒掉、苏联解体等等,都是非常复杂的历史事件,非暴力运动自然在其中起了一定的--甚至是关键的--作用,但绝非是唯一的因素;造成这些事件发生的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仅仅将之归功于非暴力运动不是严谨的治史态度。
    还有,克伦斯基书中一味指责圣奥古斯丁的正义战争之说,但他却没有考虑到,圣奥古斯丁之所以提出该学说的背景--圣奥古斯丁正是在目睹了汪达尔人(Vandal)对罗马帝国的洗劫以及其它难以计算的天主教团体因为没有抵抗能力而被毁灭的惨剧之后才提出“正义战争”之说的,因此其学说的根源并非政治伎俩或者好战精神什么的,而是出于对民众福祉的考虑。
    克伦斯基的某些被视为“奇谈怪论”的观点的确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比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书里提出,二战中非暴力精神所拯救的犹太人数目要多于武力手段拯救的;大屠杀并非是被盟军以战争制止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盟军发动了二战,才会发生大屠杀的!所以,盟军当时要真想拯救犹太人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对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关于克伦斯基书里推崇的那些非暴力运动成功案例本身,也有可值一提的地方,比如案例中被非暴力精神击败的对象几乎全是英国人。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也可以这样问:倘若换一个对象,比如俄罗斯、法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其结果就会大大不同呢?换句话来说,这些案例的之所以成功是否更出于英国人的文明这一因素多一些,而不是克伦斯基所说的非暴力精神呢? 刘见林 ,《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 第1期,2007/1/10
     

    “一二·九”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观察》上看到黄河清的文章《如何评价“一二·九”——何家栋余英时歧见浅析》,里头引述何家栋的文章说: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家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代人:世纪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的一代。
    ……与“五·四”一代思想纷呈、流派林立的情况不同,“一二·九”一代的思想相当一致。由于时代的原因,虽然如费孝通、钱锺书这样的一流学者产生于党外的学术殿堂,多数具有思想家气质和抱负的知识分子都汇聚到了中共党内。……
    “一二·九”一代的阅读面是相当狭窄的,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国民党的“党义”读物,而是《铁流》、《毁灭》、《母亲》这样的苏联文学译著和艾思奇《大众哲学》一类的马克思主义简易读物。
    “一二·九”一代的思想追求包括三个主要目标:对外是独立自主、伸张国权,对内是通过计划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在政治民主的轨道上实现国家统一。由于中日战争、国共对立的残酷性,由于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一二·九”一代在延安整风中修正、降低了自己的自由民主追求,接受了以“新民主主义”为特色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新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这样,也就延后了“一二·九”一代思想家的产生。
     
    这一点在最近读《上学记》时,也有强烈的体会。“一二·九”学生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左转和激进化已成大势所趋了,自由主义等其他的思想只能被边缘化,只至最后被改造、消灭或逐离。
    的确,“一二·九”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被重视是好事。
     
     

    我的2006年书帐

    记录的全是在网上买的。现实书店买的已记不清了——书多了乱了就很难搞清楚自己近期买了什么书——不过这两年实际上没怎么逛过书店,所以应该也没买过多少。
    这些书买来后看了的有:如彗星划过夜空、上学记。看过部分篇章的有:有关品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回归公共空间。正在看的有:扫起落叶好过冬和太平风物。总统是靠不住的以前就看过,买了收藏。
     
    ——前者是原价,后面是买价
    2006年8月19日
    方言校笺(附索引)  38元  32.3
    总统是靠不住的—近距离看美国之二——地球村观察  21.8元  15.26
    如彗星划过夜空:近距离看美国之四  21元  14.7
    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1911-1984)  36元  30.6
    9月2日
    发现廿八都  25元 19.5
    笑我贩书续编——书林清话文库  32元 21
    邓云乡集——燕京乡土记(上下册)  36.5元 29.7
    11月20日
    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  18.6元  13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下册)  46元  31.9
    论美国的民主(全两卷)  42元  29.1
    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余英时作品系列  25.5元  17.7
    回归公共空间  19元  13.2
    12月27日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26元 20.5元
    有关品质(《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的散文随笔集)  22元  11元
    十七史商榷  58元  40.3元 
    上学记  19.8元  13.46元
    东写西读  18元 12.4元
    扫起落叶好过冬(林达著)  38.5元 23.1元
    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  14.5元 9.5元
     
     
    PS:想起来了,2006冬季书市的时候在三联书店摊位买过余英时作品系列以下诸种:
    《方以智晚节考》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和《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后来想在当当上把剩下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下册)》和《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补全,但前者一直缺货。
     

    为布什辩解

    1月23日布什向国会报告国情咨文之前,将公布自己新的伊拉克政策,面对已经火烧眉毛的伊拉克局势,布什能不能拿出一个万全之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向不爱看书的布什最近苦读华盛顿、杜鲁门的传记,希望能从这些先贤伟人的经历发现政策灵感。同时,布什也在戴维营频频召集自己的得力干将,密商应对之计。美国媒体也为布什着急,积极为他出谋划策,《洛杉矶时报》就请4位历史学家撰文,畅谈历史上的“战争领袖”——恺撒、成吉思汗、华盛顿和林肯,换了他们,会怎么处理伊拉克问题。(详见“牛新春:史上4位"战争领袖"谁能拯救布什?”

    但这里所谓的“一向不爱看书”却有值得商榷之处,布什比较爱看历史之类的书是众所周知的,他每年度假都会带上几本书。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布什想从杜鲁门的经历中寻找慰藉”的文章是这样写的:“众所周知,布什是个博览群书的人,对历史和传记尤其感兴趣。近几个月来,杜鲁门的经历和经验引起了他的注意。”(详见全文

    布什每年度假的书单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一些专栏作家老是拿此对其进行冷嘲热讽,白宫发言人还因此介入此事。布什有一年的书单是: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的《论民主:以自由的力量征服暴政和恐怖》、《乔治·华盛顿》(His Excellency: George
    Washington,by Joseph J.Ellis)、《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by Ron Chernow)、《我是夏洛特·西蒙斯》(I Am Charlotte Simmons,by Tom Wolfe)以及《圣经》等(详见》》》)。

    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为何知识分子(包括我们中国的与布什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知识分子)一提到布什,就会不分情况,不问理由的攻击他,嘲讽他。

    2007年将要发生的

     
         邓小平逝世10周年  
      香港回归10周年
         亚洲金融风暴10周年 
      恢复高考30年
        “反右”50周年    
         基督教传入中国200年。1807年是西方传教士首次来华传教。
         十月革命胜利90周年
           
     

    雷颐:50年来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